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自媒体”的公民社会治理参与

“自媒体”时代的来临对于公民进行社会治理参与意义重大。“自媒体”的出现为公民进行社会治理参与提供了便利化的途径,“自媒体”的兴起提高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自媒体”的出现提高了民众的话语权。民众利用“自媒体”进行社会治理参与有诸多现实障碍。为此,要加大对公民的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公民利用“自媒体”进行社会治理参与的能力;提高政府利用“自媒体”的能力,树立政府信息的权威性;尊重民众利用“自媒体”进行社会治理参与的权利。     

自媒体信息传播的后真相偏向

自媒体的个体信息传播行为,在受众面与影响力上如果做得好并不亚于传统大众媒体,但以网络技术赋权为基础的个体传播行为,难免在传播理念与内容把关上,表现出自我个性化处理与对后真相传受心理的利用等特征,导致后真相传播偏向发生,进而导致自媒体信息传播侵蚀主流社会共识。这一侵蚀结果又助推传受双方的后真相心理偏向,导致自媒体个体传播行为有意无意对其予以迎合顺应,形成互推式恶性循环关联。因此,应从政府、网站、个体三个维度进行治理,传播主流价值观,维护社会共识的统一。     

从传播失灵看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治理困境

信息的可获得性及流通状况主导着政治活动,并对社会治理产生着广泛的影响.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信息流通呈现出“传播失灵”的特征,“数字注水、欺上瞒下”以及“真理报无真理,消息报无消息”等现象即传播失灵的突出体现.传播失灵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相互嵌套,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内蕴了传播失灵,传播失灵又强化并导致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治理困境.对于一个庞大的国家和日益复杂的社会而言,传播通畅是实现社会治理的前提和保证,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传播失灵降低了政治决策的科学性和社会的透明度,给政治决策、政策执行、反馈以及社会治理与社会合作等都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传播失灵是解释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困境与转型的一个新视角.     

论自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传播

自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具有主体广泛性、速度及时性、过程互动性、内容复杂性等特点，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一元性、权威性、针对性和理论性形成了挑战。同时，自媒体时代也为提升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领导力、吸引力、渗透力和亲和力带来了机遇。加强和改进自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传播工作需要实现传播模式由以“单位传播”为主转为与“社会传播”相结合，传播内容由以“理性传播”为主转为与“感性传播”相结合，传播主体由以“教育者”为主转为与“意见领袖”相结合，传播监管由以“技术删控”为主转为与“法德并用”相结合。     

新冠疫情背景下网络谣言的法治化治理路径探析

新冠疫情背景下网络谣言的法治化治理是新冠疫情防控的需要,也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机制的基础.新冠疫情谣言传播呈现出渠道立体化、内容碎片化、扩散速度实时化、动机多样化等传播特点.谣言治理中存在惩处力度不足、政府单向主导化治谣、言论自由和网络谣言界限不清、“塔西佗陷阱”和“老谣新传”等治理难题.基于法律与政策关系、多维共治理念、比例原则、法律普及和技术治理等法治理念的考量,建议提高网络谣言治理的立法层次和系统化程度、培育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机制、规范谣言司法治理的谦抑性、增强技术手段下辟谣平台和谣言预警机制建设、建立信息透明公开的社会沟通机制,维护舆论的正向聚合效应.     

从组织传播到大众传播: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策略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通过组织传播策略,依靠文件、开会、口号和广播等路径,将国家意志传递到乡村,从而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电视等大众媒体的普及,大众传播已经成为国家整合乡村社会、开展乡村治理的主要策略.相对于组织传播而言,大众传播是一种“软性”治理策略,并且建构了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三角”关系,容易形成乡村社会博弈力量的均衡,有利于趋向乡村善治.     

论自媒体传播中的公共性缺失

自媒体传播中尚存公共性缺失的现象,包括自媒体传播中存在大量不实信息、谣言,传播主体缺少独立判断；自媒体传播的内容有限,对公共问题和重大事件的参与尚未得到有效开发；自媒体传播中传播主体拥有的信息不对称、专业知识的匮乏和责任认定的缺失,也影响着其公共性内涵的丧失.基于自媒体传播的公共性缺失,应该鼓励自媒体传播主体慎议和自省,培养良好的公共话语,同时保持自媒体传播和主流媒体传播的平等性,并且制定灵活的谣言纠察机制.     

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危机传播的治理体系初探

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对政府危机传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政府危机传播具有了网络化、全球化、移动化、交互化、生态化和颠覆性等特征.在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媒体、大众等主体之间彼此关联、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具有多元、共生、演进等特征的生态圈,这促使政府危机传播策略从“危机管理”向“危机治理”的过渡.当前可从危机传播周期、危机传播生态治理和传播保障体系三个方面建立政府危机传播治理体系.     

浅析自媒体时代媒介伦理问题及其对策

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自媒体逐步革新人们信息交流的方式,成为重要的舆论传播工具。但由于自媒体自身固有属性等众多原因导致利用自媒体进行信息传播活动时出现了网络舆论导向偏失、信息传播价值缺失、网络侵权、网络技术加剧道德危机等一系列媒介伦理问题。本文立足问题产生、发展形式及生成机制,相应提出系统提升受众的媒介素养、完善自媒体行业机制和道德秩序、探究舆论引导有效机制等解决对策。     

论自媒体传播的公共性及其道德底线

自媒体传播作为迅速发展的新兴媒介,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独特的舆论功能,有力地提供了现代社会文明的建构与完善.然而,自媒体传播的公共性价值在现实中面临多重困境,需要为之设定相应的伦理立场与道德底线.自媒体传播应坚持何种伦理立场?人们通过自媒体传播参与社会舆论应坚守什么样的道德底线?又该如何控制和评价自媒体传播的道德底线?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关乎自媒体传播空间能否健康有序发展的全局性课题.探究并坚守自媒体传播的道德底线,以最大化地实现自媒体传播的公共性价值,当成为繁荣发展中国互联网文化的全民共识.     

电视传播与村民国家形象的建构及乡村社会治理——基于贵州、湖南、河南三省部分乡村的实地调查

近年来国家形象和社会治理都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但乡村村民心目中的国家形象与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却少有涉及。对贵州、湖南、河南等地乡村的实地调查显示,电视传播在乡村社会信息传播中占有主导性地位,对于乡村村民国家形象的认知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基层政权、中央电视媒体与当地县市电视媒体间较为强烈的认知割裂状态。可以从电视传播在国家治理转型过程中的处境、对中央政府形象的积极建构和对地方基层政权权威的客观消解等方面作出客观的分析和结论,并就改进地方电视媒体传播体制和机制提出建议。     

论自媒体的特征、挑战及其综合管制问题

基于互联网技术而迅速发展的自媒体,其信息制作和传播行为具有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显著特征:个体化、自主性、多样化、圈群化和高速性。在一定的意义上,自媒体掀起了传播领域的一场革命。但同时,自媒体对政府管控的权威媒体的话语权、传播媒体的管控模式以及信息安全问题,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在自媒体的媒介人(或用户)、媒介人社会组织、媒介行业和政府部门四个层面,从自律和他律两种机制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自媒体综合管控模式的逻辑构想是:构建自媒体的媒介人(或用户)的自我约束的道德自律与法律他律机制;建立自媒体的媒介人社会组织,提高自媒体的媒介人的媒介素养;强化自媒体或网络行业自律公约的功能;政府的间接管控,构筑起自媒体网络信息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自媒体的本质:信息共享的即时交互平台

博客、播客、微博等自媒体是网络世界的新生事物,因为可以自由上传、下载与自由言论等而广受青睐.自媒体的四类传播者、自媒体“节点共享”的即时信息网络属性、自媒体“潜传播”下的即时信息发布与获取的核心功能,是自媒体作为信息共享的即时交互平台能够一出生便风华显露,并展示出旺盛的生命力的原因.     

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协同共治体系构建——基于调适性结构化理论

媒体融合发展形成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正深刻影响着基层社会治理。基于调适性结构化理论，从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入手，探寻二者内在关系耦合机制可以发现，融媒体与基层社会治理相互耦合过程，将推动公众参与的组织性耦合、治理体系的结构性耦合以及多元治理主体的网络耦合。融媒体技术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调适过程会形成新的个体行为模式、组织结构与社会资源。由此，需要融媒体参与下的关系协同、制度协同与资源协同的基层社会治理协同共治体系，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从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论公共政治场域中的宪法治理与政治传播

中国进入了一个以社会政治领域深层次改革为重点和难点的新改革时代,政治场域的民主化、法治化及其治理转型已经成了大势所趋,而通过制度创新、体制改革和宪政认同来重新整合和聚合多元化社会、保障改革开放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必然选择.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宪法治理始终处于核心位置,并伴随着适应社会政治领域深层次改革要求的“政治传播革命”.这就要求我们开创中国气派的政治传播研究,结合中国实际与改革目标从宪法治理的视角,开创新时期政治传播研究的新境界.本文还进一步探讨了政治传播在未来公共政治场域结构生成中的功能地位,并展望了政治改革与传播革命的耦合与共振机制的可能性.     

自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六位一体”能力建构模式

自媒体的出现引发了信息传播的变革.自媒体以其门槛低、个性化、交互强等特点受到了众多大学生的追捧,给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带来了新的契机、资源和路径,也给大学生的网络媒介素养提出了新要求.自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的提高需要以网络媒介素养理论为基础,结合自媒体的传播特点,从理论研究、师资建设、教育课程、法制建设、实践平台、家校协作等方面构建“六位一体”的网络媒介素养教育模式.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风险传播的悖论--论"风险社会"视域下的新闻报道

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有赖于媒体的呈现,但受制于传播机制与风险语境的信息传播本身,也可能牵动风险或危机。传播的价值悖谬与传播效果的逆转,构成风险传播的悖论。风险的“不确定性”、媒体的“风险预言”以及受众的“风险想象”凸现并强化了传播的悖论。旨在提高“社会能见度”的大众传播融入“自反性”现代化进程,传媒应提升反思性的实践自觉,既要追求对人类传播经验有更加客观、更加丰富的科学认识,又要在批判中对于传播环境有更深的洞察以拓展人类的自由。     

突发性公共危机中的信息博弈分析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突发性公共危机管理,把政府、大众媒体和公众卷入并展开各种博弈,而危机信息成为博弈的关键。政府对危机信息的隐匿与公开,媒体在政府主导下的传播与“集体失语”,公众在前二者管控危机信息条件下的传播机制与“信息流”等,成为多方博弈的论证内容。     

播音主持传播失误与传媒语言文化身份重构

作为集权威性和社会亲和力于一体的“强势媒体”,广播电视媒体语言有引导、示范和审美的作用.播音主持的传播失误不仅影响传播信息,损害媒体形象,更重要的是对文化传播和道德规范的引导产生不良影响.播音员主持人文化身份的弱化,是造成传播失误的根本原因.因此,重视并重塑传媒语言文化身份是减少传播失误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