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及其当代意义

作为西方现代社会内在特征的工具理性,与西方传统的理性精神在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西方早期理性萌芽时期的自然社会环境确立了它最初的发展趋势,近代启蒙理性则让它重新焕发了生机。人类行为手段和最终目的的分离、生活知识和经验的数学化,这两者即是现代工具理性得以形成的基础,同时也成为其内在精神的最集中反映。这在西方传统文化精神中都可找到其端倪。     

启蒙理性的双重变奏——韦伯和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考

韦伯和哈贝马斯都从理性视角出发思考现代性问题,但他们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这是启蒙理性自身的双重变奏.工具理性虽然使社会面临重重困境,但它只不过是启蒙理性自身的一重变奏.要奏完启蒙的乐章,就必须在葆有工具理性合理内核的同时将其发展为交往理性.交往理性重建了主体理性,破除了工具理性造成的现代性困境.可以说交往理性奏响了启蒙理性乐章的高潮.     

论理性之两翼内在张力的合理调适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作为理性之两翼,既须臾不可分离,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内在的张力。这种张力保持在适度的范围之内,是必要的和合理的。然而,在现代社会由于工具理性的极度膨胀和扩张,大有使二者之间的张力达到极致状态从而导致理性之内在结构发生碎裂之势。鉴于此,有必要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进行合理调适,从而使体现人类本质特征的完整理性为人类的发展、社会的和谐提供内在的动力。     

古希腊哲学的理性意蕴

作为西方哲学起源的古希腊哲学,是西方人的精神家园,其内容丰富多样,尤其是具有理性概念的多种意蕴与精神价值.本文论述了古希腊哲学求真的理论理性、自由超越的精神,求善的实践理性、道德伦理的精神,分析了其中所隐含的求实用的工具理性、功利实用的精神.说明这些丰富的理性意蕴对其后哲学发展的深刻意义.     

现代管理理性的困境及其解答

由西方理性主义所催生的现代管理在人类社会逐步进入复杂多变的知识经济时代之时面临着一场困境。＂重物轻人＂的理性主义传统无法再以更新理论、＂创造＂人性等手段来满足时代之需。这一困境是以工具理性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管理理性的固有缺陷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因此,管理困境的本质其实是管理理性的困境。究其根源,是工具理性的单一主体性导致了管理主体的权威独尊和话语霸权,进而由于理解偏差而产生了一系列冲突和对立。对此,我们提出以多极主体的交往实践理性为主要内容来建构新的管理理性,使主体性管理转向主体际管理,以此作为对现代管理理性困境的解答方案。     

希腊古典人文主义的内涵与特质

希腊古典人文主义是在对人性的探究与思索中逐渐形成的,其内在的本质是对人的灵魂的塑造和对理性精神的培养,倡导一种在善之普遍性原则指导下的生活。古典人文主义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西方文化传统,它对精神迷失、"无家可归"的现代人尤其具有启示意义。     

《包法利夫人》的价值理性取向与社会建构

<包法利夫人>表达了福楼拜对中产阶级的尖锐讽刺,对精神贫乏这一社会现象的极大关注,以及他对抗社会的心态.如果按照马克思·韦伯对人类理性类型的划分,他的小说是对价值理性的追求,因为价值理性与另一种理性类型--工具理性的区别在于它追求终极价值的实现.在表象上,这种对价值理性求索与社会形成了对峙,但在本质上却是社会建构的动力与意义.今天,探讨这部小说价值理性取向的社会现实意义就在于,能够在<包法利夫人>看似遥远的镜像下找到彻底照亮现代中国转型社会的反讽和抒情.     

从政府理性到公共理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性路径分析

政府理性是指政府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机制与能力。如同其他社会行为主体一样,政府理性也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现代政府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党的理性活动表现出来的。公共理性是横跨国家理性、政党理性、利益集团理性和个人理性,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机制和能力。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政府理性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呵护与培育,社会行为主体理性的公共化,现代公民意识、公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是现代政府理性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进程中的有效路径,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必由之路。     

中国视域下的工具理性批判--来自制度构建视角的分析

从中国社会发展现状出发进行工具理性批判是工具理性批判理性化的内在要求.当下中国制度构建的工具理性缺失客观上要求现阶段的工具理性批判应首先肯定工具理性的价值,尤其是指明制度构建应运用的工具理性成果,如人性假设、形式理性等.在此基础上,借鉴西方语境下工具理性批判的积极成果,以完善制度构建.     

现代社会中的理性与公共理性

理性是社会行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能动的反映,它是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及其规律的一种基本能力.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在许多情况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人们在对理性反思的过程中,往往会从"理性至上"滑向否定和抛弃理性的极端.现代公共理性应该成为沟通和统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和桥梁,它是横跨国家(政府)、政党、利益集团和个人之间,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能力和机制.以公民社会为底蕴与后盾,现代公共领域的培育和公共理性的提升对我国政治现代化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     

制度建构的理性构成及其困境

现代社会的制度建构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们的理性设计和价值选择,是由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共同构成的,具有双重的价值取向.也正是由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相互伴生又彼此对立的关系,给制度建构带来了诸多矛盾和困境.对此,必须加以密切关注,以共同维护现代社会的同一性与和谐发展.     

现代公共行政的数字化要求及其调适

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中 ,韦伯选择了工具理性建构了官僚制理论的框架 ,随着世界的“解魅” ,以工具理性主导的官僚制成为现代社会的内在特征 ,从而形成了现代公共行政的数字化特征 :抽象还原、定量计算、准确预测和有效控制。然而社会的理性化带来了现代性的价值荒芜 ,哈贝马斯特别是罗尔斯等人的理论从不同方面对现代公共行政数字化要求特征进行调适 ,去实现公共行政的价值回归。     

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理论

西方现代社会中出现了理性精神的危机,中国也产生了理性精神失落的现象。因此,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和文学理论建设,必须重建理性精神,即克服旧理性弊端的新理性精神。新理性精神应该具有现代性、新人文精神和交往对话精神等内涵。     

上帝的命运:从现代到后现代

上帝与理性是西方文化的两大主题。近代以来,上帝与理性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早期现代,理性的确立迫使上帝逊位;后期现代,工具理性的张扬导致了上帝之死。但上帝的缺失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找回上帝成为西方精神领域的急迫任务,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试图在确立"后现代世界观"的基础上重新"复活"上帝。     

论现代新儒学的内在向度--寻求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

现代新儒学相承传统儒学"即哲学即宗教"的特质,面对在儒学中安顿科学理性精神的时代课题,力图将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统一于心性之"一本",作为其基本的义理归趋.这代表了儒学在现代社会谋求新开展所必有的一次历史性转进.新儒学虽然没能真正实现三者的内在统一,但它从一个侧面对于宗教、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中国式的解读方式,直接关涉到了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面对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新儒家的有关理论取向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一起构成了两种正相反对的基本选择,将有可能为人类寻求更健康、合理的存在方式提供某种有益的借鉴.     

当代西方的理性主义

本世纪西方理性主义受到非理性主义的严重挑战，但非理性主义反对的其实是机械论的唯理主义，真正的理性主义精神仍在继续发展。本文对此从纯粹理性、实践理性、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等四个方面作了概括和论述，认为理性与感性都是人类精神不可或缺的方面，我们应努力平衡之。     

试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理性观基础

马克斯·韦伯认为传统的东方社会未能走上现代化道路，其关键原因就是缺乏一种西方社会独有的理性精神，这一论断无疑具有历史独断论色彩，但他从社会的主观意向与客观实在的关联入手研究东方社会传统文化的研究方式在学界产生深远影响。沿着韦伯思路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理性观基础时，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法律的生成都与中国传统的法律理性观与社会理性观的历史变迁密切相关。中国传统的多元法律理性观与社会理性观曾是中华法系产生与兴盛的精神内核。但其向一元化和非理性的转变也成为阻滞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走向现代的根本障碍。因此，如何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利于法律发展的理性内容，对于现今 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社会技术理性的片面性与科学重建

现代社会技术发展过程中,技术发展存在着技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严重背离。本文通过对现代社会技术理性片面性的分析,指出了技术价值理性对技术工具理性的规制路径。     

论理性的批判与重建

理性是人类精神的基本特性,也是哲学思维的基本范畴。理性的演进与人类的命运和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所以它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20世纪后半叶是一个反思和批判传统理性的时代,回顾和总结这个历史过程,特别是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观,揭示技术理性的形成、实质及危害,对于重建现代理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公共行政:超越工具理性

内容提要近代社会的理性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文明和经济繁荣。但是,理性的发展走向了形式化和工具化的歧路,出现了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排斥。进而,工具理性征服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现代官僚制是工具理性的典型形式。官僚制不仅把官僚体系中的人变成了官僚机器中的齿轮,而且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工具理性化,把官僚制作用范围中的人都变成了片面发展的人。正是由于官僚制的工具理性统治,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宗教化、行政官员的腐败等等。而且,对于一党制的国家来说,它则是引导其政治解体的陷讲。因此,当代社会的行政改革纷纷对官僚制提出了批评。走出官僚制的根本出路就在于:超越工具理性,在公共行政的体系中引入道德价值理性,走以德治国和以德行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