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运动:是“文化自觉“还是“文化自尊“——兼与蒋庆先生商榷

蒋庆先生认为“读经”运动在于培养文化自觉,以培养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但笔者从能否全面认识自己的文化、能否达到对自己文化的自觉认同、能否具备文化的世界眼光这三个方面进行考察,认为“读经”运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运动,而只是“文化自尊”的反映。笔者同时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中,我们应以理性的态度早日从文化自尊走向文化自觉。     

日本的“家”文化与国民性

日本的“家”文化孕育于本土,在其形成过程中,佛教、儒学逐渐融入日本的“家”中,共同成为“家”文化内容。她是日本传统文化的基本部分。日本民族的“集团主义”、“等级服从意识”、“纵式人际关系”等特殊国民性均可以在“家”文化中寻找到源头。它作为日本国民性的基因,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以相应的形态表现出来。“家”文化也正在走向衰落,日本的传统国民性也在这个过程中弱化。     

从“文明冲突论”走向“文化冲和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

囿于“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未能提出解决文明冲突、实现文明对话、构建全球秩序的理论与方法；以中国传统智慧为资源构建出的“文化冲和说”可与“文明冲突论”展开积极的理论对话，为应对当前人类文明、文化发展乃至全球治理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提供重要的理念。“文化冲和说”认为，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交冲”“激荡”,即动态的分化、演替、会合、互生的律动，会产生“激荡中的平衡力和创造力”,不同文化、文明通过相互接触、渗透、兼容、均衡，能够在“多元互济”“一多不分”中最终和合而成崭新的文化形态而彼此升华。“文化冲和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全球文化、文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理论，并在“和”之以“法”、以“仁”、以“礼”、以“义”等具体的文化交往实践过程中，使不同的文化、文明在激荡碰撞中互鉴、交融、共享，最终铸造一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世界。     

中国文化的“变”与“常”

李存山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撰文指出，中国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变”亦有“常”，“变”就是文化发展的变革性、阶段性，“常”就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孔子论三代之礼的相“因”与“损益”，符合文化发展之“变”与“常”的辩证法。自汉代始立的“三纲”，并非中国文化所“因”的常道，而是汉儒为了适应“汉承秦制”作出的“损益”。在中国近代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从“中体西用”发展到“标本并治”乃至“重估一切价值”，“哲学”观念和进化论的引入对这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其常道并非“三纲”，而应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这也是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的优秀传统，而我们也应在文化上作出与现时代相适应的“损益”。     

“中庸”浅说

“中庸”作为儒学核心范畴之一,是儒家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和思想方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文化观念。“中庸”思想虽植根于中国上古社会文化之中,然而作为重要文化观念概念的提出,则应归功于孔子;子思及门人继承发展了“中庸”思想,并形成了系统性的理论著作《中庸》;宋儒进一步在哲学文化观念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庸”。论文从“中庸”概念内涵出发,对“中庸”作为道德范畴的思想意蕴进行了初步考察。“中庸”作为道德伦理,它源于人所禀赋之天命、天性,然而在现实的人生修养和社会实践中,却和“礼”有密切的关联。如果说天命、天性是“中庸”思想形成的终极根源,那么“礼”则是其真正实现的外在规范。     

论我国民族文化政策的“求同”与“存异”

我国的民族文化政策,最突出的特点是中华民族文化层次上的“求同”,少数民族文化层次上的“存异”。由于“求同”与“存异”的界限不易把握,我国在执行民族文化政策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过“左”、“右”为难的问题。“求同”应重点培育新的共同点,避免同化之嫌;“存异”主要是保存与发展本民族的传统优秀文化,避免保护落后之责。     

徽州古民居“中堂＂装饰成因探究

从徽州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层面入手,剖析了徽州古民居厅堂“中堂”装饰风格的形成与徽州人内心世界、外部环境以及文化艺术氛围的相互关系。徽州古民居独特的形制为徽州古民居“中堂”装饰文化的兴盛提供了物质基础;徽州与“吴地”之间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成为微州古民居“中堂”装饰文化形成的外部因素;徽州社会的崇儒重教文化传统为徽州古民居“中堂”装饰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历史与文化基础,也是“中堂”装饰风格在徽州古民居中形成的根本原因。     

永恒的“俄底浦斯”之梦——论西方文学中的“弑父”主题

“弑父”主题在西方文学中源远流长。本文从叙述学、心理学、女性主义的角度,分析了在父系文化的不同历史阶段、在不同性别的作家笔下,“弑父”主题的不同表现。指出西方父系文化中“父”与“子”、“弑父”与“崇父”、民主与专制相互斗争又并存的传统。     

“永恒女性”与“性灵佳人”：中西文化构型下的女性审美意识

本文对“永恒女性”与“性灵佳人”这两个中西方最经典的女性审美范式的发生发展史进行了梳理,并在比较中探讨了这两个范式产生和发展的文化根源。在西方更替式的文化发展过程中,“永恒女性”是暂处于边缘地位的诗性话语寄寓其价值理想的载体;而在儒道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性灵佳人”则是源于道家的诗性文化精神的“存意之象”。因此,虽然比起主流的“妇德楷模”来,审美型女性获得了更多的展现个性与挥洒才情的空间,但她们本质上仍是被审视、被塑造者,仍是男性中心主义文化规范下的一批“诗性文化符号”。     

说“羽”——原始乐舞中“羽”文化背景试析

大量的古文献记载以及原始文化调查表明:“羽”在整个原始文化系统中最具共同性与普遍性。而且,大量的考古发现和民俗学研究也一再证明:“羽”在原始乐舞中被频繁而广泛地运用,并非中原地区,在华南、华北、中南、西南等地,以及国外若干土著民族当中,都为常见之物。甚至,“羽”在不同人种、不同文化、不同区域的民族中,仿佛也走着一条共同的道路:“羽”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