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名前定: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兼论对宋人志怪小说创作的影响

在宋代竞争得近乎残酷的科举考试中,士子乃至整个社会的心态,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科举束缚天下英俊,使之归于一途,使举国沉溺于时文,使士子除科名外,对其他则"集体冷漠";科举制度的严密和完善,使任何哪一个人都无法直接决定士子的命运,于是,"科名前定论"产生了,科名主于"神",甚至连考题都主于"神";在此前提下,士子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乞神、求巫、乞"先师";这种科名前定的思想也深深影响着宋人志怪小说的创作。     

科举背景下宋代文言小说的变迁

宋代科举通过扩大录取名额,实行殿试、锁院、糊名等制度,抑制势族,提高录取的公平性,从而导致了士子尤其是寒门士子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得到全社会的积极响应与参与,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的变化以及文学风气的转变,这些直接促使宋代文言小说这一文体较之唐代发生根本性转变。     

试论宋代科举的义约现象

义约是宋代科举考试中为帮助贫寒士子解决应试盘缠而结成的民间经济互助组织,它是宋代科举平民化的产物.义约不仅具有支助士子应试的经济功能,同时也成为他们切磋举业的重要组织形式.     

元代科举与元代文学发展

元初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科举长期废而不行。士子文人失去传统的上进之路,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文人因此而疏离了政治和权力,淡出了治国和明道,唤醒了独立人格意识,以纯文人的心态和眼光读书和创作;元代中期,自元仁宗恢复科举制度后,吸引了各族文人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从而兴起了一个全面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潮。元代科举吸引各族士子文人参加,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依然有着无法言说的吸引力,尽显大国气象和盛世之感,促成了元代盛世的时代精神和"平、易、雅、正"盛世文风的形成。     

门客与宋代科举文化

士人以门客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是宋代科举文化的突出特色。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宋代特殊的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恩荫、牒试等制度。这些优惠政策赋予了皇亲贵族特有的荫补权利,由此也惠及了他们的门客,许多士子借此通过科举考试并踏上了仕途。但为了获得门客资格参加科举考试,有些士子便四处冒名、请托,又衍生了许多流弊。     

宋代浙闽赣地区的科举谣谶传播

浙闽赣三地是宋代科举最发达的地区,各类人才位列全国首位,与此相对应的是这一区域留存至今的科举谣谶分布密集,生动反映民众对科举的强烈诉求。就三地科举谣谶的数量,内容的广泛、生动,以及应谶行为的活跃程度皆与其科举盛况、人才兴盛在全国的地位相对称。三地的科举谣谶形式相近,主题相似,其传播现象具有典型性、代表性。一方面,其内容反映三地具有共同的社会文化心态;另一方面,其地域分布的状态则折射出宋代科举谣谶区域性传播现象。     

进士背后女性角色研究--以元杂剧为例

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社会男性的专利,登第往往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科举背后的女性却被忽视。在士子们及第过程中,女性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元杂剧中描写了许多女性与科举的情节,如母亲的精心教育,准岳母逼迫未来女婿上京赶考而高中,妻子支持丈夫进京赶考而带来的相思之痛,以及为了科举而被士子遗弃的女孤儿。这些女性的帮助和付出,造就了士子们在科场上的成功。     

陈继儒仕隐生活及心态浅论

出仕与归隐是我国古代士子所面临的人生选择。晚明随入学生员数量增多,众多士子沉滞,科举陷入危机,大量山人群体涌现,陈继儒便是其中较杰出的一个。通过对晚明特有的世风世态和陈继儒仕隐人生轨迹之把握,可以深入研究其仕隐生活及心态。     

谣谚中的宋代科举社会

丰富的谣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谣谚为材料、从民众角度阐释和理解历史的机会。散落在各类古籍中数量不斐的宋代谣谚不仅反映出宋代科举"取士不问家世"的特点,展示了科举制下的众生相,昭示着宋人对科举及第寄予的极大热情,折射出因科举产生的种种社会心理,而且也反映出受榜下择婿之风影响而造成青年男女婚嫁年龄过大等社会现象。字句简短的谣谚不经意间保留了宋代科举社会特有的历史信息和时代特征,为我们更真实地把握宋代科举社会提供了生动鲜活的佐证。     

论宋代科举户籍制

宋代科举中有一不为人注意的辅助制度———科举户籍制。宋代科举强调应举者须有户籍并自本贯应举 ,对户籍的审查、认证、确定有一整套规定 ,贯穿于科举的全过程。作为科举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举户籍制维护着科举质量和选拔程序 ,并在制止种种冒贯应举弊病中不断完善。科举户籍制也是宋代户籍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实施过程中促进了户籍制的发展 ,并从一个侧面充分展示了宋代户籍制的奥秘。     

诗钟与科举及其对清代台湾文学的影响

诗钟是封建科举制度的产物。诗钟活动中的诸多环节都是参照封建科举取士的一系列程式建立起来的;它反过来又影响科举,助长了人们梦幻科场、热衷科名的社会心理与社会风气。二者相互推助,共同促进,最终影响到清代文学特别是清代台湾文学的整体风貌。清代末年,诗钟一经传入台湾,便得到台湾文士的热情欢迎,迅速传布全岛,占据台湾诗坛的主流地位,使得台湾诗风为之一变,从而进入了一个"击钵联吟"的创作时代,并为日据后台湾诗坛的复苏提供了契机。     

宋代诗赋取士的官韵

唐五代科举诗赋用韵大体遵守《切韵》"同用独用例",宋代则出现了专门用于科举的官修韵书,诗赋应试,限韵与定格等以之为权威功令。宋代韵书编纂与前代韵书的不同正在其功用程度有别,官修韵书也是宋代科举在制度建设上的重要举措。宋代先后使用《景德韵略》和《礼部韵略》两部官韵,都对后世韵书的编纂产生了至深且巨的影响。     

诗钟与科举之关系及其对清代台湾文学的影响

诗钟是封建科举制度的产物,诗钟活动中的诸多环节就是参照封建科举取士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式建立起来的;它反过来又影响科举,助长了人们梦幻科场、热衷科名的社会心理与社会风气.二者相互推助,共同促进,最终影响到清代文学特别是清代台湾文学的整体风貌.清末,诗钟一经传入台湾,便得到台湾文士的热情欢迎,迅速传布全岛,占据台湾诗坛的主流地位,使得台湾诗风为之一变,从而进入了一个"击钵联吟"的创作时代,并为日据后台湾诗坛的复苏提供了契机.     

科举视域下的状元与女性--以宋元南戏为中心

女性在科举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宋元南戏就较好地反映了女性与状元的关系。在科举考试之前，女性们为士子筹集赶考的盘缠；士子进京之后，她们又必须肩负照顾家庭的重任，以及承受分离之苦。如果士子能够高中状元，她们也能得到应有的封赠。宋元南戏明显地突出女性的作用以及状元的身份，寄托了元代知识分子试图改变社会地位的愿望。     

明代文人与行卷

行卷是由唐代科举衍生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很多士子借助行卷的方式得以登第。但宋以降,由于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降低了行卷在科举考试中的作用。学者大多认为,行卷在唐、宋之后便不复存在,但实际上,行卷之风在明代中后期再次兴盛,士子又奔竞于名公贵人之门。明代文人的诗文集收录了许多有关行卷的文章,特别是明代文人相互标榜及结社等风气的盛行,为明代行卷的兴盛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对文人心态、社会风气等产生了较大影响。     

明代的士大夫、士大夫家族及其关系网络

士大夫是科名、功名的占有者,是知识的拥有者,是社会声望的享有者.明代的士大夫大多借助于科举一途,形成世代簪缨的科举家族,且具有地域性的特征.作为一个特殊的知识群体,通过地缘、姻缘、师生、同年、文社声气等,明代的士大夫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进而影响到朝内之政,形成“门户”,甚或“朋党”.     

以晏畿道感伤词观宋代士风

晏畿道所代表的婉约词风,是当时北宋时期士人心态和风貌的反映,也是其时宋代文人士子独立而特殊的文化思维的折射和反映.工致言情的词风与生平坎坷起伏的遭际,导致了晏畿道感伤词风的形成与臻于完善的过程,其清婉伤感与格律精微体现出宋代词体逐步成熟与完备的发展历程,颇具考证与论议的文学价值.     

宋代考试制度对司法官员知识结构的影响

韦伯等学者认为,传统中国的司法官员是非专业化的,因而司法审判不具有确定性和可预测性,西方则与之相反.通过对宋代科举考试和法律考试的内容进行考察,可以发现通过科举和法律考试选拔出的司法官员基本具备了较好的"法理"知识和法律基础知识.总的来说,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宋代司法官员的知识结构能够满足宋代司法审判工作的要求.     

北宋科举教育与书籍刊刻

宋代书籍刊刻之所以发展和兴盛,科举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北宋学校和科举的存在,导致了当时社会对与科举有关书籍的旺盛需求.由于拥有如此巨大且亟待供应的书籍市场,北宋印刷从一开始就在为满足这样的书籍需求而运作.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推动力.     

清代科举户籍改革与土客互动--以广西宾兴组织为例

清代对科举户籍制度进行了渐进式改革，至乾隆间渐成定制，为科举“分区取士”下的客民与地方社会互动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广西各地为振兴文教，纷纷使用科举入籍捐资创建宾兴组织。至道光以降，“入籍宾兴”渐成制度化和普遍化，捐资方法则呈现出多样性、灵活性等特征，这对促进土客互动、培育地方士子、构建基层秩序等多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