“文备众体”与唐小说的文体生成

唐小说吸收某一文体、某一文体元素进行小说叙事,破"体"为文;唐小说还从前代作品中吸取"营养"进行创作。融入唐小说叙事中的某一种文体,与融入唐小说叙事中的其他文体元素及"营养"一样,以吸收和组合两种文本自合方式,成为小说文体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而形成其"文备众体"的艺术特征:"吸收"就"形式"层面而言,指唐小说在"形式"上吸收前代不同的文体或不同文体元素及其表现手法加以会通;"组合"就"内容"层面而言,指唐小说在"内容"上从前代作品中吸取相似或相近的"文本"加以融合。     

明代话本小说中书信刍论

明代话本小说"文备众体",书信是其中一种重要文体。小说叙及的书信有家书、情书、友人书信、密信、特殊书信,这些书信蕴涵丰富文化信息,具有鲜明时代性。小说中的书信多数是作者精心为人物所设计,长于叙事与抒情,弥补了中国书信文学的缺憾。书信的格式、文体、风格,灵活多样。书信是重要的情节单元,承担着推动故事情节、刻画人物形象、强化作品主题的叙事功能。     

"以诗为文"——郁达夫小说语言的文体实验

本文从郁达夫小说语言体式入手,对郁达夫小说语言的文体构成进行了全面的剖析,探讨了他小说中占主体地位的语言样式,并从功能角度对这些语言样式做出了分析,认为这些语体样式的采用和郁达夫旧体诗表达之间有着文体写作上的承接关系,是郁达夫在白话小说文体上的创新实验.     

论宋代小说的平民意识

鲁迅先生在其经典著作<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唐代的"传奇文"在中国小说史上影响深远,对于小说文体的演进至关重要.他在该书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中这样写道:"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①这一论断影响巨大,很多学者都据此认为唐代是中国小说史上至关重要的时期,比如,石昌渝先生就认为:"唐代传奇不避讳虚构,驰骋想象进行铺叙描写,实录的原则放弃了,短小的格局打破了,它标志着小说文体的诞生."②其实,鲁迅先生的说法固是笃论,但其侧重点仍放在创作主体--作者一面,所谓"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也,而且他并没有下"小说文体诞生于唐代"之类的断语.如果以"新批评"的观点把侧重点放在作品本身,并参考"接受美学"的观点把读者这一文学要素也考虑进来,关于小说演进的观念也许就会发生改变.     

“以诗为文”——郁达夫小说语言的文体实验

本文从郁达夫小说语言体式入手，对郁达夫小说语言的文体构成进行了全面的剖析，探讨了他小说中占主体地位的语言样式，并从功能角度对这些语言样式做出了分析，认为这些语体样式的采用和郁达夫旧体诗表达之间有着文体写作上的承接关系，是郁达夫在白话小说文体上的创新实验。     

《史记》论赞对古代杂文文体的影响

《史记》中的“论赞”，充分地展示了作者的个性；它的内容无所不包；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它使用的语体是“议论而兼叙述”；体制短小，灵活多变。这些特点对古代，特别是唐以后的杂文文体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论“史识”对唐小说叙述的干预

史学家在编撰史籍的过程中,对历史事件的选择、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可避免地受时代风尚、历史背景、史学家自身学识、素养等因素的影响.以这种“史识”来进行小说创作,逐渐演变成了作者对小说叙述的一种干预.“史识”对唐小说叙述的干预主要表现为“纪事实,探物理,辩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的话语和创作意识.干预是体现作者自主创作意识、完成小说文体叙事的重要手段,也是唐小说文体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变迁的文化机制

作为文化产品的小说文体在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又由于新的文化场的出现而发生变迁。历史叙事与说书艺术孕育和制约着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文体的建构，在语言表述、叙事方式等诸多方面形成与西方小说文体迥异的语体和体制，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论先秦语类文献形态的演变及其文体意义

先秦时期的语类文献是在重言、记言传统的背景之下形成的."语"在性质上主要表现为它载录的是"善言";从文体形态方面来说,上古语类文献主要包含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这些类型.由于这些文体形式是历时性生成的,这就意味着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大体而言.先秦语类文献形态主要是沿着两条路向演进的:一是格言体内部的散见之"言"向结集之"言"的转变,一是对话体向事语体的演变.     

唐小说中祝文的学理价值

祝文作为一种反映人们对山川神祗祈祷和祝愿的文体,主要在与神仙、鬼怪、精灵等题材相关的唐小说中出现.融入唐小说中的祝文,不仅展现了唐人的审美追求和情感价值取向,而且有引出故事人物出场、刻画故事人物心理的叙事功能,对唐小说有重要意义.     

传承与新变：论六朝志怪小说的“自觉”

六朝志怪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既延续了史书的叙事传统,又呈现出新的特点。总体上看,志怪小说内容虚实混同,其"虚"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不以为虚的"虚构",二是有意的虚构。志怪小说的"虚构"与后世小说的区别在于其更多情况下并非文学意义上的虚构",非有意为小说"是其基本特征。但即便如此,作者参与故事、干预故事甚至是杜撰故事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文生事"的作品已经出现,这刺激了"文学虚构"的产生,加速了小说与史传的分离,体现了小说文体的"自觉"。另外,抛开小说家"实录"的叙述姿态,站在后人的角度审视六朝志怪小说,其中一些故事内容、结构手法、叙述视角几乎与后世小说无异。     

寄生词曲与明代话本小说的文体变迁

韵散相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结构方式.寄生词曲羼入话本小说后,于话本叙述体例、结构模式、语体风格等都产生明显影响.寄生词曲与明代话本小说文体变迁可分为三个时期:明前期话本受商业传播与读者接受等要素影响较少,因此寄生词曲的运用亦大致与宋元话本相似;中期话本入话体制逐渐趋于规范化,寄生词曲的议论功能不断强化;晚期话本中寄生词曲于小说体式的影响呈现出二极化的状态.话本小说中寄生词曲的流变从侧面映证了话本小说从早期的说唱文学之一种发展为成熟文体形态的文人化案头文学的演变轨迹.     

小说空间叙述创意——以西西与略萨的跨媒介思维为例

空间叙述显示出小说叙述的新转向.本文以西西与略萨的跨媒介思维为例,对此进行了阐明.西西从电影和绘画角度分析略萨的结构写实,并加以突破,在叙述文体上吸收现代电影技法,形成了蒙太奇文体.西西与略萨小说创作的共同之处在于:并置同时异地场景,压缩时空.其不同之处则在于:第一,西西更自觉从现代电影中吸取新元素;第二,西西发扬了中国文化"立象以尽意"的传统和汉语语法意念优势的特点;第三,西西具有自觉的空间叙述变革意识.     

“诗性”之维:论五四小说的“文体互渗”现象

五四时期,现代文坛涌现一批富有"内倾型"人格质素的作家,其主观幻想和孤寂善感的特点决定了话语风格趋向个性化和诗意性,在文学创作上多表现为日记、书信、童话、诗歌等极具个性色彩的抒情型文体形式。五四时期日记的"私语"体式、书信的"倾诉"体式、童话的"想象"体式和诗歌的"抒情"体式正是这种"内倾型"人格质素的外化。它们在与五四小说的互渗融合中形成了独特的叙述修辞,如复合叙述视点、感伤氛围渲染和自然意象叙事。该叙述修辞映现了这一时期创作主体独特的生命情怀,即自由自适的心性、青春的忧郁以及超越现实的姿态,烛照出五四时期创作主体普遍诉求的存在维度——"诗性"之维,标识着中国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发展变迁的本质性和规律化内容。     

论唐传奇"文备众体"的艺术体制

唐传奇的产生标志着我国古代小说的成熟。前人谓之“文备众体”，即史才、诗笔、议论三者结 合，形成了传奇独特的艺术体制。唐传奇“史才”的形成与史传文学密切相关，借鉴了史传文学围绕主人 公命运发展过程，按时间顺序依次叙述，及塑造人物性格的写作技法；唐传奇注重抒情诗，以骈体语言描 写景物，及以诗歌杂入正文之中，形成了“诗笔”的艺术特点；“议论”的作用是对叙述的故事加以评论，对 人物进行褒贬，力图从具体的描写中抽象出哲理来。“文备众体”既是唐传奇的一大特点，也逐渐成为古 代小说发展中的一条重要规律，说明小说的产生与发展都是多种文体相互影响、渗透、融合的结果。     

唐传奇的叙事成规

本文依托现代叙事学关于虚构叙事在于特定语言成规的思想,分析了唐传奇建构的两种叙事成规:"个人化观点"和"情节化修辞".前者是对史书全知观点的蜕变,后者是对史传编年实录和六朝小说粗陈梗概的飞跃.唐传奇叙事成规的形成,在中国叙事史和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古代"杂文"的文体特征

杂文名称内涵复杂,这不但表现在杂文之"杂"上,而且杂文之"文"也义域广泛.杂文从文类泛称到文体专称有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使得其命名方式和分类特征都体现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矛盾和困惑.作为文体专称意义上的杂文是在宋明总集的编纂过程中定型的,基础是以唐宋八大家为主的古文杂文创作,而编选体例和文类设置上则与<文选>和<文心雕龙>有很深的渊源.中唐以降,古文中杂文在内容功能、语言风格、表现方式以及题目篇幅上都有其独特的文体特征.     

文体的内涵、层次与现代转型

中西方很早就开始了对文体的研究,本文在对中西方文体演变梳理的基础上,参考相关辞典的界定,提出了新的文体定义,强调了文体的四个要素:体制(体裁)、体式、语体和风格。并把文体分为五个层次:文类文体、体式文体、语体文体、主体文体、时代或民族文体。文章认为,我国传统的文体研究虽然内涵丰富,但多注重语言的形式方面,往往停留于直观性、经验性的层次,要给我国的语体文体研究注进新的活质就需要借鉴西方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思路和研究方法。     

明清文学教育与戏曲文学的生成

本文以明清蒙学的教育内容及教育效果作为主要对象,从三个方面考察明清时期文学教育与戏曲文学生成之间的因缘关系.(一)文学知识与戏曲故事的生成.蒙学读物中的历史人物故事为戏曲创作提供了丰富而便捷的素材,其伦理内涵也为戏曲创作提供了明确的导向,进而培育了文人戏曲家"寓义于事"或"借事明义"的创作理念,促成了独特的戏曲之道. (二)文学思维与戏曲叙述的生成.八股教育所形成的文学思维方式与戏曲叙述的生成有直接关系,八股文起承转合的结构方式为戏曲的长篇叙事结构所借鉴,而其"代圣人立言"的文体特征造就了戏曲叙述的深层结构. (三)文学表达与戏曲语言的生成.文词派戏曲典雅绮丽的语言风格是"以时文为南曲"的产物,更进一步看,则与戏曲家早年接受的蒙学教育有关,传统蒙学教材大都是整齐、对偶、押韵的诗歌,这种诗歌教育对戏曲语言的生成具有深远影响.总之,明清文人士子经由特定的文学教育所形成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成为戏曲文学生成的催化荆,并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戏曲文学的鲜明特征.     

民初艳情尺牍与写情小说

民国初年各类书信尺牍的出版一度高涨,而其中的艳情尺牍因其骈四俪六的绮艳文风尤为一时风尚,特别是以徐枕亚等人为代表的旧派小说家陆续发表的一些"创作型"、"代言体"书牍,在一笔操办往复书信的过程中,竟使其具有了小说的情节和架构,具有了类似于《玉梨魂》一派写情小说的特点。然而到底是此类艳情尺牍的创作和出版催生了《玉梨魂》一类兼具书信体特点的小说的出现,还是民初《玉梨魂》等写情小说的流行刺激了艳情尺牍的出版和流行呢?笔者通过比较明清以来言情小说的基本情况,认为尺牍在小说中的运用一直存在,民初艳情尺牍的出版和风行应该是源自于写情小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