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俄罗斯特殊性基因的东正教论析

中古时期,拜占庭文明是西方文明同质性的异类,是后来与西欧现代性的普世性相对峙的俄罗斯特殊性的精神发生学源泉,源于拜占庭的东正教是俄罗斯特殊性的神圣基因。在沙皇俄国时期,特别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的“白银时代”,由东正教体现的俄罗斯特殊性与基督教孕育的现代性的普世性,形成了极具内在张力的宗教哲学思潮,索洛维约夫是这一思潮的杰出代表,他的哲学思想,典型性地反映了东正教作为俄罗斯特殊性的神圣基因与现代性的普世性相遇后所发生的深刻变异。     

俄罗斯小说：经典与传统

无所不包的融洽性和思想传播的高效性使长篇小说在俄国19世纪众多文学体裁中一枝独秀,成为其独特而亮丽的名片。自普希金至高尔基矗立着“几座孤峰”,他们开创了以首都与外省为独特地理空间,以政治、讽刺、苦难、心理、社会、宗教、哲学等为重要主题的几种传统,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的创作成为世界各国作家争相学习的对象。如果上述传统是俄罗斯经典小说表现于外的特色,那么更为核心的是探寻人性本质、生命意义的传统,19世纪俄国作家为此传统从不同角度做出有益探索,而东正教思想在其中占据中心位置。20世纪的后继者们也创作出不少举世公认的杰作,但已无法与前辈们比肩。他们生活在“孤峰”下,既是幸运,亦是不幸。幸运的是有灯塔照耀,催人奋进;不幸的是灯塔也会形成枷锁。俄罗斯文坛未来若能再耸立起“新的孤峰”,那大概不会再是小说家,而是在小说的基础上开拓新体裁以引领世界潮流的文学家。     

俄罗斯宗教哲学人研究述评

俄罗斯宗教哲学是从宗教世界现原则出发对人和世界进行哲学认识和解释的哲学,其宗旨在于挖掘俄罗斯东正教精种文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意义.因此,俄罗斯宗教哲学曾显赫一时,至今影响颇深,就在于俄罗斯宗教哲学对人的人性因素的不懈探索和追求,这也就铸就了俄罗斯宗教哲学人研究的独特性.     

索洛维约夫哲学的理性取向

索洛维约夫作为现代意义上的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奠基人,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和俄罗斯传统东正教的式微,力图借助于自由的理性,使宗教教义具有现代的形式,来改造和拯救神学.索洛维约夫宗教哲学的目的在于使宗教信仰具有理性,但他的宗教哲学自身的这种理论建设的逻辑需要,使他的哲学在理论取向上必然转向理性.《善的证明》一书的逻辑建构和理论内涵是索洛维约夫哲学思想理论特色和理性取向的最好的诠释.索洛维约夫宗教哲学的理性取向是合乎俄罗斯社会现代化发展需要的“理论创新”和“自我启蒙”,蕴含着深远的时代价值.     

舍斯托夫：《雅典和耶路撒冷》

在二十世纪初俄国宗教哲学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中，舍斯托夫(1866—1938年)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位，他的怀疑的和反教条的哲学研究风格以及他对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悲剧性命运的全力关注都使他显得与众不同。如果说俄国哲学游离于世界哲学的主流之外，     

宗教的世俗化与人类文明的未来

宗教与文明是共生的,宗教的演进史在人类的文明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世纪的宗教世俗化趋势对人类文明带有正面的影响.宗教世俗化趋势的重要意义,即宗教的世俗化对人类文明的未来有着重大的影响力.     

传统与转化:苏联早期小说的存在主义源起与传承

俄罗斯文学史上的白银时代不但存续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叙事策略与哲学的思想传统,而且在与西欧哲学形成对话格局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俄罗斯文化的宗教性特征.世纪之交的动荡迫使俄国思想界陷入对世界文化与人的存在意义的本质思考,宗教意识与哲学思考均在此时期创作的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苏联伊始,官方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了对宗教世界观的控制,讴歌革命与新生活的主流文学处于文坛中心,书写俄罗斯过去的非主流文学被迫边缘化,但从文化诗学的角度重新审视这段文学史的作品,存在主义意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小说中的传承与变异,仍可发现无论哪类小说作品均不同程度显露出来.     

《史记》在俄罗斯的收藏与翻译

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史记》在18世纪被传往俄国,19世纪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带回大量中国藏书使俄藏《史记》的种类繁多,20世纪俄国和苏联时期都曾大规模来华购书,俄藏《史记》更加丰富。俄罗斯汉学家19世纪起就节译过《史记》,20世纪自1972年起启动了俄文全译注释《史记》的宏伟工程,于2010年推出了世界上惟一一种欧洲语言的《史记》全文译注本。《史记》在俄罗斯被收藏、翻译的过程,折射了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传播的历史过程。     

俄国都主教区大分裂及其原因初探

俄国东正教会产生于10世纪末,当时它是希腊拜占廷牧首区的一个都主教区.15世纪中期,俄国都主教区独立,一个半世纪后晋升为独立的牧首区.在俄罗斯教会走向独立的同时,其内部发生了分裂,产生了两个独立的都主教区.分裂原因主要集中在政治宗教、民族等方面.     

弗兰克论俄罗斯世界观的特征

弗兰克作为20世纪俄罗斯宗教哲学运动的复兴者之一,他希望通过寻求新的宗教精神来克服虚无主义和偶像崇拜对苦难俄罗斯的戕害,从而完成民族的拯救与复兴。他认为对俄罗斯世界观的直觉本质的理解,是真正洞悉俄罗斯哲学的唯一途径,同时新的宗教精神的建立也应是以对俄罗斯独特世界观的认知为基础的。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俄罗斯世界观所独有的生命经验、本体主义、精神共性、实践意向和宗教性等特征。     

我罗斯文化中的“知识分子”概念辨

“知识分子”是俄罗斯文化背景下的特殊文化现象，也是俄国思想史的一个核心问题。19世纪30-4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俄国化的“知识分子”概念也随之被大大地强化了源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思维层面、心理层面和意识层面的原生意义，并且被赋予了独特的俄国文化背景下的哲学、道德和社会层面的扩展意义。东正教文化土壤为俄国“知识分子”概念增加了浓厚的“弥赛亚意识”和“普世主义”含意，使俄国知识分子自觉承担起社会现实的审视者和“社会良心”的角色。     

俄罗斯文化中的“知识分子”概念辨

"知识分子"是俄罗斯文化背景下的特殊文化现象,也是俄国思想史的一个核心问题.19世纪30-4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俄国化的"知识分子"概念也随之被大大地强化了源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思维层面、心理层面和意识层面的原生意义,并且被赋予了独特的俄国文化背景下的哲学、道德和社会层面的扩展意义.东正教文化土壤为俄国"知识分子"概念增加了浓厚的"弥赛亚意识"和"普世主义"含意,使俄国知识分子自觉承担起社会现实的审视者和"社会良心"的角色.     

从心灵问题看中西哲学的区别

一 心灵问题是中西哲学的共同问题,但是中西哲学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颇不相同。可以说,中国和西方形成了两种具有不同倾向、不同特质的心灵哲学。 西方哲学传统认为,人的心灵不是完美的,因此不能在心灵自身中解决所有问题,必须在心灵之外寻找完美的理念世界;心灵的职责就是如何去认识它、掌握它。西方宗教哲学更是认为,上帝才是最高实体,人的心灵带有原罪,是有缺陷的,需要拯救。西方哲学与宗教在心灵问题上固然有许多区别,但这一基本出发点则是共同的。     

简析王国维早期哲学思想及其贡献

王国维在近现代文化的转型时期,重视引进西方哲学,并尝试借用西方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进行梳理和分析,首开中西哲学比较之新风,指明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极力维护哲学学科的独立价值,对20世纪初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再论哲学的语言转向及其意义——兼论从分析哲学到语言哲学的发展

20世纪西方哲学经历了分析哲学到语言哲学再到心智哲学的发展。所有的这一切变革,都发生在其语言基础上。语言转向有双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20世纪初发生的从自然语言到理想语言的转向,其结果是分析哲学的诞生;第二种含义是战后发生的从理想语言回归于自然语言的转向,其结果是语言哲学的诞生。20世纪中叶以后,语言哲学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流。语言哲学的三大研究领域是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20世纪最后20年,在认知科学的影响下,西方哲学又发生了从语言向心智的转变。我们要充分重视哲学的语言转向及其语言基础和研究方法的变革,吸收其合理因素,用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百年来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

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启蒙介绍时期、引介与自创并举期、改革开放前的发展滞缓期、改革开放以来的翻译研究繁荣期。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百年历程,既对中国学术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也使西方哲学在中国形成了研究和发展的独特风景:第一,西方哲学在中国形成了以翻译、教学和研究三者相结合的发展态势;第二,西方哲学的研究与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相结合;第三,西方哲学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相结合。     

解开“俄罗斯之谜”的钥匙:俄国思想史上的“分裂运动”

"分裂运动"是解开俄罗斯思想史之谜的一把钥匙.罗斯教逐渐取得真正独立地位以后,东正教会逐渐成为国家的组织者和俄罗斯民族的精神象征,教权取得了与世俗权力并重甚至高于皇权的地位.在17世纪发生的尼康宗教改革,一方面进一步扩张教会的势力,企图营造凌架于国家之上的类似教皇一样的权力;一方面又以希腊正教统一俄罗斯所有的宗教活动,否定了原来在俄罗斯民间流传几百年的宗教习俗,把旧礼仪派视为异端,这就导致了宗教分裂运动,坚持旧教的信徒被称为分裂派受到压制.而沙皇一方面借尼康之手确立了"第三罗马"国教思想,另一方面罢黜了尼康,把教权变成了皇权的工具.民间的东正教在此之后,却同国家政权发生分离,把坚守自己的信仰看成是阻挡专制的最后一道防线.旷日持久的"分裂运动"影响极大,很多信徒从教会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变成反对沙皇的"持不同政见者",成为前近代俄国最大的反对派.俄国的宗教反对派运动为人文知识分子的抗争呐喊提供了深厚的宗教底蕴和精神营养.     

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世俗化理论——兼评伯格的“非世俗化”理论

马克思的宗教世俗化理论是最彻底的宗教世俗化理论,它用当今世界本身的世俗化来说明宗教的世俗化,认为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传统宗教教义的可信性丧失;现代社会功能—结构的巨大变迁使宗教边缘化;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使"天国需要"变成了"尘世需要",对宗教的信仰发展为"对实践理性的信仰",商品货币拜物教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宗教";现代社会人的"角色专门化"和需要的多样化,使宗教信仰成为私人的事情。但是,宗教世俗化并非宗教的消解,它是现代宗教回应现代社会的存在方式。当代世界"宗教复兴"的种种表现,并不能否定当代社会是一个日益世俗化的社会,不能否认宗教世俗化的历史发展趋势。     

论柏格森生命哲学对梁漱溟新儒学思想的影响

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于1913年经《东方杂志》的介绍而传入中国,1919年至20年代初在中国哲学界广为传播,成为影响中国哲学界的“显学”之一。20世纪中国新儒家的儒化的生命哲学就是在柏格森思想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梁漱溟热烈地推崇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不仅在西方哲学史上是“迈越古人”,而且是替儒家学说的复兴“开了先路”。帕格森的生命哲学启迪他用这一新传入的西方哲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学,从而也用儒学来改造西方哲学而使之“中国化”(实为儒学化)。他在1921年发表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就是儒化的生命哲学的一部代表作。 目前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史的论著至多只是简略地提到柏格森生命哲学对梁漱溟思想的影响,并没有对此作专题研究,本文试图弥补这一不足,以推动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的深入。     

从输入到创新:民国哲学发展线索之我见

民国时期的哲学思想，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一方面，它完成了中国传统哲学向近代哲学的革命性转变，使中国哲学开始与世界哲学发展的趋向一致；另一方面，初步建构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哲学体系，使中国哲学取得了与世界哲学对话的资格。民国时期的哲学，与晚清哲学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但又有其特色。它是在广泛输人、介绍和消化西方哲学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由西方哲学的输人和消化，到逐步建构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过程。民国成立以后，西方哲学在中国得到传播，到“五四”时期便形成了一个传播高潮。对此，贺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