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基础权力研究述评:基于财政分析的视角

国家基础权力的发展是国家政权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国家基础权力区别于国家专制权力,指国家实际渗透到市民社会,在其统治的疆域内执行决定的能力.在现有研究文献中,研究者不仅将影响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因素归结于政权的性质和类型,而且有力地揭示了财政汲取与财政供给对国家基础权力的影响.一方面,统治者财政汲取的追求推动了国家基础权力的发展,国家财政汲取的需求、规模、来源和方式等对民族国家是否能够存活、国家政权的性质以及国家行政体系的规模和发展程度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方面,财政供给的不同方式以及财政理性化的过程还影响了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不同路径,在国家能力建构过程中,财政体制理性化改革对于推动国家基础权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这些基于财政视角的研究,有的研究者也提出了批评,认为它们是基于欧洲国家形成的狭隘经验.这些争论为深入探讨和反思财政问题与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关系,提出了亟待解答的课题.     

当代中国国家能力分析

国家能力是任何一个国家要维系其存在所必需的基础性能力,是国家事实上渗透市民社会的能力。国家对市民社会的这种渗透应该是双向的,既包括国家在其统治的领域内自上而下的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实现其意志和目标的能力,也包括自下而上的国家从社会的汲取能力,这种汲取能力主要包括财政汲取能力和权威性服从与认同的汲取能力。国家权力是指国家可以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这是两个不同的政治概念,在使用中不能混淆二者的内容与外延。在现代化以及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应该提高国家的基础性能力,积极发挥其应有的效力,同时要形成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避免权力的滥用。     

当代中国国家能力分析

国家能力是任何一个国家要维系其存在所必需的基础性能力,是国家事实上渗透市民社会的能力。国家对市民社会的这种渗透应该是双向的,既包括国家在其统治的领域内自上而下的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实现其意志和目标的能力,也包括自下而上的国家从社会的汲取能力,这种汲取能力主要包括财政汲取能力和权威性服从与认同的汲取能力。国家权力是指国家可以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这是两个不同的政治概念,在使用中不能混淆二者的内容与外延。在现代化以及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应该提高国家的基础性能力,积极发挥其应有的效力,同时要形成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避免权力的滥用。     

以公共收入视角解读我国财政管理体制公共化的内在趋势简

公共收入由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两部分组成，税收的直接侵财性往往会引发社会的关注，而非税收入本质上不同于税收活动对于私经济主体财富的直接剥夺，但非税收入的财富汲取能力不亚于税收。由于非税收入的实现方式的隐蔽性，因此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也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在本质上，非税收入同样关乎全体公民的福祉，并且在极大程度上映射出一国财政发展阶段的真实面目。     

对计划单列市外宣体制的案例考察

现有的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计划单列市（以下简称＂计划单列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计划单列意味着把＂省级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特定城市,把特定城市的财政和税收直接纳入国家计划＂。因此,计划单列首先是一个经济管理概念。改革开放后的近四十年里,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计划单列市在数量上随着国家和地方省市发展的需要,经历了不少调整。     

论我国GDP国际对比中的不可比因素

论我国ＧＤＰ国际对比中的不可比因素王仁曾ＧＤＰ（Ｇｒｏｓｓ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ｐｒｏｄｕｃｔ，国内生产总值）与ＧＮＰ（Ｇｒｏ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国民生产总值）是反映一国国民经济发展情况最重要的统计指标，也是联合国推荐的、目前世界上最流行...     

预算外资金管理初探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地方和企事业单位财政权力的扩大,预算外资金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预算外资金收入增长过快,超过国家预算收入的增长速度,它的收支已成为名符其实的“第二预算”,并且从客观上已构成财政预算内资金、银行信贷资金、顶算外资金三足鼎立的三大财政之一,成为组织财力综合平衡的重要法码。因此,切实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增强国家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和综合平衡,已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农村家户属性研究

国家治理与家户属性密切相关。国家治理能力包括国家汲取能力、规控能力与供给能力，家户属性包括生物属性、社会属性、经济属性与政治属性。家户社会属性、政治属性与国家治理能力负相关，经济属性与国家治理能力正相关。具体而言，家户社会属性与国家汲取能力、供给能力、规控能力负相关;经济属性与国家供给能力正相关，与国家规控能力、汲取能力负相关;政治属性与国家汲取能力、供给能力、规控能力负相关。国家治理与家户属性都有限度，这就要求国家与家户之间要合理分工，相互合作，走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家国共担、家国互动”的乡村振兴之路。     

国家治理与我国现代财政制度构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做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战略部署。探讨国家治理理论的发展,从“统治模式”转向“治理模式”（善治）,并对财政制度在经济、政治与社会子系统的媒介作用进行了阐述。基于财政在治理转型中的关键基础地位,从预算制度、税收制度和政府间财政关系三个角度具体论述了如何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以推进国家治理方式转型,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当前,我国进入“大国财政”的新常态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建设大国财政,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不仅发挥财政的治国安邦作用,也发挥中国财政在全球治理中的更大作用。     

我国经济转型时期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障碍及其对策

我国经济转型时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国家宏观调节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仍存在障碍;（1）财政、货币政策各自为政;（2）财政调控功能严重弱化,金融调控“独木撑天”;（3）财政与银行的职能混淆不清;（4）企业体制方面的缺陷;（5）财政、货币政策的调控手段不健全。而对这些障碍的消除,应从以下几下面进行：（1）国务院成立一个时政金融委员会或领导小组性质的机构;（2）明确财政、货币政策的各自侧重点;（3）重构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4）强化财政调控力度;（5）寻找财政、货币政策的最佳结合点。     

财政下乡:现代国家的基层财政建设

财政下乡是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项基本命题。文章基于财政社会学的视角,在国家政权建设的框架下,总结了基层财政转型的三种模式,即汲取—政府强制模式、积累—政社一体模式、惠农—政府自主模式,打破了学界对财政转型的线性思考,即从税收国家走向预算国家的欧洲经验。我国基层财政建设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现代预算制度,必须在国家政权建设的宏观框架下,对财政合法性建设给予历史的、具体的理解。基层财政建设的当务之急是要强化公众参与,将群众路线落到实处,重新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     

一个尴尬范畴的批判--基于农民工概念演进的内涵和语境

由于历史语境的变迁,农民工范畴经历了从“农民工＝户籍身份（含输出地）＋职业（主要指经济收入）＋阶级成分”到“农民工＝职业＋户籍身份”再到“农民工＝职业”三个不同样态,其演变的语境也相应分为三个阶段。令人关注的是,当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然导致农村土地财富的攀升和“新生代农民工”含义的改变,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民工的内涵,即将进入“农民工＝职业＋土地财富”的新阶段。     

建立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的若干思考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社会生产力提高的同时，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本文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角度探讨了环境经济核算的缘由和方法，并且分析国内生产总值指标（ＧＤＰ）对于衡量一国经济增长没能考虑增长过程中环境污染等因素的弊端，拟建立环境调整后的国内生产总值（ＥＧＤＰ）这一新的国民经济总量指标，以更合理地反映环境与经济的相互关系     

国家治理财政学:学说渊源、理论基础及主要特征

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财政学理论的发展既受到外来理论的深刻影响,又在解释和指导中国财政实践中打上了中国国情烙印和时代特征。“国家分配论”受到来自苏联理论的深刻影响,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运用计划模式追求工业化紧密相关,强调中国财政的生产建设性。“公共财政论”借鉴西方现代财政理论,又与改革开放中引入市场机制加快经济增长相对应,强调现代财政弥补市场失灵的公共性。国家治理财政学将是中国汲取中外财政相关理论成果,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的财政理论探索。该理论从政府—市场—社会三维互动视角对财政现象进行观察,对财政主体、财政客体、财政目标和财政过程进行全面研究,为新时代发挥财政在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基础和支柱”作用提供理论支持。     

传统政治文明转型视角下的清末立宪之难

晚清政府自1905年开始在立宪改革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一次转型实验。本文从政治与社会系统互动的角度，通过分析指出：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存在着突破中国传统政治文明而迈向现代政治文明的历史性契机。然而，清末立宪缺乏相应的支持结构：（1）合法性流失与政治纽带脱节；（2）财政改革与中央汲取能力丧失；（3）军事格局失衡与军事政治的兴起；（4）政治-经济-社会精英转化阻滞；（5）政府与革命团体之间零和博弈倾向。清末立宪改革虽然失败了，但它开启了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转型之门。     

企业损益转折分析的数学方法

利用数学方法对企业损益转折进行经济分析。文中方法有助于企业在生产计划中确定最适宜的产量；分析收入与支出等有关因素，控制经营方向，从而作出经营方案决策，使企业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l收益函数、成本函数和损益转折产量企业的销售收入n是产量Q与产品单价P的二元函数，n＝f（Q，P），若单价稳定，视为常数，则可表示为Q的一元函数n＝fi（Q）＝PQ，称为收益函数。企业的生产成本C，也可视为产量Q的函数即C＝f2（Q）＝C1＋C2＝C1＋VQ，其中C2为固定成本，C2为可变成本，为单位产品可变成本。以m表企业盈利，则销售收入函数与生…     

1,2—二氰基,二硫甲基乙烯的制备与晶体结构

合成１，２—二氰基，二硫甲基乙烯［Ｃ６Ｈ６Ｓ２Ｎ２］，进行了１ＨＮＭＲ谱定性分析，并用Ｘ射线衍射法测定该化合物的晶体结构．该晶体的结构参数ａ＝１４．２４７７（２８），ｂ＝１２．７２５９（２８），ｃ＝９．２６２７（２４）×１０－１０ｍ，β＝１０２．８９（２），ｄ密度＝１．３８３ｇ／ｃｍ３，Ｚ＝８，属Ｐ２空间群，为单斜晶系．通过键长、键角的分析，阐明该分子骨架为近平面结构，分子呈蛙形，具有很强的配位能力     

关于财政改革的初步设想

当前财政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历史经验教训,来理顺和改变财政收支关系。财政问题说到底支出与收入的矛盾是个主要问题。支出的需要量大于收入的供应量的不平衡状况,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突出。对此,人们习惯地认为财政只要有了收入应付支出便完事大吉,相沿成风,无形中形成了“收入决定论”。这种传统理论禁     

超越国家汲取能力: 国际数字税实践的政治经济分析

税收是现代国家汲取能力的集中体现, 既反映了国家对经济社会活动的干预, 更是现代国家实现有效治理的资源保障。 进入数字时代, 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赋予了税收新的政治经济意义, 数字税成为全球税制转型的重要议题。 国家间差异化数字税征收实践主要源于全球数字经济产业链中的角色差异, 而非国家间汲取能力的强弱。 对于积极推进数字税实践的市场国而言, 其征税逻辑则因资源汲取能力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这源于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结构关系变革, 给汲取能力迥异的国家带来了不同挑战。 总之, 现代国家将数字税视为应对其在国内和全球两个治理体系中权威流失的一种解决方案, 数字时代的税收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超越资源汲取的政治经济意涵。     

一类四阶非线性常微分方程的周期边值问题的存在性

本文利用Schauder不动点定理结出了一类四阶非线性常微分方程的周期边值问题．y（4）＝f（x,y,y＂）y（0）＝y（1）,y＇（0）＝y＇（1）,y＂（0）＝y＂（1）,y＂（0）＝y（1）存在解的充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