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日本参与“一带一路”的路径选择

注重相对收益是日本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一贯思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日本称其是对冲垮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经济手段,对其持抵触态度,推动后者升级为"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TP),试图主导亚太区域合作进程。但由于CPTPP存在谈判目标预期过高等现实问题,安倍政府改变对"一带一路"的抵触态度,转向有限合作政策。日本通过对"一带一路"和CPTTP的双边下注,试图在动态博弈中获得相对收益。     

拜登执政以来的美台关系现状与走向探究

自拜登执政以来,美国一直延续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对台政策,将台湾问题置于“中美全球战略竞争”的大框架下,掏空“一个中国”政策。拜登政府在积极发展美台双边关系的同时,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并积极为台湾地区拓展“国际空间”,使其尽可能加入国际多边机制。不仅如此,美国国内政治也在严重干扰中美关系,加剧台海局势升温,台海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在加大。一旦中美两国无法建立有效管控分歧的机制,台湾问题将随时成为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导火索。     

日本海洋安全战略:历史演变与现实影响

近代日本奉行海洋军事扩张战略,配合和支持大陆扩张政策,在亚太地区多次挑起海上战争,最终在太平洋战争中遭致惨败.冷战时期,日本曾一度吸取战前教训,制定的海洋安全战略以"专守防卫"为原则,在重建并适度发展海上武装力量的同时,主要依靠美国海权保护海洋安全.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海洋安全战略在经历20世纪90年代的徘徊、调整之后,开始进入新的扩张期,通过制定一系列支持海洋扩张的政策法规、加强对海洋领土和可管辖海域的争夺以及强化对海洋争夺的战略指导等措施,使其海洋安全战略的目标具有了更大的冒险性,战略手段更趋于综合性,其中,军事手段运用正在突破宪法制约,成为影响海洋区域稳定的重大消极因素.日本海洋安全战略上述基本特征,将对中国的海洋安全带来巨大挑战,不仅将严重压缩中国面向海洋的战略发展空间,致中国在亚太海洋战略博弈中的被动孤立地位,还可能扰乱台海问题的和平解决,增大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海洋争端的难度.中国既要辩证看待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的现实和走向,正确认识它与过去军国主义海洋扩张的本质差异,也要注意对中国和平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保持战略定力、持之以恒地强化海洋综合国力的基础上,强化战略竞争意识,显示敢于应对挑战的决心和恒心,又要注意斗争策略,讲究斗争艺术,为国家和平发展奠定海上安全的坚实基础.     

台湾政治走向的结构分析

马英九上台后,台海形成了和平发展的新形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它会不会持续发展,如何促进台海持续和平发展,等等,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台海关系重大课题.从结构来分析,可以发现台海新形势的形成在于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务实性,在于台湾多元社会的结构与两党竞争的体制,在于两岸分治下大陆的崛起,在于国际政治的无政府性及大国政治.它们是台湾马英九当局推行"台湾优先"、"九二共识"及"渐进主义"等优先政策的依据,也是建构选举政治、任期政治与岛链政治等政策干扰选项的来源.大陆需要采取民心政治、战略政治与主体政治等政策予以优化控制.     

中日韩区域合作困局及中国的策略

鉴于中国、日本和韩国经济上的密切联系和政治、安全的分离并存的二元结构现实，在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背景下，中日韩三国之间开展区域合作和取得成效将会越来越难。三国中的双边合作是不均衡的，主要是中日之间的合作难以深入。对中国而言，除了极力推动中韩自贸区建设外，也应因势而动，积极发展与韩国间的政治合作；在与日本博弈的同时稳住现实局面。     

努力拓展增长美国财富的东方渠道——克林顿的亚太经济战略回顾

克林顿入主白宫后 ,开创了美国战后历史上首次把经济问题放在对外政策中心地位的新时期。在美国现阶段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本国条件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 ,克林顿在众多经济区域中毫不犹豫地把美国经济的区域战略重点指向了亚太。克林顿力图通过以下手段将亚太经济战略建设成美国全球经济大厦中一根强有力的支柱 :提升贸易地位 ,扩展对亚太的经贸领域 ;巩固美日经济同盟 ,把日本作为美国对亚太进行经济辐射的基地和保障经济安全的屏障 ;同中国开展多层次的经贸合作 ;保持并加强在东盟的传统经济利益 ,利用东盟牵制中国、日本 ;积极参加亚太经合组织活动 ,加紧争夺亚太经合组织主导权 ;通过政治、军事手段建立巩固的经济安全机制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韩国对华战略分析——以对冲战略为视角

国际秩序在中美战略竞争、新冠疫情蔓延、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下发生了巨大变革,中韩关系也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面临新的挑战,韩国的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随着政府换届、执政党轮替而出现政策摇摆变化,因此分析韩国对华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以对冲战略为理论视角,从理论和政策层面上,深入分析韩国在中美竞争背景下的对华战略,韩国基于中美相对实力的变迁、不确定环境及可能产生风险的研判、国家利益的考量,经过成本-收益的综合评估确定对华采取对冲战略,提出在中美战略竞争环境下稳定中韩关系,可以进一步在朝鲜半岛无核化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在既有合作空间下拓展更广阔的领域,构建起面向未来的中韩关系。     

中美汇率政策博弈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断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向中国施压的重要工具,在涉及国际贸易平衡发展、人民币汇率水平以及人民币汇率机制等复杂经济问题的同时,其背后也隐含着浓重的政治与国际关系因素.本文综合运用应急管理、国际政治经济学等有关理论与方法,通过分析三次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发现每逢美国中期选举年,人民币汇率必定成为美国两党政治的核心议题,但金融危机下的人民币汇率之争与博弈又有其独特的经济和政治因素,使人民币汇率问题更趋复杂化.如何有效进行人民币汇率政策冲突应急管理,需要两国政府的政治智慧.     

1935年美国经济考察团访华与国内舆论

1935年春,美国经济考察团访华,引起国人的关注。此时正值中国经济受到美国白银政策严重影响之际,国内舆论集中于呼吁美国改变白银政策,同时强调日本侵华危及美国在华利益,并希望进一步发展中美贸易和商业合作,体现了联美抵日的意图。但受制于美国自身利益等因素,舆论所期望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实现。     

金融危机后中美贸易摩擦的市场主体策略分析

文章从企业角度对贸易摩擦进行审视和分析,借鉴帕特南的双层博弈模型,以中美贸易摩擦为视角,探讨中国企业、美国企业、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四种主要博弈力量。作者认为,中国企业拥有不充分信息、中国政府应对策略不足以及美国大选政治带来的压力等是中国企业在中美贸易摩擦中高败诉的主要原因。对此,中国企业与政府需要采取完善相关信息、提高应对技巧、统一对外策略等手段,有效应对来自美国的贸易摩擦。     

日本当代亚太战略评析

长期以来,日本亚太战略在其整体外交战略中占据绝大部分比重.近年来在美国"重返亚洲"的背景下,日本亚太战略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互为策应、高度共振,主要任务在于维持并强化美、日主导下的亚太体系和秩序,重点应对中国崛起对地区和全球政治格局带来的挑战,确保并增进自身呈相对下滑趋势的政治地位、经济繁荣和安全系数.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对华战略仍将居于日本亚太战略的核心位置,并给处于"复杂调整过渡期"的中日关系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     

美元贬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和美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对中美双方的经济利益也意义非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作为中美之间重要的经济纽带,它的变化或波动对中国和美国经济的影响异常深远.自2002年初,美元就开始贬值,致使当时采取单一汇率政策钉住美元的人民币也被动贬值.2005年7月,中国放弃了单一的汇率政策,人民币升值2.1%,但是美元还是持续贬值,这种汇率变化对中国外贸出口、外资利用、房地产、外汇储备及宏观经济结构造成了巨大影响.     

中美经贸政策分歧及其理论溯源

中美经贸分歧集中在美国对中国经贸政策的指责以及中国对美国的回应，而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国的某些经贸政策也表现出异议和反对，由此形成中美经贸政策的分歧。美国对中国经贸政策产生异议的原因，从形式上看是美国对中国经贸政策的误解，实质上根源于美国的霸凌以及有关经济理论问题。分歧的焦点围绕中国的政府干预及其形成的所谓“扭曲”。阐明这些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分析与追溯中美经贸政策分歧的源头，进而寻求愈合分歧的思路和方案。本文的研究目的旨在通过探讨一种公平公正的对话机制，与美国学者和智库专家对话，辩明真理寻求共识，为化解矛盾、改善中美经贸关系提供建设性思想。     

克林顿与小布什政府对华安全政策:差异及原因探析

对华安全政策是美国对华整体战略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从克林顿政府到小布什政府,美国对华安全政策发生了一系列演变,既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连续性,也在基本政策框架偏向、战略思维、实施手段以及具体议程等多个方面表现出差异性.这些差异的背后既有思想传统、党派利益和人员构成等该届政府本身的原因,也体现了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中美安全关系落后于中美整体关系,现行美国对华安全政策严重阻碍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与两国的长远利益,亟需得到调整.     

全球化困境下的中美经济关系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逆全球化思潮与民粹主义泛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疫情暴发后全球产业链断档威胁频现，产业链的相对完整与安全问题被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后疫情时代产业链在区域间和国家间的重构趋势在所难免。在此背景下，中美关系也进入越来越复杂状态，中美博弈看似零和博弈。由于科技、数字经济等领域日益呈现“赢者通吃”的垄断格局，中美在这些领域的竞争似乎也具有零和博弈的特征。但从全球产业链安全运行和国际货币体系安全运行的角度看，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和金融关系实际上又高度融合，密不可分，中美竞争的正和博弈(双赢)空间远远大于零和博弈空间，中美“脱钩”并不容易。     

中美知识产权关系的缘起

本文研究的中美知识产权关系缘起的基本线索是,在美国国际竞争力呈现下降的趋势和美国为提高国际竞争力调整对外贸易政策而发起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化攻势的时候,中美关系揭开了新的序幕.没有美国的国际竞争力的下降,中美关系的恢复可能还要等到历史的另外某个时候;没有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就不可能有中美经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而没有中美经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就不可能产生中美知识产权关系.中美知识产权关系的建立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中美知识产权关系对中美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两次台海危机时期美国对华核态度初探（1954-1958年）

20世纪50年代发生了两次台海危机，也就在这个时期，美国第二次和第三次公开宣布对华使用核武器。通过对两次台海危机中美国对华核态度的探讨，指出制止中美核危机爆发的途径。     

道德价值转型中的清末彩票

"尚义耻利"、"为善得福"是中国传统义利观的表述,中国近代彩票正是借助"为善"之名的"义赈"而得以产生.对于"义赈彩票",社会民众基于"君子言义"以及"乐善之心"的传统文化而给予普遍的认同,官方也采取不干涉态度;而对于以"逐利"为目的的各色彩票,社会舆论最初大多持禁止态度.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近代转型以及传统价值观念的变化,对近代彩票的弛与禁也呈现出博弈之态.隐藏在这种博弈后面的是传统与近代、社会与经济的双层互动.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博弈、冲突及其治理

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存在着先赋的博弈结构,在这一先赋博弈结构下,双方展现出比较灵活的多元的博弈策略。在两者博弈关系的背后,存在着更为深层的组织冲突关系,这一冲突关系也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博弈与冲突关系的存在,都迫切需要"关系治理",需要"正式规则"、"事实规则"与"论坛规则"等多重治理机制,也需要先进治理理念的引导。     

安全-人权-利益: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优先目标的变迁

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不断发生着变化,而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为其对华贸易政策设置的优先目标在不断调整.冷战时期经贸关系服务于战略与安全目标,使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处于一种从属地位;冷战后的过渡期中国战略地位的下降和人权问题的凸显使中美经贸关系遭遇最大危机;1994年之后经济利益逐渐占据上风,并使获取贸易和投资利益成为美国在中国"入世"谈判中的主要出发点;中国"入世"以来,中国制造的冲击使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从进攻性的出口政治转变为防御性的进口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