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余额的测算与责任分担

基于WIOD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本文采用Full-MRIO模型测算了中国与世界40个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生产侧碳排放、消费侧碳排放和贸易隐含碳排放余额,并首次提出将贸易利益作为分配因子,对中国与各国的贸易隐含碳排放余额进行分配.结果显示,研究期间中国生产侧碳排放一直显著高于消费侧碳排放,且对多数国家的贸易隐含碳排放余额呈现顺差,中国实际为全球消费承担了碳排放,并非仅为发达国家;中国90.41％的贸易隐含碳排放顺差来自制造业,行业碳排放强度较高是造成顺差的主要原因;在以贸易利益为分配因子的共担责任原则下,中国2009年承担的碳排放责任比生产责任原则下低6.7％,比消费责任原则下高12.9％,按共担责任原则计量中国的碳排放责任更加合理和折衷,体现了“谁获益、谁承担;利益大、责任大”的分配原则.     

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的测算研究——基于中国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分析

利用OECD行业数据库和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投入产出表,结合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 Rev3.1),编制了中国2005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依据IPCC碳排放计算方法,利用所编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中国的对外贸易隐含碳规模。结果表明,中国2005年对外贸易出口隐含碳21.48亿吨,约占碳排放总量的38.8%;进口隐含碳16.81亿吨,相当于碳排放总量的30.4%;碳排放贸易余额4.67亿吨,为碳排放总量的8.4%。与之相比,利用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的测算结果受到"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该效应占到出口碳排放量的20%,反映出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在分析对外贸易隐含碳中的优势。     

出口隐含碳排放的产业分布及优化对策研究

文章依据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在剔除进口中间投入所节省的能耗和碳排放的基础上,对2002-2011年各产业出口隐含的CO2排放量重新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出口隐含的国内碳排放量比同类文献的测算结果要低;而且,某些碳排放强度高的产业其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占比并不高,相反,某些碳排放强度低的产业其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占比却较高。这种反差主要是由于不同产业的出口规模不同造成的。因此,要减少出口隐含的碳排放量,不仅要鼓励节能和清洁技术的研发,降低各产业的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还应逐步压缩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产能和出口规模,不断优化出口结构。     

“碳关税”对浙江省出口产品利润损失的测算及其启示

本文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法,结合行业能源消费数据,从区域出口产品的角度,测算浙江出口贸易中各行业的直接碳排放与隐含碳排放,按所设定的二个等级的碳关税税率,分行业计算出口碳成本率,并与行业平均销售收入利税率相比较,发现浙江纺织业与服装皮革羽绒及制品业出口耗用了大量的碳排放而产生的收益较低,而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与烟草加工业出口的情况则相反。     

中国人均碳排放权分配方案预测研究

气候变化是21世纪最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之一.即使《巴黎协议》获得通过,仍有许多国家采取各种方式拒绝承担减排责任.已有减排分配方案也多是临时性的,尚有许多争议.为了能更好地完善后续减排分配方案,很多学者都对国家减排责任的分配进行了探讨,但是由于以下缺点:否认发达国家需要承担的历史减排责任或发展中国家对未来的减排责任,因此不能提供更为公平的分配方案.在此背景下,文章旨在预测中国到2050年碳排放量,以人均碳排放量为基础,分析中国的碳排放权.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建筑业碳排放效应测算

文章利用STIRPAT模型和投入产出模型,提出直接碳排放效应和间接碳排放效应用来测算综合碳排放效应.通过行业的碳排放量和行业增加值之间的回归分析测算出直接碳排放系数,再利用投入产出表计算出的完全消耗系数乘以行业的直接碳排放系数,两者相加得到综合碳排放效应,此种方法成功的回避了投入产出表编制量少及以往研究中缺少对二氧化碳吸收方面的弊端.并且通过2004-2012年碳排放量和人均产业增加值及投入产出表的相关数据得出实证结论:2005年、2007年及2012年中由于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行业的作用使得建筑业人均产业增加值每变化一个百分点就会综合引起碳排放量变化了21.29、25.80及25.69百分点;建筑业间接碳排放量占总碳排放量较大;并且农林牧渔业消减了总效应的30.57％、8.19％和9.44％.     

碳强度减排指标约束下碳排放权的省际分配效率研究

以碳强度作为减排约束指标是中国基于自身发展需要和全球减排义务而做出的庄严承诺,而碳排放权的分配是决定能否兑现承诺的关键。利用ZSG-DEA模型研究碳排放权的省际分配额度及效率,并将其结果与基于人际公平原则、溯往原则、支付能力原则、传统DEA模型的分配结果及实际排放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各省区在不同原则下获得的碳排放权及减排压力的差异。结果显示:基于ZSG-DEA模型的分配结果更能实现碳排放权的优化配置,且避免了因减排对产能造成的剧烈冲击,不仅有利于减少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阻力,而且有利于形成竞争性的排放权交易市场。最后,从利益协调、差异化减排策略、市场化减排机制和重塑地方官员考评体系四个方面提出了优化省际碳排放效率的政策建议。     

中国产业部门隐含碳排放效率研究——基于三阶段DEA模型与非竞争型I-O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2-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延长表),运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出我 国各产业部门的隐含碳排放,并将其引入到碳排放效率测算模型当中,再利用三阶段DEA模型将外部 环境和随机干扰因素剔除,从而得到更加准确客观的各产业部门隐含碳排放效率水平。实证结果表明: 目前我国整体产业部门隐含碳排放效率还处于较低水平,且各产业部门之间的隐含碳排放效率水平差 异显著。根据第三阶段各产业部门隐含碳排放效率历年均值的聚类分析可知,农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批发零售及餐饮业及其他服务业处于高等效率水平,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和计算机及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煤炭采选业等处于中等效率 水平,而资源依赖、创新能力较差的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等,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处于低等效率水平。外部环境对各产业部门隐含碳排 放效率影响显著,影响方式主要有三种,即“交叉型”“重合型”和“平行型”。 “交叉型”产业部门主要以制造业为主,外部环境对其影响先提升后抑制;“重合型”产业部门主要以第一、三产业为主,外部环境 对其影响甚微;“平行型”产业部门主要以资源型行业为主,外部环境对其影响就具体行业而定。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美贸易隐含碳研究

本文在总贸易核算框架下,采用WIOD提供数据计算与分析了在GVC视角下中美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并讨论了GVC分工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GVC视角下中美贸易的出口隐含碳排放主要来自出口国内碳排放,进口国在消费者责任原则下承担主要的碳排放责任;中国在与美国贸易中主要处于碳排放转出地位,但碳贸易条件有所改善;参与GVC分工是导致中国对美国出口隐含碳排放出现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也是中国调整出口隐含碳排放结构的重要途径之一。与GVC视角下的计算结果相比,基于MRIO模型的计算结果高估了中国出口隐含碳、碳排放转移规模以及碳贸易条件指数的实际水平。本文的创新在于将总贸易核算法应用到对外贸易隐含碳的研究领域,改进了传统对外贸易隐含碳的计算方法,有助于更为全面地分析贸易隐含碳排放特征及其碳排放责任。     

中国CO2排放变动的结构因素分析——一个包含贸易结构的分解模型

利用投入产出方法测算出2002-2007年度中国隐含碳排放总量和分部门的排放量,并应用结构分解法研究了排放强度、生产技术、国内需求结构、贸易结构和经济规模五个因素对隐含碳排放变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排放强度和国内需求结构的变动是碳排放量减少的主要原因,生产技术、贸易结构和经济规模对碳排放量的增加有显著影响.从部门结构上看,贸易结构因素反映了中国对外贸易分布特征的变化,与其他影响因素相比贸易结构的变迁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最小;另外,虽然直接碳排强度明显下降,但受碳排强度因素和生产技术因素共同影响的完全碳排强度却几乎没有变化,反映出能源政策在各部门的实际效果受到生产技术的影响.     

非线性规划法在我国分区减排中的运用

文章从公平性和效率性的动态调整出发,将投入产出法与非线性规划模型结合,探索了如何通过分区减排以实现全国的总量减排目标.通过满足消费需求碳排放权保证“代内公平”,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碳排放权保证“代际公平”.结果表明,国家应从地区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碳转移,以及能源生产力的差异上分配差异化的减排考核目标,使各个地区愿意并且能够完成任务.     

技术进步能否降低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基于27个制造业行业的实证分析

运用投入产出法计算了中国27个制造业行业在1995-2012年的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采用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将技术进步分解为科技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三个组成部分,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分析技术进步总体及各组成部分对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总体上提高了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短期内影响效果不显著;对于技术进步的各组成部分,短期来看,科技进步对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作用并不显著,纯技术效率显著提高了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规模效率显著降低了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     

中国地区间贸易隐含CO2测算

本文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方法测算了中国2007年8大地区CO2排放的生产者责任与消费者责任,既估算了各地区对外贸易出口与进口的隐含CO2排放量,也估算了中国8大地区之间贸易流人流出所隐含的CO2排放量;并比较分析了不同地区CO2排放成本转移的相对强度,提示了不同地区贸易隐含CO2排放的行业分布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就中国与国外的隐含CO2流动看,中国生产过程中实际排放的CO2已超过了消费者责任下的排放量;就中国内部来说,也存在着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向欠发达的内陆地区的“碳泄露”现象,而南部沿海和京津地区的CO2排放成本转移的相对强度最大,同时内陆与沿海地区的隐含CO2排放的产业分布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     

国际贸易碳转移的全球图景和时间演变

在环境扩展的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EE-MRIO）模型框架下,本文基于WIOD数据库,使用EEBT和MRIO两种方法核算了全球7个区域的生产碳排放、消费碳足迹、国际贸易隐含碳以及净碳转移,揭示了国际贸易碳转移的全球图景和时间演变。研究结果为国际气候谈判和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提供了进一步的信息和启示。     

投入产出数据更新方法及其在碳排放分析中的应用

为了提高投入产出的时效性并有利于投入产出与其他统计模型结合,提出了适合中国数据基础的投入产出更新方法。该方法借鉴了RAS双向平衡的思想,采用供给表及使用表,最终得到对称型投入产出表。并使用该方法估计了中国1995年到2009年的投入产出数据,并以此数据为基础,对中国碳排放进行了因素分解,并预测了2010年居民消费的碳排放量,并给出预测区间。     

部门能源消耗的环境外部性测定模型——基于投入产出分析方法

能源消耗责任归属是节能减排标准定量研究中的基础问题。基于生产者和使用者角度的能耗责任归属原则,从投入产出模型内外部两个层面界定能耗强度系数,以此提出能源消耗外部性的测定模型。利用2007年全国投入产出表,对部门能耗强度及外部性测算进行了实证分析。     

我国各省区碳退耦指数与减排潜力的测算

文章选取能源利用效率作为计算减排潜力的指标,将能源利用效率最高值作为参照,测算并分析2014年我国30个省区的碳减排潜力.研究发现:(1)东北三省、西北和华北地区等几个煤炭产量较高的省份的碳减排潜力比较高,减排空间较大;而华东等经济发展较好的省市的减排潜力较小;另外从七大地理区域内部测算出的各省区减排潜力结果更能反映出各省区的具体减排空间情况.(2)2001-2009阶段和2001-2014阶段我国的退耦指数分别为0.54和0.65,均为弱退耦效应,表明碳减排工作的推进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起到了积极作用.     

垂直专业化下中日贸易“隐含碳”实证研究

本文构建了垂直专业化下的投入产出模型及改进的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中国与日本贸易总“隐含碳”、行业“隐含碳”的排放情况,重点研究了进口中间产品“隐含碳”排放的结构变化,并与改进的投入产出法计算结果做了对比.结果表明:中国是净“隐含碳”出口国,中国在碳排放责任分担与利润间存在不平衡现象.两种方法计算的中国从日本进口“隐含碳”差距悬殊,主要体现在进口加工再出口部分.对两种方法的适应性进行探讨,垂直专业化下的计算更能真实反映中国加工贸易产生的碳排放.同时,进料加工逐渐改变着中日贸易“隐含碳”的结构性排放,这种进料加工主要集中于金属压延,焦炭、精炼石油及核燃料业等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初级制品行业中,对电气、光学设备等技术密集型行业仍然以来料加工为主.     

中国区域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碳排放转移效应研究

本文将区域投入产出表嵌入全球投入产出表并构建相应的碳排放账户,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和结构分解分析方法,试图从价值链渠道、区域（国别）流向、部门结构和影响因素等角度解释中国各区域国内-外贸易的增加值排放转移效应。结果表明,国内贸易的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通过国内价值链实现并且以中间品贸易为主,而国际价值链对于对外贸易增加值排放转入的贡献程度更大;国内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流向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国外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流向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入世后,碳排放强度和增加值系数的下降有助于降低国内-外贸易增加值排放转入,而需求结构和需求规模的变动效应则相反。本文结论对于如何协调国内-国际分工、调整国内产业和减排布局,有效促进区域间平衡发展和外贸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对外贸易隐含SO2测算及影响因素的结构分解分析

 本研究根据中国2002、2005、2007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OECD的国外投入产出表和GTAP Version 7.0的SO2排放强度等数据,利用多国投入产出模型方法测算了中国对外贸易中隐含SO2,相关的行业结构分布以及隐含污染物在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流向,并通过结构分解方法分析了三大因素对出口贸易隐污染物的贡献大小。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至2007年间,我国对外贸易创造了巨大贸易顺差,同时也带来了大量隐含SO2顺差;迅速增长的贸易规模是出口贸易隐含污染物增加的主要因素,但是,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技术改进导致的SO2排放强度下降抑制出口贸易隐含SO2增加,而投入产出中间结构变化对其影响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