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背景下民众认同的村庄领袖

在村民自治背景下,村庄领袖经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民众认同成为确定村庄领袖、形成村庄权威的基本准则和最高标准,村庄领袖大致可以分为连任型村庄领袖与过客型村庄领袖两类.村庄领袖取得民众认同主要依赖村庄治理环境和治理模式等外在性社会因素,以及财富、能力、人品、社会关系等内在性个人因素,其中个人因素是村庄领袖取得民众认同,特别是持久性认同的决定性因素.在现阶段中国农村,民众认同的村庄领袖权威是一种"法理--魅力"型权威.     

新兴宗教: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性选择"

当今世界,新兴宗教遍地开花,其产生与教派领袖运作组织和动员民众的能力密不可分,这种能力与本土文化所蕴涵的宗教资源相结合,为本土新兴宗教的滋生提供了文化根源和社会心理基础.新兴宗教的大量出现,反映了"现代性断裂"的一个重要后果--风险社会的到来.风险社会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人们对合法权威(专家系统)缺少认同.对合法权威认同的缺位,就意味着人们需要寻找新的认同,新兴宗教就成为人们在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性选择".     

论中国农村社区矫正之模式与路径--以浙江省枫桥镇为例

枫桥镇是浙江省确立的三个社区矫正试点地区之一.枫桥有着全国文明的"枫桥经验",其创立的依靠群众的社会治理模式曾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在现时的枫桥,村民自己治理社会的能力相应提高.其在社区矫正试点中创立的"5+1"的监管模式,是村民自治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具体运用.中国农村社区矫正适合运行村民自治模式,并应选择村民法治路径.村民自治模式为农村社区矫正执行主体问题提供了一个探索性的思考.村民法治路径为农村社区矫正的实施方略展示一个前瞻性的考量.     

农村民间组织与村民自治的共生与互动——基于市民社会语境下的探讨

市民社会理论作为一种认知模式,比照当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深刻的现实意蕴,无论是对中国城市地区发展,还是对农村社会转型,都不乏启迪.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以及村民自治的兴起,农村社会逐渐呈现出市民社会的诸多特征并彰显了自身特色.农村民间组织既是社会自治力量发展的客观产物,也是村民自治政策的内在要素,更是推动国家与农村社会实现良性互动的重要组织载体.因此,在市民社会语境下探讨农村问题,可为农村社会的平稳转型提供新的理论路径,也为拓展市民社会理论提供新的研究范例.     

社会资本视域中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运作绩效

社会资本理论为分析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在社会资本视域中,村民自治运作绩效和农村社会资本存在着相互的影响。一方面,村民自治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其运作绩效受到不同地区社会资本状况的影响,中国农村现存的传统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进一步规范村民自治的民主运作来消除传统社会资本的消极作用,并通过发展民间组织来培育现代社会资本,由此增强中国农村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     

走向法治化的中国社会——我国城市居民法治意识与法律行为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实证研究资料,对我国居民的法律意识与法律行为进行了分析,并与美国的同类研究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发现,中美服从法律的程度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我国居民对司法机构的公正性有较大的宽容度,由于对法律是否服从源于人们是否认同法律的“合法性”,对法律合法性的认同程度是衡量人们法律意识的强弱,衡量一个社会的法治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因此,中国在走向法治化社会的过程中,虽然中国法律权威的建立有赖于政府权威,但法律权威只有尽早脱离政府权威,并成为超越一切权威的权威,法治化进程才有可能完成。     

基于合作与重复博弈视角下的中国村民自治研究

在新的历史时期,村民自治是农村民主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理论认为民主而公正的社会选择的前提条件是不存在的.本文将中国村民自治纳入博弈论的分析框架,构建了村民自治的合作与重复博弈理论分析框架,证明了中国村民自治这种民主而公正的社会选择是可能实现的,利用攀枝花村民自治的相关数据验证了理论模型的结论的合理性并就中国村民自治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村民自治现状研究

村民自治伴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济改革而产生,是国家治理农村方式的重大变革,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从此迈出了重要的一步.20年来,村民自治的推行在广大农村取得了巨大成就.村民自治提升了全民族的民主意识和民主素质,推动了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加强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巩固了党对农村的领导.     

论大学生村官权威的合法性

针对大学生村官权威的合法性这一重要问题,在借鉴考察有关权威理论的基础上,可以发现大学生村官权威合法性的三个主要来源:村民的认同、大学生的自我认同和法律的认同.认同的缺失导致了合法性危机,要解决这一问题,可以从提高大学生村官办事能力、修改制定相关法律、保持政策连续性三方面着手.     

农民群体上访事件频发的组织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而农村社会组织结构缺失及自治组织功能异化则是农民群体上访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农民群体上访事件频发,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及至中国社会大局的和谐与稳定.因此,尽快完善农村社会组织结构和村民自治制度,畅通农民利益诉求渠道,强化社会主义农村民主建设,十分重要.     

中国古代德治模式对政治权威的影响及其当代启示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党和政府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认同面临着一定程度的挑战.而道德正顺应时代的要求,越来越成为政治权威建构的重要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讨古代中国德治模式与政治权威的关系,分析其理论主张、制度创设、方针政策及其历史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对当今维护党和政府的权威,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论和谐视阈下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利益协调

村民自治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和化解农村社会利益冲突的制度保障.随着中国农村社会的利益格局多样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发展,我国村民自治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日益凸显.对于未来的村民自治,要以利益为切入点,探求化解和谐社会视阈下村民自治实践过程中利益冲突的有效路径,逐步推进村民自治的发展与完善,努力使其成为我国民主政治新的增长点.     

村民自治及其在农村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

村民自治是一种价值理念、一种制度综合、一种运行机制.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村民自治是一种价值理念、一种制度综合、一种运行机制.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关键.村民自治有利于提升全民族的民主意识和民主素质,有利于扩大农民的制度化参与,有利于约束村干部的不良行为,有利于制约乡镇对村级资源的过度提取,有利于巩固党对农村的领导,有利于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     

村民自治条件下农村封建迷信沉渣泛起现象透析

在村民自治条件下,一些农村封建迷信大有抬头蔓延的趋势,农村封建迷信泛滥的原因有历史的遗留、农村基层组织权威的下降、经济分散化、精神文明建设滞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封建迷信泛滥给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造成严重的危害.治理农村封建迷信现象要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微信群与乡村社区的再整合——基于一个皖北村庄的田野考察

当前,我国某些农村在现代化、城市化影响下,正面临"原子化…离散化"和"空心化"的困境.在地方经济较为弱势、未能分享区域优势的中部农村,不愿务农的村民只能外出打工,村民们现实互动的减少加剧了离散化趋势,使社区认同成为无源之水.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微信群为村民提供了全新的互动平台,离乡村民也能通过智能手机接入网络,在微信群实现"身体缺席"的"虚拟在场".这种"虚拟在场"克服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为社区的再整合提供了基础.村民们在微信群中的话语实践能强化社会关系网络、催生共同体认同、维护公共秩序、展开行动动员,并成功实施线下公共行动,从而促进乡村社会的重新整合.     

"中间阶层认同"缺乏的成因及后果

通过对当前我国城市公众的主观阶层认同情况的社会调查结果以及与其他国家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中国城市公众的主观阶层认同表现出一种"向下"偏移以及"中间阶层认同缺乏"的特点.这与我国社会结构中"中间阶层"萎缩的客观状况是一致的,喻示着一种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人们的阶层认同状况对其社会公平感、社会冲突感和冲突行为倾向都存在相当显著的影响."中间阶层认同"的缺乏,已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构成一种隐忧.     

政治体制改革与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是农民自己的创造，就象改革之初他们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但村民自治获得如此迅速发展，则是政府强有力的引导和推动的结果，实际上是党和国家在“人民公社”体制瓦解后对乡村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所作出的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从过去“政社合一”的集权体制转变为村民自治体制，是农村基层政治的重大变迁，是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创新。这种制度安排和社会结构创新的必然性，出自于新时期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民主要求，出自于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出自于化解社会矛盾和保持农村社会稳定的需要。村民自治上…     

论现代村落中宗族家户系统与农村权力结构——以广东省夹坑村为例

对现代村落的权力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是认识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有效途径,也是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村权力关系失衡的一个切入口。村民自治委员会是国家在农村的地方代言人,通过分析自然村落中宗族、家户与村长的现实权力关系,可以达到揭示村民自治委员会与以上三者之间出现的权力分离现象,重新构建现代村落的宗族家户系统和农村权力结构,实现国家与地方之间的权力认同的目的。     

20世纪50～80年代农村婚姻礼仪的社会功能

婚前的礼仪主要有提亲、相亲、订婚等;婚礼的程序主要有接新娘、婚宴等。婚礼存在需改进之处,因此要理性面对。在中国农村,社会认同是最重要的,而婚礼就是这种社会认同最重要的形式。婚姻当事人经由婚姻礼仪的举行,获得社会权威和公众的承认,从而实现了婚姻和家庭特定的社会功能。     

当代中国农村人口流动:村民自治制度发展的新变量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呈现出规模更大、流向集中与精英流动等特点。由于当代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影响,村民自治制度在村民的政治实践能力、基层政权与自治组织关系、自治组织的公共财政能力与乡村其他社会组织的政治能力状况等制度实施要素与环境方面出现新的重大变化,使村民自治制度运行出现新的变数。为此,村民自治制度必须从制度的组织主体、运作过程及结构功能等方面作出新的调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