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学术在近代的嬗变、赓续与发展——“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推动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深入研究,上海大学历史系暨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举办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传统学术转型的原因、路径与方法,经学的近代转型,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古史辨"与近代史学,国学与中西学术,近代著名史家的学术与思想以及清代学术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次会议的举行,对于在海内外传统学术研究中打通古代与近现代之间的壁垒、促进不同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的学者直接对话并推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清代学术称谓考——从近代学者的论述谈起

近代学者对清代学术的研究首推章太炎,但是真正开始关注清代学术称谓问题的则是刘师培,他的《近代汉学变迁论》对"汉学"释名,开启了近代学者对清代学术称谓的大讨论。胡适、柳诒徵、傅斯年、钱穆等学者纷纷阐释"汉学"、"考据学"、"朴学"之名来称呼清代学术的不合适性。而梁启超以"清学"来代称清代学术被后来诸多学者所采纳,并且为我们今天讨论清代学术称谓问题提供了借鉴。     

华夏固有学术视域中的“红学”

华夏传统学术,发展至清代,最终形成经、史、子、集"四部"架构体系。产生于中华历史文化与学术综汇期的"古典红学",同样可以从经学、史学、子部之学、诗赋文章之学四种角度观察评析。作为迥异于西方"文学"及"小说研究"的既定学术存在,"古典红学"不仅是当代红学正本清源的历史依据,也是这门华夏固有之学实现学科重建乃至返本开新的学术前提。     

经史嬗递:傅斯年史料学思想的学术史考察

傅斯年所提出的近代史料学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从传统经学向现代史学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转化,经学考证目的由求道向求真转化,载道之经传向切人事之史料转化。史料学的特征其实已经暗含在近三百年中国学术之中,只不过是其哲学、心理学等西方学术背景促使他把实物资料和"科学研究之学术工具"提出来。把傅斯年史料学思想和其史学作品对勘,发现"证而不疏"并不一定准确,傅斯年的史料学是用比较的方法而求得通识,"证与疏"是其史学思想的两面,而陈寅恪更深入地实现了这个梦想,为后人开辟了一条史学求真与求识结合的道路。     

重估明代学术价值建构"明学"研究新体系--从竟陵派"学殖浅陋"谈起

明代的理学、经学、史学、佛学、地理学、天文历算学等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应正视明人之学,重估明代学术的价值,确立新的研究思路,使之成为与"汉学"、"宋学"、"清学"并立的一门学问.在建构"明学"研究新体系上,应重新认识阳明心学在明代学术史上的地位,避免使之成为明代学术的代名词;不以清人的学术标准来衡量明代学术,学术史研究不应成为简单的"表章某某,罢黜某某";反思20世纪的明代学术研究史,在继承传统之上,努力突破旧的研究范式;在中国学术史大背景下,重新考察明代学术的发展流变历史,编著能较全面反映一代学术风貌的学术史论著.     

风云际会的晚清新经学转型——张之洞与廖平的师生交往及其学术史意义

前人有见于张之洞和廖平学术面相之异,而未深究张廖学术实质之同,或以避免"逼贿"、"惧祸"之嫌疑而曲为辩说,反而遮蔽张廖契合之真相。张廖师生爱国尊儒、援西护中,在晚清经学转型过程中,前期殊途同归,后期若合符节,在回应"古今中西"之争、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共同努力中做出卓越贡献,奠定了新经学基本范式,彰显了中国传统永恒的普适价值和非凡的当代意义。在中国文化百年劫难之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无逃于"古今中西"之争问题意识,因而由张廖奠定的、"中体西用"为特征的新经学范式,也是最可借重和极富启发性的中国文化重建和当代儒学复兴的基础理论。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

持道统论的桐城派从立派之初就与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桐城派虽有学术门户之见,但至晚清以降,桐域派主张汉宋兼收,主张以经世致用化解汉宋之争,顺应了晚清学术兼容的潮流。20世纪初,中西学术之争逐渐取代传统经学之争,对传统经学的抱残守缺,使桐城派在近代学术转型的学术潮流中显得黯然失色,失去了在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发言权。     

蜀学后劲——李源澄先生

李源澄先生著述甚丰,"所涉范围之广,所论亦颇精湛".先生之论今古也,承廖季平先生及蒙文通先生之说而又更进,且明确提出以"经"与"经说"分别为说之论.先生以经学即是经义之学,"经学为中国文化之源泉",为中国文化之总汇.是先生以经学即内圣外王之学,惟于历史中求经学,始能见经学之意义.先生亦提出"经学将来之正路"在于出入西大学术,吸取、改造西方优秀文化,排斥抵制西方腐朽文化,"反而求之六经",弘扬民族文化中之优良传统,消除民族文化中之消极因素,从而兴起新儒学.     

近代前期中国传统史学的嬗变

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革，与之相适应中国传统史学在其观念和内容方面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反映在传统史学中经世致用思潮的再度崛起、边疆史地研究开始兴起、外国史著编译掀起热潮等三个方面。上述三个方面为传统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内容，最终构成了近代史学的主要内容和特色。     

钱穆与中国古史考辨

2 0世纪初实证史学思潮勃然兴起 ,生于潮流中的钱穆以擅长考证见称于世 ,在 2 0世纪实证史学领域占有重要一席。所著《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为其考据成就的代表之作。对先秦学术系统的清理 ,对于中国学术走出经学时代 ,均有重要意义     

中华学艺社与近代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

1916年,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丙辰学社",1920年迁回国内,1923年改组为中华学艺社,1958年宣告解散.作为留日学生创建的一个综合性、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华学艺社在其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通过发行<学艺>杂志、译著科学书籍、出版科学丛书、召开学术年会、举办科学演讲等途径,积极传播科学知识与科学原理,进行学术交流.为推进中国教育的发展,中华学艺社还兴办学艺大学、学艺中学,大力开展科学教育,培育新式人才.所有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儒学现代命运嬗变史考略

儒学在现代百余年的沉浮变迁史是一部充满艰辛曲折和同外来文化恩怨纠结的命运嬗变史。这部历史自康梁变法开始,总流动表现是始尔滑落、继而遭难、中期分流和最后合流复兴。其中有许多教训须总结,也有很多思想史迹须梳理勾勒。本文考察的结果是,孔子儒学虽脱去了古代加封的种种神圣光环和头衔,然其作为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资源所具有的丰富思想内容和人文精神价值,却是不朽可以长期开发下去为建设人类新文明服务的。     

儒学现代命运嬗变史考略

儒学在现代百余年的沉浮起伏变迁史是一部充满艰辛曲折和同外来文化恩怨纠结的命运嬗变史.这部历史自康梁变法开始,总流动表现是始尔滑落、继而遭难、中期分流和最后合流复兴.其中有许多教训需总结,也有很多思想史迹需梳理勾勒.本文考察的结果是,孔子儒学虽脱去了古代加封的种种神圣光环和头衔,然其作为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资源所具有的丰富思想内容和人文精神价值,却是不朽可以长期开发下去为建设人类新文明服务的.     

我国学界关于地方政府能力研究述评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化和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地方政府能力问题更为凸显.近年来地方政府能力便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研究逐步深化和系统化.其成果主要涉及如下方面:地方政府能力的内涵与类型;地方政府能力评估体系;地方政府能力相关性研究;地方政府能力现状及提升路径.     

中国古典学术流变大势述要

本文依据学术主潮将中国古典学术史划分为先秦、秦汉、魏晋隋唐、宋明、清五个阶段。以主要学术形态为纲,学派学脉、宗师传人为纬,描摹从先秦至清末期间中国学术递嬗更替、传承流变的历史轨迹。     

中国现代文化转型与中国现代诗学的发生

谈中国现代文化转型,应该有一个共同的言说基础.中国现代文化转型对中国现代诗学有着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中国现代的文化思潮、文化思想,不仅直接制约着中国现代诗学的发生,而且直接规定着它的精神和气质;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的格局、思维方式及其复杂性在中国现代诗学的发生中也清晰可辨.     

当代美国学者中国外交战略研究的多元视角考察

如何从国际关系学研究的视角探究中国外交战略的形成与发展,这是对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们研究中国外交与战略的重要考量.客观上讲,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还没能为国际关系学创造自己的理论,但其自身有着多样化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正在不断地融入到国际关系学的大学科中.一些美国学者把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脱离了国际关系学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外交政策研究本身,归咎为中国决策过程缺乏一定的透明度,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程度偏低,中国在国际制度中行为数据较少等.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江忆恩( Alastair Iain Johnston)认为,美国当代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它不愿意或不能够为国际关系学‘创建’理论,不能把‘中国案例’纳入到学科辩论中.”①本文对美国中国外交战略研究正在吸纳政治学、国际关系学中的概念、实证研究视角方法进行分析和论述.     

汉语法学论纲——关于中国文明法律智慧的知识学、价值论和风格美学

汉语法学经历了子学时代、经学时代和新学时代三大时期。其规范体系表现为中华法系,其意义体系凝聚为汉语法学。二者合一,照拂的是这个叫做华夏中国的家国天下,而构成生活世界、规范世界和意义世界的完整统一体。其中,晚近西学东渐的一个半世纪,是汉语法学的第三期,也就是现代中国的法意体系的创世纪。总体而言,其文明品格和内在义理,于折中损益中脱胎换骨,却一脉沿承,不绝如缕。其之所思所虑,不脱家国天下大框架,而悉以汉语作为表意工具,构成浩浩荡荡、源远流长之汉语法意表意体系。古典中国的法意精神,诸如奉天敬德的正义法精神、追求实质公正的实用理性、崇古法圣的历史主义气质、推究于名实之际的逻辑思维和刑名律学的修辞艺术,它们辗转推陈,经由现代洗礼,表见为洞悉人性本恶与期待人性善好的心性论、通情达理的法律理性、"天理人情国法"三位一体的运思方式和解释框架、"三维四理"的心性配置、寓俗常与超越于一体的价值伸论方式、家国天下的政治意识、世界蓝图和文明憧憬,以及汉语思维及其风格美学。在文化社会学和知识政治学的意义上,描述、想象和建构这一法意形态,以申说中国文明的法理愿景,既是本文的理论动机,也就是它的文化理想,同时,也构成了它的政治抱负。其以中国文化为深远背景,理述其源流,揭橥其命意,展示其学理内涵与文明品格,分析其条件、特征与基本进路,特别着意于奠立在现代中国文明基础之上的政道与治道的法理表达,着力提炼和运用汉语思维及其表达方式。经此作业,系统展示这一法律文明的思想形式、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和风格美学。     

现代中国视域中汉语写作转换的历史意义

在古老中华文明向现代中国转换的历史进程中,现代汉语写作具有奠基性、标志性意义,它为现代中国的生长提供了强大的平台和载体,进而推进了现代中国的文明进程。文言写作向现代汉语写作的成功转换,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所创造的最伟大的业绩之一。近年来所谓汉语写作的“失语”论、“汉语写作危机”论,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汉语写作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又经历了中西文化撞击和现代化洗礼,融汇了西方语言的优势和特长,具有极强的表现力、融合力和再生力,随着民族的强盛,汉语写作必将发出更强大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