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困惑: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消费张力

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城市新生中产阶级的消费明显处于节俭与奢侈、激情与理性、主动与被动、雅与俗、个性化与阶层化的两极张力之中。从理论上看,中产阶级消费行为中的这种困惑与矛盾源于其由来已久的中间层的敏感社会地位与社会认同;就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具体消费实践来看,它与这一新生社会阶层的突生性及社会转型时期的消费观念、行为的转变密切相关。分析与理解这种消费张力的缘由、表现、发展态势及其潜在风险,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分析与估价中产阶级的消费镜像,同时也对这一发展中的社会阶层的未来有更为理性的判断。     

伦理的开端与公共伦理的理性基础

每个人都是首先作为个体而存在的,保存自我是每个人的自然权利,因此"我是我"是个体生存的最初原则.然而,由于这一原则的主观性和非社会性,使得它与人类的现实本质--社会性相悖谬.因此,它必然要上升为"我是人".正是由于"我是人",使人类开始了伦理的生活,也使公共伦理有了现实基础和基本原则.本文通过"我是我"到"我是人"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概念推演,从"感性的人"到"理性的人"、"从个体理性"到"公共理性",从"抽象理性"到"现实理性",揭示了伦理的内在原点和公共伦理的理性实质,彰显了埋藏在人类公共生活和历史发展中的逻辑线索和内在规律.     

社会分层与和谐伦理关系的构建

伴随社会转型以及社会变迁的加速,我国社会阶层呈现出愈发多元复杂的状况.分层多元化在实现了社会伦理关系从单一到多元、从对立到互补、从封闭到开放、从刚性到柔性的转变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的消极影响,表现为:贫富分化现象造成层际关系紧张及伦理关系失范,畸形的阶层结构引发伦理秩序紊乱.为了尽可能地遏制负面影响,构建科学合理的阶层结构,应在和谐理念的引领下,努力实现三个统一:一是不要从起点上更要从结果上对社会资源进行公正合理的分配,实现社会分层的多元化与合理性的统一;二是重视不同阶层在利益上的互补和道德上的互助,实现伦理关系的多样化与互补性的统一;三是确立统合意识及其相应的整合机制,实现伦理秩序的复杂性与协调性的统一.如此.才能确保实现社会伦理关系的和谐化.     

声望危机下的学术群体——当代知识分子身份地位研究

本文试图在社会分层视角下讨论学者群体的社会地位及其声望问题. 不可否认, 中国学术群体在当下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国家战略中整体地位在不断提高; 他们在经济及社会地位等方面的获益也在日渐增多, 不过, "改革受益者"一词应该缓行。学者干预现实也并不简单预示着其权力地位乃至声望的提升. 在学者传统形象遭此损害的今天, 学术群体需要的不仅是深入的反思和自律, 因为单靠学者自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面临复杂的社会阶层情况 ( 如阶层仇恨问题), 学者也不应该被动地接受阶层再造.     

海明威式的英雄神话与生态伦理困惑

海明威在他的作品中塑造了一个个硬汉故事,尤其是<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像英雄神话一样深深根植于我们心中.然而,理性反思后,我们发现这些硬汉在现实中的悲凉与无奈:他们都是精神不败但一无所获的硬汉.探究其原因,我们了解到海明威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生命价值取向与他者的生存权利之间,构成了他在生态伦理问题上的思想冲突和内心困感.     

"伦理"-"道德"的历史哲学形态

对"伦理"和"道德"的概念辨析,不是出于思辨哲学的形上偏好,而是因为它们标志着道德文明和道德哲学发展的诸历史哲学形态.孔子开辟的道德强势话语下伦理优先的"中国传统",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理智的德性"高于"伦理的德性"的"西方传统",都经历了历史哲学的三期辩证发展,它们在现代都遭遇到伦理与道德的深刻矛盾.与西方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的矛盾不同,伦理-道德悖论、伦理-道德二元对峙,是这一矛盾的中国形态.它表明,中国道德哲学与道德文明已走到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其历史哲学前景既不是传统性的"合",也不是现代性的"分",而是伦理-道德生态的辩证建构.伦理-道德生态,是其历史哲学的现代中国形态.     

国际事务中的伦理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们在伦理与国际事务中的行为的相关性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争论。这种争论在80年代日趋活跃,现在又因苏联和东欧的事变而变得更热烈了。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类贬损者,一种人认为在伦理与外交政策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关系,另一种人认为,在国际事务中讲伦理道德,是一种矛盾修饰(如:残忍的仁慈)。然而,通过对国际关系现实的分析可以发现,上述看法是不加思索的。在国际关系当中,如     

当代中国消费伦理观念的问题与对策

消费伦理是构成经济伦理的一个环节。消费伦理的原则是引导人们树立先进、科学、合理、健康的消费生活方式。对消费的伦理评价与经济评价不尽相同。人们的消费伦理观念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的。我国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是：消费不足和消费过度的现象并存,消费结构不合理的现象大量存在,消费决定生产使资源环境安全失去保障,大众消费的理性不足而感性有余,不顾自身能力的盲目消费。在消费伦理建设中,首先要重视消费伦理规范体系的研究;其次要加强消费伦理文化的宣传;第三要开展社会主义消费荣辱观的教育;第四要积极开展消费伦理评价活动。     

金融风暴后的金融伦理反思

2007年开始的金融风暴,其直接诱因是次贷泛滥和消费过度等经济因素,但是金融道德风险亦多层面、多角度地推动着这次金融风暴,成为金融风暴的内在诱因之一。与此同时,金融风暴使金融道德风险呈现出广泛性、公开性、全球性的新特征;金融伦理关系亦发生了若干变化:金融伦理关系的覆盖面更广、涉及度更深,强势金融群体与弱势金融群体呈现出新的利益对立,金融伦理关系面临的投机性冲击加大,民间高利贷使金融伦理关系恶化。反思金融风暴所带来的创伤,强化人们在金融活动中的信用准则、公平准则和责任道义感,提升金融活动中人们的伦理理性,是金融活动健康发展的必要环节。     

构建和谐社会视域下的社会新阶层统战工作

社会新阶层既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也是社会主义的统战工作对象.做好社会新阶层的统战工作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密切的关系,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要做好社会新阶层的统战工作,就必须坚持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团结和凝聚社会新阶层,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以及加强法制建设、解决社会新阶层与其它社会阶层的利益矛盾.     

从社会学视角探析和谐城市的社会分层——以西安社会分层为例

社会分层是根据经济和社会地位差别的一定标准,把社会成员划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不同层次的过程。社会分层的实质是反映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状况。西安社会阶层目前已经分化为党政机关和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上述十大社会阶层在全国大城市具有代表性。社会阶层不和谐的主要问题包括:农业劳动者阶层处于明显劣势;产业工人的地位迅速下降;非公有制经济的新社会阶层的地位迅速上升;贫富不均。西安对全国构建和谐社会阶层的启示包括:关键要真正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实施意见;市委和市政府尽快建立有效协调各阶层利益的经济、政治、文化机制;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公民应享受同等国民待遇;就业和再就业应列为"一把手工程";设立"弱势阶层受损补偿准备金";大城市应构建"菱形社会结构",尽快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大城市应多管齐下,缩小贫富差距;社会保障向弱势阶层倾斜;我们应在所有城市社区居委会和农村社区的村委会设立"民意接待室";新建"和谐社会指标考核体系"。     

社会阶层结构分化背景下的和谐榆林建设

随着陕西榆林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其社会阶层结构也不断发生变化,当代榆林社会阶层结构渐趋明朗化,基本形成了八个社会阶层谱系.但当前榆林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并不能适应当前和谐社会的发展,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弊端.所以,政府应该从协调阶层利益关系、开发南六县、发展中间阶层等几个方面加以调控与整合,加速社会阶层结构的合理分化,从而构建和谐发展的榆林.     

世界现实生活基础与普世伦理

经济全球化、人类面临诸多共同问题及其自觉责任意识的觉醒,使得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普世伦理有了可能性,然而将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还为期尚远,这是因为普世伦理能否形成,在认识层面上要受道德领域自身的特点所左右,在社会生活实践层面上要受现实国家利益原则及各国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所左右.惟有在实现国际社会的利益公平的基础上使人们的道德价值取向一致,在意识上形成全球视野,普世伦理才能真正实现.     

论作为人类道德生活形式的环境伦理

环境伦理在"好生活"和"正当行动"问题上遭遇外部反对和内部纷争.从最抽象意义上看,环境伦理在一种理想的冲突中进入人类道德的亲证性实践,它改变了哲学实践的方式.在与"好生活"相关的意义上,它面对"自然主义谬误"之诘难,通过秉持"生态善"的理念,扩展了"道德善"的内涵.在与"正当行动"相关联的意义上,环境伦理受到常规伦理与道德相对论之因扰,它试图改变"道德权利"的用法.一种面向生态实践的环境伦理,虽然在道德生活形式上存在着从一般性话语到具体项目之间的断裂,但不同形式的环境伦理探究共同指向道德和精神的价值轴线,而对它的探问乃是透过环境伦理论争深入到对其道德生活形式之探寻的开始.     

新社会阶层的构成、特征及其政治参与

新社会阶层是在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伴随社会分化而产生的新的社会力量.新社会阶层是一个政治概念,但它同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并且,也具有同其他阶层不同的特点:新社会阶层都是高风险、高收入群体;其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分配正逐渐趋于一致;具有较大的流动性和可变性;新阶层成员彰显出自主自立,具有风险意识衷、流动意识、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在统战工作中应教育和引导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不断完善和开辟参政渠道,增强自我认同与阶层意识,要把新社会阶层中的代表人士作为工作重点.这样才能以正确的理念和积极的行动,引导这一阶层合理、有序地进行政治参与,将其纳入和谐社会构建之中.     

新中产阶级:概念及其特征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认为:"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①.我们注意到,这里的汉语翻译用的是"中间等级"而非"中产阶级",也许是因为马克思虽然论及中间阶层及中产阶级,但从来没有把它与他重点阐述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等同起来,更没有将他所常用的"阶级"一词所蕴含的经济与政治意义赋予这一等级.马克思之所以拒绝领薪水者为中产"阶级",大概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作为非生产性劳力,这类的职业人士和公务员仅仅在一点上相似--他们都得益于资本主义的收益即分配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因此,他们缺乏稳固的客观基础和社会团结,组不成严格意义上的"阶级",而只能组成各不相同的中间层群体.     

对"理性三维论"的批判——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谈起

韦伯在其代表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研究核心在于理性及其发展不同类型,其构成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而有的学者提出了第三种理性即行为理性,实际上是构建了"理性三维论".笔者认为,"理性三维论"没有弄清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的划分依据以及异化原因,只是将工具理性的异化作为价值理性回归的前提加以肯定.笔者进而提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异化的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二是人们对二者的错误认识所引发的,而重新构建新理性精神可以为弥补价值性与工具理性的断裂和异化.     

阶层间封闭性强化: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新趋势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阶层质的相对规定性明显提高,对于普通社会成员而言,实现向上流动才具有正向和积极的意义.然而,现阶段促进边缘群体突破"阶层边界"实现质的向上流动的力量有明显弱化的趋势.主导阶层与边缘阶层在利益博弈的背景下,阶层冲突有所激化,主导阶层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维护着本阶层的边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而边缘阶层在利益表达机制缺乏的情况下,不断强化着边缘阶层的边界.当前,我国社会阶层流动总体呈现出"阶层边界"封闭性强化的趋势,而这种趋势无论是在稳定社会还是在变迁社会中,无论是在主导阶层还是在边缘阶层中都普遍存在着.     

厌汉舆论与儒士阶层的伦理天命观

西汉中期以后,随着西汉王朝统治危机的加深,在士人中间产生了一股质疑或否定汉祚存在的厌汉舆论,而这种厌汉舆论又深深地影响到儒士阶层的伦理天命观,使其在"忠君"与"天命"天平上摇摆.然畏天命的意识最终占了上风,并最终在士人群体的支持和厌汉舆论的造作下,促成王莽代汉自立.     

碎片化的存在——当代浙江社会阶层心态特征分析

通过对全省抽样调查所获数据的分析,本研究认为,在特有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近二十余年来,浙江的社会阶层分化也有着特有的进程和结果.以资源的离散性配置/拥有为基础,由于浙江的社会阶层结构类型呈现为"葫芦型",阶层利益分布未出现"断裂化"或明显的"层化"的层级区隔,因此,浙江阶层的心态亦未出现"断裂化"的层级区隔,而是与阶层结构类似,较多地表现为"碎片化"态势.而正是这一与结构"碎片化"对应的心态"碎片化"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构建了阶层和谐,为浙江的社会和谐奠定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