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曾门四弟子关系之论析

张裕钊因会试得主考官曾国藩赞赏,而结成师生之谊,成为"军中秘书"。张裕钊作文作诗皆受曾国藩影响。吴汝纶也因科举而得曾国藩赏识,留用曾府,起草奏疏,影响最大。科场不利的黎庶昌却得曾国藩提拔,"教以作文之法"。黎庶昌成为桐城派一流作家。薛福成因《上曾侯相书》而得曾国藩重用。薛福成文介绍西方风土人情,开拓了桐城派散文新境界,堪称现代散文之先声。     

论曾门北子张裕钊、吴汝纶的文论

论曾门北子张裕钊、吴汝纶的文论郭延礼在曾国藩谢世后，作为曾门四弟子的张裕钊、薛福成、黎庶昌、吴汝纶，继承乃师曾国藩在桐城派中所开创的“中兴”局面，在散文创作和理论方面均有各自的成就和贡献，是桐城派后期①很有影响的人物。曾门四弟子，就年龄而论以张裕钊（...     

胶着与裂变--从"经济"观看桐城派散文的近代化

从"经济"观看桐城派的发展脉络以及桐城文派在近代的更新变化,其间曾国藩的经济观对此派散文有独特的贡献;同源异流的两种经世观之比较;桐城派"中兴"对散文近代化具有积极意义.     

桐城文派"中兴"的一场大气磅礴的"宣言"--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析论

曾国藩千字文使日趋衰弱的桐城派回光返照,并由此“中兴”,而名声大振。行文表达创建湘乡派的“心声”,企图重振桐城文雄风。顺应时代剧变的需要,提出“文章与世变相因”文学理论,注入“经国济民”现实内容,以桐城文章来倡导洋务,铸就湘乡派卫道成仁的军魂,使文学发挥其社会功能。全文颇得桐城派作文之精髓,亦体现曾氏为文“气盛”的文章风格。     

曾国藩与“桐城中业”

曾国藩是晚清“桐城中兴”的领袖。曾国藩所以要中兴桐城派,一是源于他在文学、学术思想上与桐城派的契合,二是出于借桐城文章以宣传程朱义理及洋务的政治考虑。曾国藩围绕洋务需要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在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古文经过曾国藩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这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众多知识分子聚集在曾国藩周围,以桐城古文及洋务相号召,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桐城——湘乡派”。     

曾国藩与“桐城中兴”

曾国藩是晚清"桐城中兴"的领袖。曾国藩所以要中兴桐城派,一是源于他在文学、学术思想上与桐城派的契合,二是出于借桐城文章以宣传程朱义理及洋务的政治考虑。曾国藩围绕洋务需要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在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古文经过曾国藩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这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众多知识分子聚集在曾国藩周围,以桐城古文及洋务相号召,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桐城——湘乡派"。     

“曾门四弟子”在近代文学史的产生与接受

"曾门四弟子"是研究晚清古文时必须涉及的一个概念,最早出自近代骈文家李详的《论桐城派》。"曾门四弟子"作为曾国藩之后接续古文文脉的晚清古文家代表,为桐城派后期别支"湘乡派"提供了创作倾向相对一致的作家队伍。而这一概念能被此后的文学史和桐城派研究接受并沿用,则离不开钱基博对李详湘乡派观点的进一步阐发。钱基博从文章源流和作品风格两方面深入分析湘乡派的创作实绩,构建与传统的桐城派分庭抗礼的晚清古文脉络,客观上明确了曾门四弟子在近代文学史中的地位。"曾门四弟子"从提出到接受,侧面反映出近代转型期文学批评视野的变化过程。     

古文传播与文化政治——以吴汝纶对李鸿章形象书为写考察中心

后期桐城派通常等同于湘乡派,曾国藩之后,淮军文化取代湘军文化成为桐城派最重要依附性力量。李鸿章是晚清现代化运动的开拓者,是淮军政治集团的领袖,在其三十年励精图治而遭遇甲午之败与庚子之乱后,从"能臣"沦为"罪人"。桐城派后期宗师吴汝纶不遗余力地为李鸿章辩诬,通过编辑出版李鸿章文稿、撰写李鸿章传记以树立李鸿章的改革家形象。通过辨析吴汝纶与李鸿章的交往关系,梳理吴汝纶对李鸿章历史形象的初次塑造,更能看清后期桐城派的政治观念,这也是考察晚清、民国时期桐城派发展流变的重要视角。     

曾国藩与王庆云的订交与疏离

曾国藩前期日记常或多有中断,从与之交往密切的王庆云日记,可以考见曾、王订交因由与过程,理清其学术交往与仕途分合：订交始于丁未科武会试主考,由实学交流而往来密切,因“议礼之争”而成为同党,曾国藩力荐王庆云出任要职,其后曾国藩募勇征战,王庆云协饷由盛转衰,导致曾国藩疏远直至终止往来。理学诗文之外,曾国藩一度沉潜实学,精熟舆...     

湘乡派之得名始末及其与桐城派之关系追述

湘乡派是以曾国藩为盟主,曾门四大弟子为核心骨干,曾氏幕府宾僚以及众多湖湘文人为羽翼的晚清一大古文流派。湘乡派正式有古文派别之称,似始见于李详之《论桐城派》一文。围绕曾国藩是否开创湘乡派,一种看法倾向其为桐城派之旁系别支,一种观点主张其为摆脱桐城笼罩而发展的独立文派。     

论曾国藩的家训思想

清末重臣曾国藩的家训思想对当今家庭教育颇具借鉴价值。但由于曾国藩的家训是以家书而非专著的形式出现,思想相当零散,这直接导致了当今学界对其研究的欠深入。曾国藩家书从读书、做人、理家三大方面体现了曾氏家训思想。首先,曾国藩注意教导子弟读书,认为读书的目的是学习圣贤做人的道理,而不是为了应举,必须讲究方法。其次,他认为人人皆可成为圣贤,一个人对家人要孝悌,对世人要谦逊。最后,曾国藩注重理家,认为一个家庭要兴旺,家人必须勤劳、节俭、和睦。     

从《几何原本》的刊刻到"雪耻"的数学世家——兼论曾氏家族对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贡献

曾国藩曾以不识天文算学为"一耻",并寄望于儿辈为其"雪耻",并招数学家李善兰入幕府,资助刊刻<几何原本>中译本,并由此培养了儿孙辈对科学技术的爱好和钻研,次子纪鸿四代一脉相承为"数学世家".     

从曾国藩诗歌中的山水描写看其淑世情怀

山水描写的诗歌在曾国藩诗歌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且颇具艺术魅力;诗歌中的山水描写,使其入世济世、忧国忧民、对家人和友人真挚的情感以及乡愁等淑世情怀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其诗歌魅力源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桐城文派一篇恢弘的文学评论大写真--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析记

<圣哲画像记>从数千年灿若群星的历史名人中精选三十二位,画龙点睛地概述其为学成就,并借此作为后辈为文的圭臬,给学者治学提供读书门径选择的便利路径,为后来张之洞<书目答问>起到探源导流的作用.曾国藩继承姚鼐"义理、词章、考据"之文论,创造性地提出"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分法,发挥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曾氏传承以神气论文的桐城文统,把阳刚、阴柔两种文章风格各析为四,提出八种文境之美的理论.其所作所为,达到了"中兴桐城"夙愿.     

关于曾国藩评价的几个问题

史学界从不同的视角对历史人物曾国藩进行评价，自然会出现不同的意见，但所有的评价最终都应归结到这样一个标准上来：研究对象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是否有利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进步，他是否能向社会提供比前辈更多的东西。立足于这个标准，正确评价曾国藩还应客观地解决三个问题。其一，对金田起义的辩证评价；其二，曾国藩在“洋务运动’冲是创新思想的提出者还是实践者？其三，曾国藩在学术、道德、文章等方面的成就是否超越了前人？只有对以上三个关键性问题作实事求是的分析，才能将曾国藩研究向更深层次推进。     

试析曾国藩人才思想与现代行政人力资源管理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成功的“管理”者，其历史功绩世人皆知。曾国藩一生政治军事生涯中，其“人才”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对现代行政人力资源管理有重要借鉴作用。     

论曾国藩对吴汝纶的影响——以用人思想为例

吴汝纶不但文学思想上承传了曾氏衣钵,其用人思想也颇具曾氏遗风.曾国藩重视人才,善于用人并在用人过程中培养人才的思想,在吴氏的具体行事中都有所体现.吴汝纶在用人思想方面受到曾国藩的影响,仅仅是其所受曾氏影响的一个很小的侧面.但是从这一侧面,恰恰可以看出曾国藩对近代文化的影响之大、之细微.     

“中国最后一位大儒”与“中国西学第一人”——曾国藩与严复思想比较

曾国藩是最后一批士大夫的代表,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而严复是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被视为＂中国西学第一人＂。他们均是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精神的继承者与弘扬者,均不满于汉学宋学无用、无实,传承了文化传统中的经邦济世情怀与实事求是精神;均文宗桐城派,由曾国藩推动而实现中兴的桐城古文,经严复以先秦文体表达现代思想这一中介,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前驱。从曾国藩到严复,既有继承,也有扬弃。在某些方面,严复的思想是在曾国藩等人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如：从曾国藩等人的变易论通向严复介绍的进化论;均为军事近代化尤其是建设近代海军的重要推动者;从曾国藩将传统学术门类中增加＂经济之学＂,到严复从西方引进现代经济学;从曾国藩倡导＂格致＂,到严复全面介绍西方科学;均为中国教育近代化尤其是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先驱者、先行者。严复对曾国藩思想也有突破性发展：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否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对纲常名教和君主专制采取激烈抨击、全面颠覆的态度,体现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封建专制主义的天壤之别;曾国藩终其一生没有从旧学中突破、突围,而严复对旧学进行揭露与批评和学术形态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和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建立开启了闸门。     

试论曾国藩的育人之道

曾国藩以善于为湘系集团培植人才而著称。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曾国藩充分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作用,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对部属进行培养,在培植良好的育人环境、对部属不断地进行训导、激励和考察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最终造就了一大批各类人才。这些人不光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充当了曾国藩的助手,也对近代各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曾国藩军事训练思想研究

湘军创始人曾国藩以“训练之才”自称,他在继承我国传统训练思想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地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军事训练思想。在其军事训练思想指导下,湘军经过较为系统、严格的军事训练,最终成为一支维护晚清统治的武装劲旅。除去其政治色彩不论,研究其军事训练思想对于全面推进我军军事训练转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