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激励与资源错配：基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检验

优化资源配置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路径之一，探讨税收激励政策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对于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税收优惠政策对制造业资源错配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加速折旧政策可以显著缓解制造业资源错配情况，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加速折旧政策对异质性生产率企业产生非对称性影响，通过融资约束机制和资本深化机制，提高低生产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来降低行业内企业生产率离散度，进而缓解资源错配。此外，上述资源错配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小规模企业、东中部区域以及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更为显著。本研究为进一步评估加速折旧政策效果、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经济的转型和升级提供参考。     

IT能力对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研究

构建服务型制造模式下IT能力、服务创新绩效、组织学习及服务化战略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IT能力正向影响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绩效;组织学习在IT能力与服务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服务化战略在IT能力与组织学习以及与服务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着调节作用。本研究对于制造企业采用合适的服务化战略和提高制造企业的服务创新绩效有所裨益。     

中国企业出口贸易对劳动者工资的影响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出口成为企业发展的主题,研究企业出口贸易对于劳动者工资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Stolper-Samuelson定理(简称S-S定理)以及Melitz的异质企业模型,分析企业出口对员工工资收入的影响,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5-2007年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出口对企业所支付人均工资的影响。研究认为:中国参与国际市场会带来劳动密集型企业产量增加,这会使中国企业的单位劳动所占资本提高,带来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进而会带动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高。实证检验认为,企业出口与人均工资呈显著的正相关性,出口对企业工资具有促进作用。     

中美贸易摩擦、美国进口冲击与中国企业创新

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基于高度细化的微观企业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从整体上来看，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优化了企业的专利申请结构，对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企业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无显著影响。②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对内资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的创新总产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创新总产出增加是由于高质量创新（发明专利）与低质量创新（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同时显著提升导致的；外资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的创新总产出下降是由于低质量创新显著下降、高质量创新变化不显著导致的，对低生产率企业高质量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高生产率企业。③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增加了企业退出市场的风险，为了应对美国进口冲击，中国企业积极应对，增加研发投入支出、优化就业结构、扩大就业规模，加快高质量创新，从而产生了“逃离竞争效应”。     

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选取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能源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探究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关系。研究显示：绿色金融能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碳排放规制在绿色金融影响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碳排放规制程度越高,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驱动作用越强。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绿色金融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结构,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因此,提出构建“常态化”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规范化”的碳排放治理机制、加快“科学化”的创新基地平台建设、加快“精准化”的资源配置结构升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低碳”发展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经验证据。     

绿色创新、财政分权与碳生产率

绿色创新对破解资源环境制约、提高碳生产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文章运用SFA-Malmquist方法评估我国279个地级市2003—2018年的碳生产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探讨财政分权差异下绿色创新对碳生产率的门槛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绿色创新促进了我国地级市碳生产率的提高，财政分权对于绿色创新与碳生产率的关系则存在门槛效应，当处于阈值左侧时，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绿色创新对碳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降低；财政分权程度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使得不同地区绿色创新对碳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呈现异质性。     

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效联动测度及其应用研究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重点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有效联动国内国际“双循环”。通过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循环”相关重要讲话的深入学习和已有文献的详细梳理，结合可获得数据，科学论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指标体系。通过构建模型，设定核心变量“双循环交互项”,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测度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效联动能否有效激发全要素生产率，并在微观层面验证技术创新这一中介效应，解决“双循环”领域宏观和微观层面实证研究的可操作性问题。研究表明：首先，通过熵值法构建的内、外循环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即东部地区较高，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其次，在宏观层面的实证检验中，“双循环”有效联动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较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在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中，总体上“双循环”有效联动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国有企业和规模较大的企业有着更显著的促进作用。最后，将科技创新作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变量，验证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路径。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合作创新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选取2005—2020年我国569家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合作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于企业合作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基于企业创新能力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对企业合作创新的影响主要在高新技术企业群体中显著，其合作创新效应存在“强-强”合作或“强者主导”的特征；基于区域市场化程度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政策的合作创新驱动效应与企业所处省份的市场化程度之间呈现互补关系，政策效应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省份更强。     

高科技产品进口、创新对生产效率的动态影响

文章选取2002-2015年我国29个省的面板数据,以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代表创新能力,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生产效率的代理变量,以CH模型为基础,建立面板VAR模型实证研究了高科技产品进口及创新对生产效率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高科技进口在短期内对生产效率有正向直接效应,这种影响并不显著;但可以通过提高创新能力,间接显著地提高生产效率;要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创新能力比加强高科技产品进口的政策可能会更加有效.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实体企业的发展是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开展金融活动,其经济后果广受关注。以2008—2019年中国A股市场实体企业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分析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影响路径。研究发现,现阶段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抑制作用,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加深会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程度,会表现出“套利”而非“反哺”。通过机制检验发现,商业信用与经营业绩在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企业的金融化选择行为会降低商业信用与经营业绩,从而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分别证明了“金融化程度—商业信用—全要素生产率”与“金融化程度—经营业绩—全要素生产率”两条作用路径的有效性。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生态环境以及融资约束程度具有调节作用,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作用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差以及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显著。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促进资源更多投入实体经济、净化金融生态环境、改善企业资源配置结构等措施,优化实体企业的金融化选择。     

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检验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变革关系到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文章基于数字经济的人力资本结构、产业效率理论，利用2013—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正向影响共同富裕；改善就业环境、增加劳动报酬、提高就业能力、提升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数字经济影响共同富裕的机制渠道；提高企业补助和行业准入门槛可以进一步强化数字经济对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并促进共同富裕。     

企业创新驱动增长的测度与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创新经济理论、CDM模型和数据特点,建立了考虑反馈机制的联立方程组模型。研究中国企业创新驱动增长的特点、机制与成效,刻画和度量企业创新驱动过程中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最终产出（生产率）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程度。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关键变量设定不同的衡量指标,既分析了企业规模、市场力量、技术机会等传统熊彼特因素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最终产出的影响,又考虑了政府政策、不同控股类型企业、高新企业等符合中国国情的指标对上述企业创新行为（活动）的影响。本文构建的模型有效地解决了创新“黑箱”问题;考虑了企业最终产出对创新投入的反馈作用,对经典CDM模型有一定的改进;首次用近几年的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内部社会资本对组织创新的影响

本文以珠三角地区的145家企业为对象,对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知识能量、组织创新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信息化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基于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知识生产函数模型框架下,选取2001—2014年中国28个省份高技术产业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信息化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化水平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影响,且受到市场化程度的制约而存在双重门限效应;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信息化水平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进一步增强;人均研发资本投入、出口交货值和政府研发投入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技术引进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     

高技能人才与浙江省产业升级的耦合研究

本文在对浙江省高技能人才的现状分析的基础上,通过高技能人才与产业升级耦合关系的经验验证,实证研究了浙江省高技能人才与浙江省产业升级的耦合关系,指出高技能人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主要通过创新和新技术的应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方向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而且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和比较优势的变化等方面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并就此提出相关建议.     

异质性企业的空间选择与地区生产率差距研究

 本文在融入企业异质性的空间经济学理论框架下,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微观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检验异质性企业的空间选择与产业集聚效应对地区(企业)生产率差距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1）异质性企业的定位选择行为在中国显著存在,并且是影响地区（企业）生产率差距的另一重要的微观机制;（2）在中国,地区产业集聚并没有对本地企业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即集聚效应并不明显。     

怎样的制造企业更愿涉足服务业务?———“服务化困境”问题的生产率匹配探析

本文关注于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过程中的产业效率因素,设计了差异化产品模型。在需求层面,公司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之间具有互补性;而在供应方面,企业在产品生产和服务之间在专业知识分配上存在竞争。理论模型提供了对制造企业服务化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计量评估。本文利用我国上市制造业版块中的企业数据,通过使用具有异质性的Fractional Probit 模型控制内生性并进行实证检验,理论模型推导和经验估计指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服务化之间存在“U”型关系,针对四个行业部门的检验也证实服务化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不同地区的企业之间,“U”型关系也存在差异。企业所处行业环境、所在区域以及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内在特征对于“服务化困境”的表现都存在差异性的影响。     

政府创新政策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效应研究

本文选取2015—2020年沪深A股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文本分析技术归纳企业年报中政府补贴部分的创新关键词，精确科学地度量政府创新补贴水平，并进一步分析两类政府创新政策如何影响数字企业自主创新投入。实证结果表明，创新补贴对数字企业的自主创新投入呈现U型效应，而税收优惠政策对数字企业自主创新投入产生抑制效应。交叉效应结果表明，两类政策工具对数字企业自主创新投入形成相互抑制的效应。渠道机制表明，政府创新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市场对数字企业的正面预期，缓解数字企业融资约束同时提升数字企业价值，从而影响数字企业创新活动。本研究丰富了关于数字企业创新在微观层面的实证检验，为我国政府创新政策的精准施策提供理论参考。     

营销知识管理对创新绩效的作用研究

文章通过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营销知识管理不但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直接影响,而且能够通过组织学习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间接影响,并且间接影响效应的作用强于直接影响效应.因此,中国企业应当加强营销知识管理,进而保障和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     

绿色投资、行业特征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通过选取2011—2020年工业行业的重污染企业和轻污染企业数据，分析了企业绿色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行业盈利能力和竞争水平两个行业特征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绿色投资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存在异质性，在轻污染企业中，绿色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负向影响，在重污染企业中，绿色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U”型影响。行业盈利能力和行业竞争水平对轻污染企业绿色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负相关关系存在逆向调节效应。行业盈利能力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负相关阶段、正相关阶段均存在逆向调节效应，行业竞争水平对二者负相关阶段存在逆向调节效应，对二者正相关阶段存在同向调节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