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司法三司”新论

"三司受事"和"三司推事"是两种不同的司法形式,几乎同时创立于高宗时期.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并非先后出现.三司受事主要是受理上诉表状,它并不直接审判一审案件,唐德宗建中以后逐渐废弃此制."三司推事"是由皇帝临时下诏组成三司,负责审问重要诏狱,审完即予裁撤.推事三司主要由刑部、御史台和大理寺官员组成,其重要特点有二:第一,皇帝常派宰相等重臣来监领三司,以保证审判的效率和公正性;第二,所审案件一般是先移御史台以后,然后组成三司赴御史台鞫问.     

唐宋时期宰相治事制度变迁初探

唐宋时期,宰相治事机构逐渐专门化、由外朝移至禁中,宰相治事由兼职演变为专职.唐肃宗鉴于李林甫、杨国忠专权的教训,确立了宰相旬日更替秉笔治事制,唐德宗朝曾一度改为宰相轮日更替秉笔治事制.宋太祖为防范宰相专权,确立了副宰相与宰相轮流押班治事制.南宋不仅逐渐取消了副宰相与宰相轮流秉笔治事制度,而且宰相多兼领枢密院治事之权,这些制度变迁对南宋宰相权力膨胀起到了催化作用.     

论北宋户部体制的结构与功能

元丰改制后,北宋的中央政权组织形式大体上恢复了唐代三省六部制。因此,北宋的最高财政经济机关也由三司改为了户部,但北宋的户部决非是唐代的原样模写和简单重复。 唐代的户部由四部分组成:一日户部(称本司或头司),二日度支,三日金部,四日仓部,由户部尚书“总其职务而行其制命”。北宋的户部则有五个部分,两个系统。度支、金部、仓部,同唐相仿,而“头司”却分曹治事,“左曹分案五,置吏四十;右曹分案五,置吏五十有六”。左曹和右曹负责组织财政收入,而尚书所领的度支、金部、仓部则负责财政分配。单就左右曹这个系统而言,由于左曹的收入主要归度支分配,故左曹和尚书的隶属关系要稍稍深一层。但右曹则不然,“右曹事专隶所掌侍郎”,不受尚书领导。元祐元年,由于司马光“乞令尚书兼领左、右曹”,户部尚书因之也曾一度兼领左右曹事务。但绍圣时期又结束了这种状态。绍圣三年,北宋政府明令规定:“右曹令侍郎专掌,尚书不与”。这样,地方财政机构也随之分为两套——“诸路转运司则左曹之属也,提举则右曹之属也”。“州县钱谷有属常平司者,名色非一,悉总于户部右曹”。     

明代内阁制度的宰相化及其终结

朱元璋废丞相后,明代中枢辅政的迫切需要催生了内阁制度。随着内阁议政权的不断完善和一批位高权重的大学士的出现,内阁制度有向宰相制度发展的趋势。但内阁在规制上无权辖制九卿,在议政上又受制于司礼监,内阁衙署也非宰相开府。因此,明代内阁制度的宰相化进程以无果而终。     

清代督抚监司监察制度的弊端与异化

清代在各省设置督、抚和藩、臬、道等各级监司,这种制度与现代政治中的地方行政分层制度性质不同,主要职能在于督导、规范州县官行政.督抚监司在督导监察州县行政方面各有其权责.然而,这种制度的实际运作效果却不理想,不仅未能实现其督导和监察州县行政的本旨,反而造成许多严重的弊端,发生了严重"异化".它严重干扰了州县政府的行政,给州县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精力负担.督抚监司制度实行的结果,一方面限制了州县官的施政权力,消磨了他们的施政积极性、主动性;另一方面,却未能阻止他们剥民、虐民.中国传统政治单纯通过"以官制官"的体制内监察,无法解决政府运作的规范与廉洁问题.     

评苏辙对熙丰变法的态度

苏辙(1039年—1112年),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熙丰变法时,他曾任制置司条例司属官,参与变法。在脱离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后,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变法,对变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因此,苏辙一直被认为是保守派阵营中的主要人物,这是以邓广铭、漆侠等为代表的历来的传统观点。本文认为,对苏辙的反对新法必须作具体分析。苏辙的主张并非全错,其中仍不乏合理因素的存在,应作实事求是的评价。他对变法的态度主要反映在其对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的看法上,而对变法的其它内容如科举制、学校制等方面则很少或没有涉及,故本文只就他对青苗法…     

唐朝群相发展五段说

唐朝群相制发展经过五个阶段 ,即 :三省长官均为宰相 ;只有侍中、中书令、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才是宰相 ;非侍中、中书令而为相者 ,需加“同平章事”方为宰相 ;中唐以后 ,“使相”出现 ;唐朝后期又出现了“内相”。群相制的发展既与当时的行政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迁息息相关 ,又与皇权膨胀、相权削减紧密相连     

清朝法政体制述论

中国封建法政体制至清代臻于完善并开始解体。清朝承袭明制,建立了比较完整、严密的法政体制,其中实行的三法司会审、秋审、九卿会审等制度,非司法官员参与司法等,都起到了慎刑的作用;但清代后期法政体制在运作中弊窦丛生、逐渐瓦解,直至1906年清政府改革官制,使司法与行政分立。     

明初户部机构及其职掌变迁初探

明代户部的初设不迟于洪武元年(1368年)三月。设立之初,户部机构简单,可能主要负责铸钱,而全国财经工作则由司农司负责;至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定六部官制,户部取代司农司,成为主管全国经济、财政的中央机构。此后,户部的内部机构和职掌几经变迁,至宣德十年(1435年)基本定型。明初户部机构及其职掌的变迁,反映出明初统治者勇于探索,为调整和完善国家财经体制作了巨大努力。     

bkav la gtogs pa与同平章事：唐代多相制对吐蕃宰相制度的影响

吐蕃王朝的宰相制度先后经历了前期的独相制,剪灭噶尔氏家族后独相制向多相制过渡并最终实行多相制的发展历程.吐蕃王朝在宰相官衔的使用上将实职与加衔相结合,实行以首席宰相领衔的多相制度,以宰相职领他官衔或以他官赋予宰相衔,并在唐朝宰相职务的翻译上采取意译而对其他职务进行音译的方式.这些显示,吐蕃宰相制度无论是形制,还是具体运行,均受到了唐朝多相制的深刻影响,深得唐朝多相制的精髓,其学习借鉴唐朝多相制度的过程,与唐蕃之间历史关系的发展脉络一致,对其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朝制置使考述

制置使之设始于唐代,到宋代成为一个普遍设置的重要职官,其发展变化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通过厘清制置使的发展脉络,可以深刻地了解两宋时期职官制度的若干特点,制置使性质的变化也从侧面反映出北宋与南宋不同的时代特征.     

宋代乡司在赋税征收体制中的职权与运作

宋代乡司控制着县乡赋税征收的全过程。从编制、推排五等版籍，编制两税版籍，编制和注销税租钞，推割税租直到乡役的编排点差，和预买绸绢的编册摊派，灾情蠲免的检视上报等，无一不经乡司之手。从操作实践来考察，乡司的这些职责，无疑使其掌握了县乡赋役征收的实权，这既使他们成为实现州县财税职能的关键人物及乡村管理体制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又为他们营私舞弊提供了舞台。宋代乡司在运作过程中的营私舞弊，既影响了县乡赋税征收体制的正常运转，又破坏了乡村的正常生产秩序。总之，宋代乡司的职责与运作，不仅关系着宋代县乡赋税征收体制的运转，亦是宋代地方稳定，乡村民事成败的关键，并最终影响到农村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和乡村基层社会的政治安定     

唐宋时期宰相名号制度变迁论略

唐宋时期宰相名号制度经历了极其复杂的变迁过程.外宰相名号制度是唐后期以来藩镇干预朝政的产物,它的演变体现了朝廷对节度使控制政策的变化;超级宰相名号制度的出现和演变,反映了唐宋时期优宠年高德劭宰相政策及中央政治体制变迁;在任宰相名号由三省长官演变为左、右丞相,奠定了元朝宰相名号制度之基础;宰相加带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院大学士等制度,一方面促进了唐宋文化的发展,但同时也使修史者不敢直笔当代政事,影响了历史的真实性.     

论宋代的监司关系——以转运、提点刑狱和提举常平司为中心

宋代监司除转运、提刑、提举常平外,还有为数不少的杂职监司,他们对一路的职权进行分割,形成职权互相交叉的局面.在行使职权过程中,监司之间既分工、合作,又互相监督、牵制,构成宋代监司关系的主体.这种关系的形成主要受中央集权加强和社会经济变化两个因素的影响.     

北宋晚期政局与讲议司置废

讲议司是北宋徽宗时期以讲议财赋为目的的临时机构,是三省、枢密院的附属官司。该机构以恢复神宗熙丰法为名,以聚敛财赋为目的,侵夺三省、枢密院之权,讲议的对象包括宗室、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冗官、尹牧诸事。讲议司的两次设置,体现了徽宗的理想和蔡京的施政抱负,对北宋晚期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之形成的大批财务官僚,对南宋初期的经济社会稳定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社会稳定机制中的信息流通——信访制度变迁的管理功能和民主功能分析

本文以制度变迁之后的信访条例为分析对象,通过对原有条例和新条例的比较,以浙江省绍兴县为分析个案,发现新的信访条例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然而这种适合于中国的信息传输渠道光是进行本身的变动还不够,还需要引入法治工具,充分协调司法、行政与信访三种信息流通渠道的作用,配合社会体制的变革进行变革,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民主法治.     

唐人宰相观念转变与宰相政务官化

自开元十一年(723年),唐代行政运行体制由三省制转变为中书门下体制,固定的宰相机构中书门下成立,宰相职能日益政务官化。至贞元、元和年间,中书门下取代尚书省成为国家常务的主要裁处者。宰相职能的转变,导致唐人心目中宰相观念的变化。三省制下,宰相的决策职能不被强调,突出的是任相者本职事官的形象。中书门下体制下,为了避免宰相权力过度膨胀,宰相反而被描绘成为"论道之官",而非政务裁决者。但是,作为"论道之官"的"无所不统",不再是一句空话,而是宰相行政权力无孔不入的真实写照。唐代后期,宰相扮演了被咨询者、亲躬细务者和任使者多重角色。唐人宰相观念的变化,正是宰相职能在唐代官制演变过程中政务官化的结果。     

论中国封建社会三省制的变迁

三省制是我国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官僚政治的重要制度之一。它从西汉武帝统治时期开始酝酿,经历东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日趋完备,前后达八百余年,最后到明初废中书省,则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时间,用三省分权制代替个人宰相制,一直是同君主专制的加强和发展相始终的。三省制在我国漫长的封建政治生活中曾经产生过极其重要的作用,是我国官制发展史上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三省制的酝酿和形成     

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历史与逻辑——从家庭经营制、合作制、人民公社制到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制的变迁轨迹与转换关联

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变迁,经历了从家庭经营制、合作制、人民公社制到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制的演变过程.这既有强制性变迁过程,也有诱致性变迁因素.进一步考察,不难发现,1978年以前的变迁是"由分到合"的"强制合作"过程;而改革开放后的转换则是兼顾统分、以市场化为取向.但中国农村历史发展和现实要求,共同催生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体制"的当代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诞生.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变迁形式既体现政治和社会的变革过程,也蕴含着一定的关联.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理解和把握其中的变迁轨迹和各种形式之间的转换关联,将有助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几个问题

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几个问题李明生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大意义所谓企业制度指的是企业的财产构成、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个人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和公司（法人）制企业这样三种基本的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