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前后党纲出现激进偏差的原因分析

中共在建党初期，在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主要任务问题上，出现了超越革命阶段、过于激进的偏差。２０世纪初期强烈的“以俄为师”的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导向，是中共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直接的最具影响力的原因；对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过高估计；错误地判断中国社会性质和未认清中国的基本国情，是这种偏差产生的理论上深层次原因；看不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机械地片面地理解中国革命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是这种偏差产生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平衡论”的前提假设与反假设

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固需正义与公平 ,但罗尔斯和沟口雄三的“平等论”思想 ,却鲜具指导意义。由于横亘于中国传统的相关问题是“平衡论”而非“平等论” ,因此 ,揭示和疏理“平衡论”命题所由以发生的文化背景和思想根源 ,尤其是它的假设特质 ,对于深入清理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负面因子以及正确理解近代化和现代化的真实含义 ,或有裨益。     

孙中山和苏加诺的“社会革命”论之比较研究

本文将孙中山和苏加诺的“社会革命”论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两者基本上是一致的，孙中山的“社会革命”论对亚洲民族主义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开了第三世界落后国家“中间道路”的先河；苏加诺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社会革命”论，他们的相同之处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象中国、印度尼西亚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如何进行“社会革命”的一些基本规律     

现代中国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研究

现代中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是一个重要且有争议的问题.将“管理论”、“平衡论”等理论作为当代中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存在着片面性.在现代中国还谈不到中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我国行政法应加强对行政机关的制约和监督,进一步强调行政法的控权职能.     

控权一现代行政法的精神实质

中国行政法基础理论的三种论调——即“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三种理论主张各有特色。但无论怎样的理论构架,现代行政法的精神核心都落脚在如何控制政府权利上。只有把握了控权的核心,行政法基础理论才能更好为实践服务。     

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问题一直是行政法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笔者在对“管理论”、“控权论”和“平衡论”进行反思和评析的基础上,认为,“公共利益本位论”在本质上反映了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合理地确定了行政法的理论体系、反映了行政法的各种现象、符合行政法发展的规律,适应我国行政法建设和发展的实际。     

“告别革命论”评析

本文就当代中国新文化保守主义的史学纲领——“告别革命论”做了一番全面的审视和评判.作者认为,其所赖以支撑的两大理论观点——“激进主义产物说”与“革命只破不立说”均不符于历史的事实真相.通过质疑和辩驳可以发现,辛亥革命以及本世纪的一系列革命运动并非如“告别革命论”所主张的是“丧失理性”、“盲目鲁莽”、“破坏一切”,而具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伟大的历史意义.     

也谈马克思和“不断革命论”——与匡萃坚同志商榷

<正> 《新华文摘》1981年第8期刊登了匡萃坚同志写的《马克思和“不断革命论”》一文。作者认为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只是一个“鼓动性的政治口号”,是一个“三言两语”的“内容贫乏的理论”,“它没有被证实”,“是一种失误”;它本身的“缺陷”,使它“没有能划清极左派和马克思派的界线”,它“很快就被马克思抛弃了”。对此,我认为是值得讨论的。作者否定“不断革命论”是马克思的理论,其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来龙去脉——早期中共党史问题研究

马林主张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播下了“二次革命论”的种子,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陈独秀因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策略,主持起草了中共二大决议,抵制了“二次革命论”.西湖会议后,陈独秀服从共产国际纪律,接受、宣传了“二次革命论”,受其影响,中共三大留下了“二次革命论”的痕迹.由于国民党反对被改造、部分党内同志以及一些国际代表对“二次革命论”的批评,加上陈独秀内心深处不接受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策略,1925年五卅运动后,陈独秀部分地抵制了“二次革命论”.共产国际导致“二次革命论”的错误,受到共产国际代表、反对派以及陈独秀本人的批评；斯大林、布哈林以及部分中国同志为共产国际政策进行了辩护；在批判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时,回避了其错误来源于马林和共产国际.     

“四人帮”的反“写真实”论和阴谋文艺——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

江青伙同林彪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挥舞“黑八论”的屠刀,大砍十七年的革命文艺。被列为“黑八论”挂帅的“写真实”论,纯属捏词构罪,含血喷人,包藏祸心,流毒深广。这一罪恶如果不给予彻底清算,“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精神枷锁就不能砸烂,革命文艺的创作思想也就不能彻底解放。     

重思解构主义的“意义不确定论”

解构主义理论被引入中国已有30余年.然而,中国学者对此理论的理解与把握不尽相同,尤其是对解构主义提出的“意义不确定论”的讨论.本文通过阐述德里达对索绪尔差异观的阅读和德曼的解构主义作者观,对解构主义的“意义不确定论”重新诠释,认为应从解构主义特有的理论背景出发,理解“意义不确定论”;这一理解方式不是对意义的虚无式放弃,而是一种对新的意义世界的开放姿态.     

论恩格斯对哲学革命的理解--120年后对《费尔巴哈论》出场学视域的新解读

120年后,重新解读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科学辨识恩格斯对哲学革命的理解,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对哲学革命理解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出场学视域为解读地平线,从恩格斯对哲学革命逻辑基点的理解、批判旧形而上学、哲学基本问题的现代转换、“改变世界”的哲学路向等五个方面做深度解读,从而阐释了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哲学革命性质及意义理解上的关系。     

“软”赤字与“硬”赤字

一、“软”赤字与“硬”赤字的区分我国理论界有关财政赤字问题的讨论,一直存在着两种主张,即财政收支平衡论和非平衡论,并且,前者越来越广为接受。如果再深究一步,就不难发现,无论平衡论还是非平衡论,其区分集中在“软”赤字与“硬”赤字之争上。(这里不包括主张无债务的同志) 一般来说,平衡论者包含有“软”赤字的主张,非平衡论者则主张“硬”赤字。要区分“软”赤字与“硬”赤字的不同涵义,关键是要弄清楚我国的财政预算平衡制度与西方国家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过“立即革命转变论”吗?

传统的观点认为,民主革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以下简称“革命转变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创立的。通常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革命转变论”的论据有四条。我认为这都是值得商榷的。论据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一些理论工作者据此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革命转变”论。然而这种理解未必正确。因为那段论述的全文是:“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     

“文明”与“武明”之辩证——康有为“物质救国论”的意义

19、20世纪之交,康有为遍游世界,在研究了现代国家竞争的经验、特别是德国崛起的经验后提出了“物质救国论”的重要主张,其“物质”包括经济、科技和国防三个方面.此论虽然在反对民主革命和文化革命方面显得“保守”,却准确把握了近代以来中国一再失败的直接原因,实际上提出了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及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问题,对我们今天深入理解“硬力量”与“软力量”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科学理解论的源流、框架与导向

“科学理解论”在当代西方哲学中遭到了各种责难,如“虚妄的知识基础论”、“专断的逻辑中心论”、“狭隘的科学理性论”等等.毫无疑问,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意识理论,科学理解论难免带有种种局限,它受到后来哲学批判是不足为怪的.然而,在人类历史中曾经发挥重要作用的科学理解论确有当代西方哲学所指的那些错误吗?科学理解论的地位、意义与缺陷究竟何在?我们不应简单接受当代西方哲学关于科学理解论的现成结论,而应对科学理解论的理论源流、理论框架和理论导向认真考察之后再作出我们的判定.     

对《试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的两点意见

冷素辉同志的《试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载《社会科学》1984年第9期,以下简称“冷文”),比较系统地剖析了“继续革命论”的错误实质及其危害性,读后颇受教益。但是“冷文”认为“继续革命论”是康生、陈伯达之流“制造和宣扬”的“反革命理论”,则是不正确的。因为: 一、“继续革命论”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     

俄罗斯行政法理论基础转换的政治动因

当代俄罗斯行政法理论基础由传统的"管理论"转换为"控权-平衡论".影响俄罗斯行政法理论基础转换的原因之一在于其政权更迭和政体变革.俄罗斯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国家"、由"议行合一"制转换为"三权分立"制,对俄罗斯行政法的概念、行政法体系、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等均产生重要影响,并最终促成俄罗斯行政法理论基础"控权-平衡论"的形成.     

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具有深刻的原创性思想：“整体性观察基本矛盾”来“把握社会发展方向”,创新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果必然性理论和抓住社会主要矛盾的方法；“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首次以“引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推动论”,揭示了引领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深层关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发展了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揭示了“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和“构建”方略；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是运用历史规律的自觉行为，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说明了人类社会规律的实现是主体实践自觉的结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与实践的理论。     

"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理解辨误

被现今的中国革命史、毛泽东思想概论、中国近代史教材当作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和外国列强联合镇压太平军的重要证据的“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或“中外同心灭贼”理解有误,是错把“中外”的古义“朝中、朝外”理解为今义“中国、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