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实现中国梦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三个倡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上的价值要求与中国梦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价值目标相一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对实现中国梦起引领作用。通过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升为顶层设计要求、落实到具体政策措施和内化成为公民个体行为准则三个方面发挥引领作用，从而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社会和谐和共同富裕、人民幸福和人人出彩的中国梦。     

从“愚公移山”到“吴刚伐桂”——文本解读

本文交织着三条叙述线索：一，横的比较。通过“愚公移公”和《圣经》、“吴刚伐桂”和“西西弗斯”及其现代诠释的比较，力图阐明中国生命文化作为人类生命文化的共同价值蕴含和作为民族生命文化的特有价值蕴含。二，纵的比较。在中国传统生命文化演变历程中，“愚公移山”和“吴刚伐桂”作为两则自我批判的神话和仙话先后两次宣告了人的觉醒：人从对于神和仙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而中国现代生命文化又在一个更新或更高的层面上重复着同样的历程。三，以小见大、知微见著。从“愚公移山”到“吴刚伐桂”及其现代诠释，体现了中国生命文化精神源流的底蕴     

“建制”与“安民”——边政学关于民族国家建设的思考及其当代启迪

民族问题，实则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如何处理内部群体与文化多样性的问题。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边政学的相关论述中，提炼出“建制”“安民”两个关键词，由此梳理边政学者关于中国民族国家建设，及如何在此背景下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思考。“建制”即将边疆地区纳入国家的统一管理之中，建立起有效的行政制度；“安民”意味着边疆民心安定，文化向化，并形成对于国家的认同。这两项任务的核心，均在于把握边疆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平衡。从“建制”“安民”的角度，可以将对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的理解推向更为深入的层面，并可为民族问题的比较研究提供框架。     

价值观转变:“继往开来”如何可能

９０年代学术界的一大进步，是相当程度上摒弃了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立场，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复兴和未来建设，必须要有“继往开来”的态度。努力发掘和宏扬中国文化固有的传统，同时以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和开阔的胸襟，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创造富有我们民族特点的现代文化，已经呈现为当代社会的主流诉求。但是如果不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口号或传媒的标题之水准，我们必须追问：文化建设的“继往开来”如何可能？文化的核心是它的主流价值观，这个问题就具体化为：在现代化过程中，如问在价值观转变上做到“继往开来”？毋庸置疑，前辈和时贤…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内涵——兼论毛泽东“三派文化观”的价值转换

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当下要求复兴民族文化、重振民族精神,则必须看到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中已经秉赋了新质,看到一百多年来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中核心价值的转换和变化;从毛泽东的"三派文化观"到今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意识形态建设上完成了一段心路历程的转换;作为和谐文化之根本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其本身就是马、中、西三派文化协调共生的产物;构建多样件的和谐文化,务必要求运用高度的文化智慧,协调和规范一元与多样、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核心价值与非核心价值的和谐共振,从而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健康、持续发展培育出一个和谐宽松的文化氛围和良性运转的软环境.     

孟子与“孔孟之道”的形成

“孔孟之道”作为强大的历史文化传统，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最具象征意义的精神价值。作为固定说法，“孔孟”最早见于东汉马融的《长笛赋》,“孔孟之道”最早见于《二程集》。孟子为“孔孟之道”做出了四大贡献：一是温故知新，重在“仁”的发挥；二是推陈出新，重在“仁义”的发展；三是破旧立新，重在性善论、养浩然之气、孔子作《春秋》、距杨墨的发明；四是综合创新，重在道统论的发端。孟子以继承、创新的方式推进并发展孔子之道与“孔孟之道”,汉唐时期得到司马迁、扬雄、赵岐、韩愈、皮日休等思想家的推崇。唐宋后的孟子升格运动包括孟子其人圣人化、《孟子》其书圣经化、孟子故里圣地化的具体内涵，同时将“孔孟之道”置入文庙祭祀、科举教育两个系统。“孔孟之道”的精神内涵是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价值观，是人文主义的内在超越，将道德理想主义、文化守成主义集于一身，契合当代社会的人文文化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     

“孝”与“孝治”：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朝代。汉代之所以重孝，究其历史渊源，主要是受先秦重孝观念的影响，以及出于对秦孝理念的继承与反思。汉朝推行“孝治”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高祖时营造氛围，景帝时期正式开始推行，一直到武帝“罢黜百家”，“孝治”才得以全面实施；在东汉时“孝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汉代推行“孝治”的举措有很多，其中较为重要的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把“孝”上升为核心价值观；二是在教育中大力推行《孝经》；三是“孝”与选官用人相结合；四是引“孝”入法令政策。从“孝”到“孝治”，汉代从国家实践层面全面完成了伦理与政治的同构，这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从政治上看，伦理与政治的同构为汉代的国家治理提供了伦理支撑；从社会层面来看，利用核心价值观增强了汉代社会凝聚力；从精神文化层面来看，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提振了文化自信，推动了精神文化的传承。     

“中国梦”之我见

每个人都梦想，每个民族也有梦想。“中国梦”是中国的梦想，是达到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目标。更凝聚着中国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对民族复兴的希望。     

试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族特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十分鲜明的民族特性。从构成体系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构成,是对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合理吸收。从价值表述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12个"价值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积淀和结晶,其中许多价值词都具有与中国古代哲学相同或相似的独特意蕴。从社会功能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指导实现"中国梦"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德育为本"、"以德治国"思想的传承与弘扬。从实践养成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需要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知行合一"思想的传承与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的实践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这是继党的二十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新的价值判断，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文化使命的清醒认识和对党的创新理论的规律性把握，内蕴深刻的认识论、方法论思想，具有独特的实践价值。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党的创新理论奠定坚实的实践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必须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革命性品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贯通；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自信思想基础，打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赖以立足的实践场域；在深化践行“双创”思想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创造与传统──简论“创造”价值之确立与演进

20世纪中国文化一哲学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对“创造”的推崇超越了党派、政见、思潮的对立，成为中国人普遍认可的观念。这一事实表明，‘“创造”不仅已经上升为价值，而且形成了一条现代传统。一说创造是现代传统，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精神中没有“创造”的地位，更不是说中国古代文化缺乏创造性。恰恰相反，数千年的历史表明中华民族极其富于创造精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的许多重大发明创造甚至改变了整个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但是历史的吊诡在于，一个极其富于创造能力的古老民族．并没有将“创造”列为基本的价值；在相当一段时期…     

论中国的崛起与中美关系

中国的崛起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追求国家独立、统一、繁荣、富强的延续,是来自中国朝野上下的一种原生型力量。中国的崛起、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复兴,这三个概念的内核基本上一致。但崛起并非唾手可得,必须不犯大的错误才有可能。为此,中国必须妥善处理攸关中国崛起进程的中美关系。中国的崛起以及和平发展的道路必须以强大的国防力量做后盾,同时必须继续韬光养晦。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既是民族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有助于加速民族复兴的步伐。     

发展生产力与坚持“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价值导向

一、发展生产力与社会主义义利观生产力的发展总是以物质财富的增长（“利”）为直接目标，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常常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结果表现出来，因而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必然与义利观产生密切的关联。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一般说来，利泛指利益或功利，与义相对特别是指个人的私利；义泛指人们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或道义，也可指道义所要求维护的公共利益。在我国历史上，曾有过经久不衰的“义利之辨”，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的重义轻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义利观，体现出一种着眼于整体利益的价值导向…     

章太炎“国粹”教育思想的独特性辨析

章太炎作为古文经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他的“国粹”教育思想也有着与众不同的内涵与特质。正是基于对近代中国西化风潮的清醒认识和其对传统民族文化的自觉，章太炎发出了“用国粹激荡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的呐喊。他反对民族虚无主义，要求国人增加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开办国学讲习会所，总结和发展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并大力弘扬。可以说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探索历程中，章太炎起了先锋作用，特别是对于中国传统国学的保存做出了自己特有的尝试。     

第三世界文学与“他者编码”

当今的所谓“世界文学”是以西方文学的价值标准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在这一体系中，第三世界文学被西方的“他者”进行“编码”后，便常常被加以扭曲或变形地理解。这种被“编码”的境遇使得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都有脱离过去传统、失去民族特性的可能，从而也加剧了其边缘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世界的文学家们要想改变现状，就必须通过对“他者编码”的具体分析而采取一种开放的、适合本民族文学健康发展的文化策略。     

“经世学”与近代“新学”的发端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到近代，无论是从其历史走向上还是从其形态和内容上来看，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其结果是导致一种既不同于传统中学亦非西学的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梁启超语）的，充满着新的认知形式、新的价值观念的近代“新学”的逐步形成。毫无疑问，在传统中国“旧学”走向“新学”的过程中，西学的浸润渗透至关重要，但是，作为民族特性极强的近代“新学”，毕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近代形态。因而，传统学术文化本身就蕴含着由“旧学”走向“新学”嬗变更新的内在动因──那就是“经世致用”。道咸之际，在“…     

严复与戊戌维新

戊戌维新时期，严复在实地考察和中西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认识到西方的富强与中国的贫弱这一巨大反差。他从国民素质、学术传统、政治司法制度、思想观念等多方面深入探讨了西方富强的奥秘之所在；另一方面，以西方为参照，以西学为武器，对中国的国民性、专制制度、传统文化和科举制度均作了有力的批判，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救世方略。这使得严复成为当时对西方认识最深刻，最了解中国的国情民性、对中国现实批判最深刻的思想家。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严复以传播西学为己任，译介了大量的西学理论和西学背景知识，在中国知识界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尤其是《天演论》一书，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残酷法则敲响了民族危亡的警钟，为救亡运动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使严复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启蒙大师。     

“文化自信”的根本法基础

文化自信本质上是价值观自信,依宪治国是文化自信“日常生活实践”在政法领域里最为集中的体现,宪法文本则是展现文化自信的现实“文本”。现行宪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民族国家的“现代文化”构成了文化自信的基因库,融合成文化自信赖以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文化自信的宪法表达体现为宪法“序言”的“文化”叙事和宪法条文的“文化”展现。尊重宪法、维护宪法权威、保证宪法的贯彻实施,在一定意义上也就体现了“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永葆青春活力,必须更加开放包容,因而,现行宪法确定的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应当始终维护和不断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获得社会个体的真正价值认同,需要在要求公民履行宪法法律义务的同时切实尊重和保障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     

冯友兰的“生活方法新论”

冯友兰的“生活方法新论”田文军“五四”以来，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主张在吸纳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同时，维系和弘扬中国文化固有的伦理系统，建构民族的新文化，以图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冯友兰即是代表人物之一。冯氏曾参照西方文化观念阐释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     

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潜结构”的改造

这篇文章是作者从消极方面来谈中国传统文化的。作者认为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面临着严峻的局势:传统文化“潜结构”的全方位制约。它植根于社会土壤,而且不断得到完善和强化,形成了强大的同化力、修复机制和振动周期,使现代文化一经萌芽和引入便立即消亡、变形。对它冲击的程度决定着追求现代化的成败。 中国传统文化“潜结构”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积淀下来的深层内在的相互比较稳定的关系,其核心是观念系列,集中表现在中国人对个人、人际、群体、国家、社会、世界、伦理和法制的稳定既成的看法上。 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潜结构”需要勇气、智慧和综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