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治理的实践探索及当代启示

社会治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时期是党的乡村治理思想和实践的重要发展时期,基于政策先行、制度化推进和加强法制建设的逻辑,不断创新乡村治理实践,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一个"十没有"的社会.分析研究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治理实践创新,总结其中的经验和启示,不仅对丰富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推进当代中国乡村理实践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群众路线的理论创新——以延安时期为例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切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镜鉴价值和实践拓新启迪,以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理论创新及其历史经验为例,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科学方法,秉持理论和现实相比照的实践态度,通过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群众路线历史创新和实践探索等方面理论文本和历史文献的分析,呈现延安时期群众路线理论创新在主体维度、方法维度和制度维度的理论成果,从而进一步揭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群众路线普遍的思想范式和行动方式,发掘其中始终发挥主导作用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价值逻辑。研究认为,延安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处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的基本理论和科学方法,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高度理论概括,也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 充分借鉴延安时期群众路线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群众路线始终是党章中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章程中群众路线思想的历史考察

党的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也始终是党章中的根本问题。党章作为党的根本大法,忠实地记录了党的群众路线随着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不断推进而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既是群众路线理论与实践成果的集中反映,也是群众路线教育的最好教材,更是群众路线实践的根本指南。     

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的历程、经验与未来着力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乡村治理基本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政权下乡"革命时期、"政社合一"建设时期、"乡政村治"改革时期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推进时期.在党的领导下,乡村治理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表现为乡村治理主体结构得以优化、乡村治理法律法规逐步完善、乡村治理实践做法不断创新.回顾历史,中国乡村治理之所以取得显著成就的经验在于:治理目标上,始终着眼于乡村稳定和发展;治理理念上,牢牢锚定农民的根本利益;治理主体上,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治理模式上,自觉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在新的历史时期,党要紧紧围绕着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着眼于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努力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营造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走好乡村善治之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流变与基本遵循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乡村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乡镇政府、村委会、村民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共同参与下,协调处理乡村各方面事务以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活动。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乡村治理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历程中,虽先后历经政党下乡、政社合一、乡政村治、多元共治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却始终以坚持党的领导、紧扣党的奋斗目标、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和尊重农民民主权利为基本遵循,推动乡村治理不断取得新进展。     

1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形成、内涵和价值分析

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形成既有理论基础,也有实践根据.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思想的科学内涵在于它不仅是党的工作路线和领导方法,也是党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具有重大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探讨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对于目前新形势下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提高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能力,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治理路径研究 ——基于安徽省大圩镇乡村治理“五合模式”的考察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治理作为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长期以 来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安徽省大圩镇在乡村治理路径的探索过程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乡村治理“五合模式”。大圩 镇乡村治理“五合模式”是指以农村基层党建“聚合”为引领、以乡村治理空间“融合”为平台、以乡村治理主体“联合”为依托、以 乡村治理方式“结合”为抓手，以回迁村社居民“和合”为目标的乡村治理实践创新，解决了基层党组织弱化、党委政府权威和公 信力降低、居民参与不积极、社区建设不完善等问题，极大地促进了大圩镇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村两委一肩挑”模式研究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作为优化乡村治理体系的"村两委一肩挑"模式是村民自治实践中一种被越来越多村庄实践的模式。"一肩挑"模式的出现和推广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主要体现在能人治村的背景与农村人才外流现实的张力上、加强党的领导与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要求上、村庄合并与村民自治下沉的现实上以及村"两委"交叉任职的前期准备与治理"村官"腐败的要求上。通过村庄内部加强党的领导、理顺"两委"关系、提高自治效率以及规范权力运行,"一肩挑"模式促进了乡村治理现代化,但这一模式在实践中也面临一些挑战,如"一肩挑"干部的权力集中、职责"超载"以及模式的适应性等问题有可能抑制乡村治理现代化。因此,对待"村两委一肩挑"需要我们保持审慎的态度,使其真正做到促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建党百年来乡村治理范式的嬗变逻辑及新时代启示

乡村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区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强大的重要基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走过了极为不平凡的历程,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范式的演进与历史中心任务密切相关。透视百年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范式的嬗变逻辑,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推进乡村治理向制度化法治化的发展方向迈进。为此新时代乡村治理要不断凸显党组织的领导作用,紧密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激发农民主体作用,为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基础。     

梁漱溟乡村建设实验的主旨及其当代价值

20世纪30年代,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在山东邹平进行了为期7年的乡村建设实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国内外也引起了较大反响。在今天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三农”问题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如何吸收借鉴国内外乡村治理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历史上一些乡村治理专家的思想智慧,促进农村现代化的进程,梁漱溟重视文化教育因素在农村进步和国家发展中的理论与实践可能会给我们一些深刻启迪。     

党的群众路线在农村实践的社会基础

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在农村的实践是薄弱环节和难点所在,因而更具研究价值。新农村建设的持续推进,使党的群众路线在农村实践的社会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实证研究发现,党的群众路线在农村实践的社会基础,就是政治社会化路径下的农村社会整合与农民公共精神培育。党的群众路线在农村的实践,有利于解决国家与社会分离过程中出现的紧迫性公共问题,是对村庄治理体系的变革。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时代契机、运行机制与行动方略

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成果,是在对“乡村善治”时代议题回答过程中所形成的“中国答案”。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证成的理论根基之上,乡村治理共同体根据乡村治理的现实议题开展实践创新,实现了继承性和创造性的辩证统一。随着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内生出多元主体在场、治理秩序认同、主体利益联结、治理行动协同以及治理成效分配的运行机制,完成了传统乡村治理文明向现代乡村治理文明的深刻变革。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以共同体逻辑推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应着力于实现制度与组织势能向基层治理效能的转化、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乡村治理新格局、畅通和规范社会力量和乡村群众参与治理通道、探索“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实践路径,从而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治理蓝图。     

浅析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及其现实意义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科学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形成并确立了我们党在一切实际活动中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立足点在于对"人民群众"范围的科学界定;其基本观点包括: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一切为了群众和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三个方面。群众路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重温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我们依然可以从中汲取实践的动力。     

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是国家基于农业农村发展需要,以数字信息技术赋能乡村建设,助力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而做出的时代选择。数字信息化时代下,正确把握内蕴于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之间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有助于厘清当前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内在逻辑,探索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重要路径: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创新社会参与渠道、构建乡村治理平台与完善配套政策体系,从而更好地实现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实现乡村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的现代化。     

乡贤治村:主体角色、制度契合与实践机制--基于赣南农村乡贤治村实践的考察

基层组织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不同于中农治村、能人治村、富人治村等,乡贤治村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重构了双轨治理的结构和机制,既能够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也能够嵌入乡村社会激活乡村社会内生性活力。通过考察赣南农村的乡贤治村实践,探讨了乡贤治村的制度建设与实践机制。研究发现,村庄熟人社会是乡贤主体角色与乡村治理相适应的内部调适器,以乡贤为首的村庄精英群体结构再生产在村庄治理中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激活乡村社会内部资源。村庄内生需求与乡贤组织建设是乡贤参与基层治理的关键因素,村庄公共事务是新时代乡贤参与基层事务的载体,政府积极引导乡贤组织自我建设保证了乡贤治村的正规性和规范性。乡贤参与基层治理是完善基层组织建设,以人才振兴推动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     

乡村振兴视域下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理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指明了新时代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向,而社会资本则为这一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支撑.通过回顾当前学术界关于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的研究现状,梳理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缩影和政治特色;同时,依据罗伯特·D·帕特南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从信任、网络和规范三重维度出发,阐明了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及实践逻辑,为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终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建构精细化研究——基于安徽省S市3村的调查

农村地区是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阵地。提高农民参与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精细化水平,对于乡村社会具有现实意义。深入研究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制度建构精细化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础,让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在适合的制度条件下运转起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有助于加速促进乡村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形成以及乡村振兴的实现。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对安徽省S市3村制度建设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参与冷漠化、制度错位、非制度参与、传统乡土意识式微等现象。因此,需要培育村民治理主体意识、规范权力实践主体、完善村规民约,既要引导村民有序参与,又要重新唤醒他们在农村的归属感,要采取多种措施,使村民自治工作在适当的制度条件下开展。     

从《宰惠纪略》看晚清知县的乡村治理

《宰惠纪略》是光绪年间柳堂任山东惠民知县时的施政记录,在这一历史文献里,柳堂乡村治理的思想与实践、乡村治理的区域特征、晚清知县乡村治理近代嬗变的历史轨迹,乃至知县传统乡村治理的一般特征,都得以充分地体现。柳堂近代化的乡村治理思想与实践不仅早于清末新政,也为今天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历史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历程、基本经验与实践启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础。党领导乡村治理遵循"党的领导-乡村治理-国家建设"的基本逻辑,经历渗透动员、全面领导、还权赋能、减负放活和协商共治五个阶段。坚持完善党的乡村组织建设,坚持以农民为中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乡村治理的实际相结合,坚持社会主义乡村治理道路,是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经验。新时代,完善党对乡村治理的领导,需要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为归宿,以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为条件,以服务民生为重点,构建党领导的"一核多元、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千万工程”经验助力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

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成为新时代乡村治理必须回应的关键问题。浙江省实施的“千万工程”,以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为起点,全面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创新乡村治理机制,问题导向、科学路径、精准治理为增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提供了实践载体和参照样本。“千万工程”通过丰富乡村治理组织资源、激活乡村治理内生动力、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乡村治理效能不断提升,提供了树立乡村系统治理理念、优化乡村基层治理结构、协调乡村治理主体利益、创新乡村治理实践方法的经验启示。基于此,在未来改进乡村治理中应健全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聚焦农民关切,突出民生导向;构建共治格局,改进治理效能;坚持统筹推进,强化多元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