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建设的法文化障碍

20世纪是中国试图重建一个全新的法律秩序的世纪。自晚清“新政”改革传统法制引进西方法律制度以来 ,近百年的中国“法治”建设历程可谓艰难曲折。本文从中国与西方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入手 ,考察和分析了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传统的政治文化、法文化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内在紧张 ,进而揭示了中国重建“法治”和法律秩序的三大文化障碍 :即传统政治文化的“权力至上”传统对现代法治“法律至上”原则的排拒 ,传统“礼治”的特殊性精神与现代法律的平等性和普遍性原则的冲突 ,以及传统法文化的工具性取向与以保障人权和自由为目的的现代法治理念的冲突。作者认为 ,中国“法治”建设的成效 ,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能否尽快地确立一种机制 ,使执政者以及一般民众都能养成尊重法律、自觉守法的习惯     

法治理论体系建构刍议——以基本内容为视域

借助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以法治理论的基本内容为视域,可以建构一个相对合理、完备的法治理论体系。就动力因而言,"人治"到"法治"的转化是基于对人性的不信任,直接动因在于防止统治者的恣意。就质料因而言,"恶法"的性质争论远未结束,但追求"良法"是共同愿望,不存在追随"恶法"去作恶的义务。就形式因而言,"形式法治"侧重规范逻辑,"实质法治"侧重道德价值,前者离开后者会变成空洞的形骸,后者离开前者会变成失体的幽灵。就目的因而言,法治既是"治民"又是"治吏",在"法律—官吏—公民"的现代法治结构中,由于官吏身份的特殊性,"治吏"更是法治的核心目的。     

论先秦法家法治与亚里士多德法治之共性

法家的"法治"和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分别在东、西方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尽管法家的法治与亚里士多德法治理论存在着诸多差异,但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共性,以及人类追求美好生活和制度的共同愿望,作为代表同时代中西方法治理论的最高水平,先秦法家法治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法治确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二者都旗帜鲜明地主张法治,反对人治;都追求良法;都要求君主守法.法家法治思想对我们当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可以根据传统法治文化固有的精神,结合我们当下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在诠释中对法家法治理论作出新的解释,或者可以称为一种"创造性的转化".     

法制下法治与法治下法制

法制下法治和法治下法制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存在。法制下法治之治理主体单一,法治下法制治理主体多元;法制下法治依赖国家法正义观支持,法治下法制依赖多维正义观支持;法制下法治以人为治理客体,法治下法制则以人和法律同为治理客体。在特定历史阶段,法制下法治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民主勃兴和社会转型的逐步推进,法制下法治已经成为中国法制建设的瓶颈,应为法治下法制的理论和实践所突破。法治下法制是多元法律规则并存于社会与依法办事之法治原则的结晶。通过各种法规则的冲突、互动和整合,法治自然会从理想走向现实。     

斯多亚哲学与"苏格拉底道统"之争

同样都是"主流哲学",斯多亚派走出了一条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不同的路向,却在希腊化罗马时代获得巨大的成功,影响压倒了古典哲学,而且渗入基督教范式和现代社会.许多现代哲学家认为斯多亚哲学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外的一个重要古典哲学思想资源.如何理解斯多亚哲学与众不同的本质,历来众说纷纭.从斯多亚哲学自许传承了"苏格拉底道统"这个角度入手,不仅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斯多亚哲学这种独特地结合了"治疗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思想类型的本质和内在张力,而且能够帮助我们清理和发现整个古典政治哲学的一些关键症结和发展方向.     

批判、继承与发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民主思想比较

城邦是古希腊民主法治思想的客观物质基础,无城邦即无古希腊民主法治。亚里士多德在对柏拉图民主思想进行扬弃的同时形成了自己的民主观,二者在民主类型和民主范围上均有重大差别。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民主思想之同植根于城邦生活之共同本质,民主观之异则源自城邦生活之变迁。师徒二人的民主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法治观的性质和方向:柏拉图从哲学王的理想走向法治的现实,而亚里士多德在导师思想基础之上形成完善的法治观,开启了西方法治思想的源头。     

探寻中国法律传统语境下"法治"的意义

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解析了"法治"一词的内在含义,并重点解构了"法治"现象的社会一政治结构.在此基础上,作者考察了中国古代法律传统,认为中国古代法治与西方现代法治存在结构上的差异.最后,作者分析了当下中国法学几个热点命题,揭示出这些法治命题所存在的理论缺陷.     

中国"法治"思想的历史观察与思考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强调"以法治国"、"明法去私"、"刑无等级"、"一断於法",这构成了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精华,尽管法家的"法治"学说因推崇法家严刑峻法的秦王朝暴政而受到后世诟病,但法家的"以法治国"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深远.秦汉之后,作为儒家"德治"学说的补充,在德主刑辅系统理论中,中国古代法治思想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代中国法治与古代"法治"有着本质的不同,如何以史为鉴,构建现代法治中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古典还是现代——汉娜·阿伦特的共和主义思想研究

作为20世纪重要的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是日渐式微的共和主义阵营的忠实捍卫者。共和主义是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最悠久的观念之一,相继经历了古典共和主义和现代共和主义两个发展阶段。阿伦特既承袭古典共和主义理论,主张不受支配、积极行动的政治自由观,又和现代共和主义理论一样,强调分权制衡、法律帝国、商谈等宪政原则。阿伦特的思想体现了古典和现代的某种融合。     

以人为本与法治发展——兼论程序公正的权利表达

在法治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首先应通过法律尊重和保障人的正当权利。现代意义的权利理念是从西方起步的,但权利公理作为本土法律文化的一部分,其论证路径必定依循本国法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就当下中国而言,需要处理好民本的固守与正当性权利概念的引进、"国家悖论"与地方性权利的参与、回归政治国家与权利的程序法则三个基本关系。中国的权利公理在前现代社会是以福利为基点的,而在现代社会则是以权利为基点的。权利本位导向的"积极福利"理论应是法治发展的基石。权利公理的证成及"积极福利"理论的兴起,都要求在实现以人为本的法治建设中关注权利的程序性规范问题。在司法过程中,司法公正的特殊品质决定了程序公正优先,它是走出"丛林正义"、迈向法治社会的先决条件。     

论法治政府的标准

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中心环节,也是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最新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年,中国在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打下了坚实基础。但同时也应看到,中国依法行政的现状与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还不相适应,与人民群众的期待和愿望还有差距,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还存在着"形式化"、"口号化"、"碎片化"、"庸俗化"的倾向。究其根源,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对什么是法治政府、什么是衡量法治政府的标准存在着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对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缺乏自觉的总体设计。以对政治现代化的考察为基础,法治政府的标准可以界定为四个方面,即权从法出是法治政府的根本,依法行政是法治政府的核心,服务、参与和诚信是法治政府的生命线,行政救济是法治政府的要义。如果不符合以上四条标准中的任何一条,那么,所谓的法治政府就不是真正的法治政府。     

法治和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用法治的观点来透视依法行政是进一步推进我国依法行政的有效途径。在我国依法行政的过程中 ,必须始终坚持法治的原则 ,包括人民利益原则、法律至上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公平救济和道德生成原则。符合法治理念的依法行政是这些原则的普遍化。由于依法行政的深入 ,为人民服务因其政治学和法学的意义及依法行政的本质特点 ,成为我国依法行政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行政控权因其法治的本质特点成为依法行政的根本内容。在这个过程中 ,行政平等成为依法行政的法律保障。     

构建和谐社会:司法的功能、作用和使命

法治是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作为法治代言人的现代司法,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法治功能是现代司法的应然功能,主要体现在司法权在宪政结构中对权力的制衡调控功能和对权利的保障协调功能。司法法治功能的实现对落实宪政、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和谐有着巨大的作用。面对转型时期的中国司法,应当将法治功能与中国社会的本土特性、时代特点相结合,发挥司法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巨大推动作用。     

亚里士多德正义观及其启示

亚里士多德对正义问题做出了较全面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正义、公正就是给予和维护幸福,或者是政治共同体福利的组成部分。正义可分为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普遍正义它要求公民的言行举止必须遵守法律,特殊正义则包括分配正义、矫正正义和交换正义三种。就正义作用范围而言,正义分为家庭正义和政治正义。关于公正原则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城邦政治法律制度原则。其二,作为个体正义美德原则,即人们从内心自觉服从和践行这些规则时,社会正义方能有效实现。亚里士多德正义观充满了内在矛盾。他的正义观,不仅为西方文明奠定了基础,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也具有一定启示。我们应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战略方针,正确认识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扩大中产阶层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法治概念属性释义

当前对法治的理解仍然比较混乱,有必要澄清。法治是个政治概念而不是个法律概念,它不同于执法和司法。法治其实就是依法治国;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的政治概念;法治不等同于法制;法治以民主为前提,并保障民主,民主是法治的灵魂。     

地方先行法治化的内涵探索

地方先行法治化是学者针对"先发"地区法治建设先行发展状态提出的新理念.它是指具有经济社会"先发"优势的地方区域在国家法治的基本框架内,在本地区经济、政治、社会优先发展的基础上,就依法限制公共权力、保护公民自由与权利、调节各领域社会关系,按照国家统一的法治目标展开先行一步的法治建设状态.其主要有四个特征,即地方党委民主政治建设先行,关键环节的法治建设先行,地方法治建设与其他工作协调并进先行,法治建设压力机制先行.     

论侦查权的法治化

现代法治的核心是行政权要受到法律的有效控制.侦查权作为一种行政权力,其法治化是现代法治国家对其进行控制与规范的基本规律.侦查权法治化的有效途径是从立法上将其宪法化,同时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我国侦查权在法治化过程中在立法上还存在种种弊端与不足,需要按照法治化原则的要求对其加以改造.     

法家的法治与社会信任

在管子丰富而杂的思想中,以法家思想略为占多。在重视经济学意义上的德治的同时,管子特别重视法治,法治思想应该是管子根据当时社会形势变化的新发明。管子及其后来的法家都强调经济和法治对政治的根本意义,反对儒家的亲亲原则,即反对儒家以伦理代替政治或者以伦理干涉政治。他们认为,伦理无法信任,不能被当做政治的根本;即使伦理有些积极意义,也由于其生效太过缓慢而变得微乎其微。法家相信,法律的有效性仅仅在于能够建立起人们对法律的社会信任,有了社会信任就足够了,其他方面都是可有可无的。但从长期效果来看,法家的法治并不成功,尽管法家看到了人性的某些方向,但也忽视了人性的另一些方面,尤其是没有看到人性的复杂和自相矛盾。法家迷信法律足以规训人的行为,是把人看成了可训的动物,这是一切强硬派专制主义的共同错误认识。     

行政行为司法审查与法治

法治是民主制度的必然要求和制度选择,而依法行政则在法治秩序形成的过程中处于关键的地位。权力必然腐败的"铁律"使得对行政权的有效监督和约束成为法治的制度保障。在控制行政权力行使的各种监督形式中,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具有其他监督形式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包括法律保留原则、法律优先原则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实用主义法律观之检讨

实用主义法律观未能客观地反映司法运行规律，没有全面地把握司法的运作过程，没有认真对待判决失去社会效果的复杂性，因此夸大了法条主义的缺陷、低估了法条主义的自我完善能力。实用主义法律观忽略了“平等”这一现代中国社会的普遍价值共识，不仅使实用主义变得盲目、不确定和无原则，也使其忘掉了“法律之治”这一法治的核心要求，收获的是诸多解决问题的方法、策略，代价则是法治自身。对此代价，实用主义自身无法避免，这是它把法律的实用性提升为理论基点所带来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