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智德观及其现代意义

孔子的智德观及其现代意义杜振吉智德观即关于智慧（知识）的道德意义，或智慧（知识）与道德二者关系问题的基本看法和观点。在中国思想史上，最早把“智”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和道德品质，并对智德加。倡导和强调的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从道德的内容和结构来看，可以把...     

慧远佛学的"寂智论"

早期中土佛教的一个常见主题是禅智并重,慧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寂智"论,这亦是其整体"法性"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佛学观."寂以行智"是慧远寂智范畴中最为重要的思想命题,寂与智的对应可视为实修中的禅定与观照中的了达智慧之对应.慧远的理念是禅非智无以穷其寂,智非禅无以深其照.因而,"寂智"论中一个极有意义的概念是"照",照是般若智的直观之运用,它是一种整体直观或直接体认佛法的智"用";故慧远倡言"禅智之要",亦是"照寂之谓",并得出了"照不离寂,寂不离照"的结论.当禅借助般若智达到"寂"的极致境界,智"照"的功用与视域亦得到扩展,最终,"寂以行智"亦即获得佛教中了达的真实智慧之路.作为对般若种智寂(虚)而能照(观)的一种理论解说,虚寂而能"圆照",照寂相济论实际上就是慧远独特的"寂智"观的基本内涵.总体上看,慧远的"寂智论",是基于其自身学养而使佛学契合于中国人根器的一个思想中介.     

“智德”及其当代价值

"智德"是关于智慧的道德,不是关于道德的智慧。"智德"是管理人的智力领域的德性,协调的是自我与其智力或者说自我与自我的伦理关系之原则与规范,而不应当只是保障其他美德正确践行的辅助性工具。"智德"的本质是如何道德地利用自己的智力。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智德具有特别的意义。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型社会,创新能力培养必须与智德培育同步进行,以助推科技伦理共同体的构建,将科技发展置于科技伦理框架之中才能保障其真正为人类谋福祉。     

浅谈孔子的“学习之道”

"学习"是孔子重要的人生体验,"学习之道"是孔子用实践凝结的智慧,是具备了文字、思考、体验和实践的人生道德,是包含思想与行为的人生境界。孔子尽其一生致力宏扬"学习之道",在孔子的言传身教中"学习之道"无处不在,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学习之道"能启发人们的"智"、"仁"之心,并用"智"、"仁"来行施仁政,治国平天下。     

德性知识论视域下的"知行合一"——兼论对"良知"的新诠

当代西方知识论的发展内含对认知主体之智德(intellectual virtue)的强调,其讨论焦点已逐渐从向外求真转移到认知的实践向度上来,在一定意义上与中国传统"知行"哲学的实践智慧相契合。如果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置于中西哲学比较的视域下考察,"知行合一"的知识论涵义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其作为一种认知结构是否具有普遍价值,则尚待进一步厘清。理解阳明所言"良知"作为道德的知识与非道德意义上的知识之异同,可以德性知识论为参照,因为阳明"知行合一"说不仅与道德活动相关,也对一般意义上的认知活动的过程性和连续性有深刻揭示。而对"知行合一"作知识结构分析,能使"良知"知识论面向的特点被更清晰地展现出来。     

智德·智能·才性四本——汉魏之际从重智德到尚智能的演变及影响

从孔孟到董仲舒所论的＂智＂,都属于道德论范畴,即智德,而忽略了其作为一种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品质。受其影响,东汉名士重智德,以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诠释＂智＂,其特征是：孝亲忠君;行＂仁义＂,明是非;从善如流,嫉恶如仇;知人、举贤,识善,荐善。汉魏之际,士人以智谋和才能定义＂智＂,由重智德转向尚智能,其特征是：智为德之帅;激赏＂识度＂;摒天命,骋智力。这一转向导致作为魏晋玄学主题之一的＂才性四本＂成为热议。才性四本论不仅有重大的政治和学术意义,而且开启了魏晋时期人文思潮中对人自身才能、价值的认识和把握的思想解放之门。     

智者乐水:早期儒家传统中的智慧观

儒家关于智慧的理解对中国人的生活之道产生了长远而全面的影响,同时也为中国哲学与宗教的“智慧型传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从比较哲学的角度,通过解读先秦儒家知与智、智与德、智与乐、智与水等多维度的内涵,可以看到儒家智慧观不仅仅是一种对日常生活有用的箴言集合,而且是关于宇宙、历史、社会和人性的道德形上学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关于人超越自身局限,获得理想人格的一种阐释。     

荀子论"学"

荀子之学主要为道德之学。道德之学所遵循的是由知-学-智的路线,知通过学而成为具有道德价值的智。学与思二者之间,学为主;学与行二者之间,行为重;学、积和化三者循序渐进,共同构成达致圣人境界的方法。化性入境的关键在于诚。学本身需要一些德性将之优化,包括:一、乐和微等。     

“成就自身”的智慧:儒家的道德自主性和自我反思

<正>一、儒家成就自身的智慧:人的道德自主性和自我反思广义的"儒家智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区分是非、对错的道理理性;二是明辨善恶、好坏的伦理理性。《论语》中谈到的"知"和"智",包括孔子说的"智者不惑"的"智",还有后来所称的"五常"中的"智",可以说同时就包括了这两个方面。但进一步来说,儒家的道理理性和伦理理性具有紧密的联系,不能截然分开,尤其是儒家主张的智、明智、明哲主要在于追求伦     

伦理与教育之内源性根柢探究

伦理与教育实有同条共贯的事理相通,道德责任感与"心灵的觉醒"可堪作为教育与伦理的内源性根柢。道德责任感是道德实施的思想根基,"心灵的觉醒"意在表明"‘良知’概念"传神地道出价值觉醒是一种体验之学。     

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与价值伦理学

学界普遍存在的将伽达默尔解释学与伦理学分而说之抑或将其两者作完全简单等同可以说都有失偏颇,也失之根本。如同海德格尔所认为的"科学技术已经破坏了德国人的人文精神与人文价值",伽达默尔深刻之处在于分析了人类生活价值伦理失落之根是实践理性、实践智慧的缺位和沦丧,"实践衰退为技术",价值伦理的重塑意味着实践哲学的重建与复兴,因为从根本上说,"实践就是伦理学实践"。实践哲学就是对人类存在本质和生活行为与状态的一种理性反思,是关乎人类存在、目的、价值与意义的根本性理解,它要求在它所框定的结构中去把握"正确的""共同的"伦理;实践哲学作为一种方法观念"将再度重视‘伦理学’,即为‘伦理学’进行一般的辩护,但不是针对价值意识的内容,而是针对权利和道德中亦即伦理中的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性"。显然,伽达默尔无意于具体伦理规范讨论,而是从本体论的高度来处理实践哲学与价值伦理的联结的,并把价值的本体论问题当作实践哲学及其伦理学的核心,"价值的本体论问题意味着这样一个关口,如果你不探寻‘价值’之存在所要求的整个道路,就别想通过它。"抑或说,现代人文精神与人文价值是在实践哲学的恢复与复兴中得到有力的肯定和重建的;实践哲学重又在价值伦理上担当了实践理性的责任与力量。     

荀子论智

在荀学研究中,"智"似乎是一个经常出现的重要概念。一则是因为牟宗三、唐君毅等人往往以"智识心"、"以智观心"等说法描述荀子的"心",然而其所用之"智"概念并非出于荀子对智的定义,实则为完全不同之概念;二则是因为与"智"密切相关的"心"和"知"这两个概念常常被学者讨论,从而造成了荀子的"智"概念常常被讨论的错觉。事实上,迄今为止,尚未有专著从正面对荀子的"智"进行疏理。笔者则通过本文指出,荀子对"智"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广义用法包括表达"知"的主观条件和"知"的一般结果,狭义的用法是带有价值意义的与"愚"相对的"智"。接下来笔者对"智"的几种用法同"心"、"性"、"伪"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指出,荀子"化性起伪"的观念在"智"的思想上表现为变"愚"为"智",而"学"是实现这一转变的根本动力。     

论朱熹格物论视域中的“物” “理”与“知”

在朱子思想中,格物致知是一种以道德为进路的人生修养工夫。格物工夫的对象是生活世界中的切近之"物",其前提与出发点是善端良知的"已知之理"。从内容上来看,格物之求其"所当然之则"是在具体情境中、始终围绕"本然"之道德倾向进行的道德认知与权衡,而求其"所以然之故"则是对"所当然之则"的反身体察与确信。格物致知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达到"知至意诚"的道德自由境界。     

"体知"探源——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的个案考量

立足于中国古代身体观,"体知"所涵括的"身体能够知道"的义项与西方认知理论中"具身化认知"的新进展相一致,但不同于西方认知科学中向经验的彻底回归以及仅仅将身体看作认知的基础,"体知"也是在高层次上对事物复杂性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体知"之"知"在于"身体自然知-‘道'",则"体知"不是一个纯粹认识论的范畴,"体知"之"体"的动、名词区分,显示了作为隐暗维度的"气",这一"存有的连续"的一体之本然是"‘体知'何以可能"的本体论基础,同时,在此框架下,"身体自然知-‘道'"也体现出修身哲学中"不待修饰把捉"这一实践工夫的独特的理论内涵.因此,作为一个"新"词,"体知"能自然地相承于古代话语,又顺畅地契入于当代生活,可视之为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的一个典范.     

孟荀对《中庸》“诚”思想的继承与发挥

《中庸》"诚"之思想内涵包括体和用两方面。孟、荀在接受《中庸》"诚"思想影响时,分别对"诚"之本体发用流行的两种实践路向有所继承、发挥和改造。孟子继承《中庸》"自诚明"的路向,着重从人的内在心性来阐释,把"诚"等同于"仁义",通过道德心之"思"来反求诸己,使仁义之心由内向外不断扩充,由诚而明善,这反映的是道德实践的能动性与自主性,即"由仁义行";而荀子则继承《中庸》"自明诚"的路向,着重从外在伦理政治规范来阐释,把"诚"看成养心的功夫,以保证认识心来知外在"仁义法正之质",并把外在伦理政治规范内化为道德原则,由明而诚,这反映的是道德实践的他律性,即"行由仁义"。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达于"至诚境界"。     

孟子关于“德慧”、“术知”之区分及二者相统一思想

孟子关于“德慧”、“术知”之区分及二者相统一思想马振铎孟子把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视作理性指导下的自觉活动。这一认识使能够令人达到道德自觉的＂智＂在其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无论在人的先天道德能力──善性，还是在后天道德践履之中，＂智＂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     

谈论思孟学派的"性-天思想"模式

"性天思想"是一个以"天-命-性-道-教"为心性论基调的思想模式,重点在"性"与"天".它所要讲的是"性"的起源,所要解释的,是心性问题,以及如何"存养省察"的修养功夫.它系统地解释了宇宙道德生命是上天降命、赋予人性而衍化的原理.人们通过诚、敬之道,尽心、知性、知天,而能以天之德为法则,致力于使道德生命与"天"合而为一,达到形上与形下的超越性统合,已立立人、已达达人、人人成圣成贤的社会终极目标.这也是思孟学派建构道德圆满形态之理想社会的重要实践途径.     

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是哲学"终结论"者——与游兆和先生商榷

游兆和先生在《学术研究》2007第8期上发表了《哲学在何种意义上终结》一文,阐释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哲学终结’的历史背景是19世纪实证科学思潮的兴起与德国古典思辨哲学的终结,由此‘哲学终结’也就具有‘思辨哲学’与‘全部哲学’终结的双重含义,而‘哲学’最终将‘消失’在‘实证科学’之中";"一个是‘世界观’,一个是‘逻辑学’,但二者也终将""完结",并认为"断言马克思不是‘哲学终结论者’缺乏历史与逻辑根据"。但是,马克思哲学的"终结"的真实含义在于超越"思辨哲学",而没有否定"全部哲学";马克思的"实证科学"概念只是处于哲学与科学意义张力中的一个含糊的名称,不能断言马克思"随着这种‘历史科学’的诞生,‘哲学’或任何‘历史哲学’也就成为‘多余的’";马克思在终结"思辨哲学"之后拯救出积极世界观,实现了哲学变革并开辟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解放学说。     

"新民"与"实学"的救国模式

福泽谕吉在日本面临西方列强的侵吞时,提出以西方文明精神来保全国家的独立政体,其实践操作是通过"实学"来开发智慧,增强国力,营建淳厚的"人心风俗".显示的价值取向是重视智慧,具体路径是先智慧后道德.梁启超稍后于福泽谕吉,早年留学日本,对日本思想颇有研究,当时面对的国情与日本相似,但选择与福泽相异.他以"新民"为救国的法宝,以道德为根本,把智力、学识作为"其余事".显示的价值取向是中国一贯的道德主义,具体路径则是先道德后智慧.前者是"大和"的选择,后者为"中华"的选择.两种抉择,两种结果,这值得我们深思.     

哲学的"爱智范式"的演变--马克思是如何超越西方形而上学哲学的

哲学的"爱智范式"通过预设某种"最高智慧"作为人之欲求的终极目标将人引向一个无限超越的过程.文章认为,对西方形而上学史唯有从"爱智"哲学范武的发展史及其终结的角度才可窥见其中的奥秘.由"爱智慧"确立的形而上学隐含着宗教-科学二元性特征.中世纪发展出宗教思想方法的爱智维度,近代发展出了科学思想方法的爱智维度.黑格尔哲学的解体标志着"爱智范式"的哲学的终结.马克思哲学开启了一条由"实践观点"超越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爱智范式"的道路,哲学出现了面向现实生活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