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基于陕西省513位农村居民的调查

利用陕西省513位农村居民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线性回归模型，从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8个方面，实证检验了不同类型公共服务满意度对陕西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同时，基于地区、收入、受教育程度分组情况，重点考察了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满意度对陕西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研究发现：1)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正，其中，农村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最大，农村基础教育的影响最弱；2)农村基础教育对低收入、低学历农村居民幸福感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医疗卫生对关中和陕北地区农村居民、低收入和高收入农村居民、低学历和高学历农村居民幸福感表现出较高的正向影响力，农村社会保障对所有分样本(除陕北地区外)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均较大。进而，从进一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满足农村居民公共服务需求三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     

政府亲贫式支出、家庭收入门槛与居民幸福感

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大样本微观数据,实证研究我国政府亲贫式支出是否可以引致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结果表明:第一,亲贫式支出与居民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居民幸福水平的提升更依赖于社会保障服务的满意度。第二,亲贫式支出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教育服务主要影响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而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主要影响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幸福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需要更多的亲贫式支出。第三,家庭收入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U型关系,亲贫式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增进效应比城市居民更为明显。此外,政治面貌、健康状况、婚姻、个人社会地位等均能直接提高居民幸福感。因而,提高亲贫式支出的使用效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手段。     

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标准有序Logistic模型,检验分析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并重点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且随着互联网技能的提升,幸福感提升效应更大;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中青年和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群体呈显著正向影响;互联网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机制主要有:提升社会认同、丰富日常生活、提高社会网络质量、促进网络政治参与等.因此,提出继续推进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普及率;要因人分类施策,提升互联网发展的正向效应;积极推进互联网其与它领域的融合发展等建议.     

贫困地区农村文化建设的居民满意度及提升对策探讨——基于重庆市的调查研究

以重庆市3个国家级贫困县万州区、奉节县和巫溪县的农村居民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问卷法和访谈法调查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对当前文化建设的满意度及其未来需求状况。研究发现，当前贫困地区农村文化建设处于起步阶段，多元供给机制尚未形成，农村居民对当前文化建设整体满意度较低，尤其是公共文化设施满意度最弱；然而农村居民对未来文化建设的整体需求不足，公共文化服务呈现出明显的低满足、低需求的“双低状态”。对此，本文认为贫困地区农村文化脱贫要以居民精神脱贫为基础，引导居民文化需求层次，辅以差异化供给、多元供给、培养文化建设自生动力，以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文化建设满意度，满足居民未来文化需求。     

西北地区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基于甘肃T县247份问卷调查数据

基于2011年甘肃T县247份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西北地区农村居民幸福感总体满意,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在收入水平、阶层地位、收入分配公平感、生活水平比较、地位变动感知以及地位决定因素认知等变量上差异显著。经济收入较高、生活水平自评较高或自我感知地位上升对幸福感具有显著正效应。职业身份为干部和教师、拥有农用货车的农村居民幸福感较高。不同收入阶层依照不同参照群体的经济地位构建主观地位结构,且对自身的主观幸福感评价差异显著。     

乡村振兴过程中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br# 错位及其反思#br# ——基于重庆市5村的调查

作为基层治理的一项制度性革新,农村社区建设关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效果。当前,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发展和居民的收入差距上,更体现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然而,由于长期受“城市中心主义”思想和城市社区建设逻辑的影响,以城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农村居民的实际需求和有效参与,造成了公共服务错位供给现象。基于重庆市农村社区建设的本土实践,阐释和分析了农村社区服务供给的现实困境,我们尝试以“国家—社区—个体”的立体式视角重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反思其所面临的不利因素。     

健康状况、公共服务与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

居民的幸福而不是收入应该成为公共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这就需要深入探究哪些因素影响居民的幸福。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年的基线数据,可通过建立Probit模型对我国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生活水平的改善、良好的健康状况,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及社区助老助残活动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开展均有助于改善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而收入水平的高低及是否处于空巢状态对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这为我国农村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启示:第一,在公共政策尤其是社会救助政策制定中,不仅要考虑到增加农民的收入,而且要关注其实际生活水平的改善状况;第二,要进一步提高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社区养老服务的覆盖率;第三,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投入,改善农村老人的健康状况。     

亲贫式支出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

文章利用CGSS2010调查和《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采用有序Logit模型研究亲贫式支出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亲贫式支出可提升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但效果不显著;从结构上看,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和农林水事务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正效应,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负效应;从区域差异上看,亲贫式支出对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正效应要显著大于经济发达地区.基于此,文章提出公共支出应向农村地区倾斜,尤其要加大对经济落后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且要调整支出结构以提高资金的利用率和满足农村居民的需求.     

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考虑数据可获得性,文章采用1999——2017年我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教育、社会保障与卫生医疗3类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看,教育供给与社会保障供给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存在积极作用,卫生医疗供给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4个地区,各地区社会保障供给、卫生医疗供给实证结果与全国一致,但教育供给实证结果存在显著空间异质性。其中,东部和东北地区教育供给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积极作用,但中部和西部地区教育供给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存在积极作用。     

影响消费需求的因素分析及建议

通过对消费需求影响因素的分析 ,指出了收入增长缓慢、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农村市场难以开拓、有效供给不足与产品相对过剩的矛盾都制约了居民消费的扩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下建议以扩大消费需求 :1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多渠道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2 改善消费环境 ,调整消费政策 ,引导居民正确的消费观念 ;3 调整经济结构 ,增加有效供给 ,以满足居民多层次、个性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