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子女法定继承权考察与评析

子女之法定继承权在法定继承制度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对非婚生子女：（外）孙子女、胎儿的法定继承权，国外立法规定也各异。应当吸收国外立法先进经验，从非婚生子女的认领、推定及亲子鉴定方面，从涉及到（外）孙子女的法定继承的代位继承制度方面进行完善，并承认胎儿出生前的法定继承权。     

论中国非独创性数据库的特别权利保护——以《欧盟数据库指令》为观照

非独创性数据库具有重要的社会及经济价值,应该获得相应的法律保护。为了保护非独创性数据库,欧盟在世界上率先设立了特别权利制度。欧盟特别权利制度既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也存在一些缺陷。我国应在克服欧盟特别权利制度不足的基础上建立与之相应的非独创性数据库保护制度。     

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以维护公务员的合法权益,促进依法管理公务员队伍为目的。我国现行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降低了救济的有效性,影响了行政效率。本文通过对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设计目的及其缺陷的分析,从权利救济机构的设立和行政救济程序的设定和司法救济范围的确定方面提出了建议。     

民事诉讼法应加强当事人取证权利的程序保障

在当事人主义模式下 ,“谁主张 ,谁举证” ,当事人的举证义务日益繁重 ,当事人的举证能力处处受限。因此 ,民事诉讼法从权利义务平衡的角度出发 ,赋予当事人取证权利 ,从而帮助当事人顺利完成举证义务 ,保护他们的实体权利 ,这也是证据制度的应有之义。本文简单回溯了当事人取证权利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上的发展并分析了存在的主要缺陷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的初步构想。     

法治运行的理性思考

文章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化社会结构为切入点分析我国法治理论、实践应由强调法治的治国制度特性和管理、强制功能，向法治对公民个体权利的保护功能转变。通过权利主体由抽象转向具体，实现权利的物化，使法治得以实现全社会的普遍遵守。     

作为一种法律权利的社会福利权及其限度——公民身份理论视野下的社会公平正义之省察

作为公民身份的要素之一,社会福利权利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而作为法律权利的社会福利权利,是公民的公民权与政治权的根本保障,从而也是实现自由基础上的平等的根本制度保障。社会福利可以分为积极福利与消极福利。通过社会福利权的形式,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能够把自由与平等统一起来。作为一种实在权利与积极权利,社会福利权的落实不能侵犯到公民的自然权利与消极权利,也不能以牺牲他人的社会福利权为代价。     

论《物权法》上权利质权制度的若干问题

与《担保法》相比,《物权法》调整了出质权利的范围,并严格区分质押合同的效力与权利质权的设立,但是,将基金份额出质的登记机构统一规定为“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与实践做法不符,而有关股权出质登记的规定则有更多有待澄清之处。     

“产权”概念辨析及其对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意义

“产权”概念辨析及其对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意义文力作为现代公司形式的企业拥有一束明确的权利，在此权利的基础上发生企业的一系列行为。中国国有企业的既有制度安排使企业不具备应有的权利，或者说在与国家的权利关系安排中其权利边界是模糊的。基于此，中国国有企...     

司法裁判视野中的祭奠权:性质、行使与法律保护

祭奠权属于法定权利之外的新型权利,其在性质上属于具有身份特征的人格权而非身份权。祭奠权主体不限于死者的近亲属,近亲属之外与死者生前形成事实收养关系的人,死者的直系非近亲属,以及死者子女的配偶或死者配偶的父母都属于祭奠权的主体。祭奠权中对身份性要求较高的权益的行使具有顺位上的要求,其顺位应该以亲等为依据进行构建。现行民事立法实质上确立了对法定权利与非法定权利不同的保护模式,法律对法定权利的保护侧重的是力度,而对非法定权利的保护则侧重其密度。祭奠权在被上升为法定权利之前,不能够获得与法定权利同等的保护,只能够诉诸基本原则、一般条款等不确定概念,并借助自由裁量权和类型化的思维获得法律最低限度的保护。     

论我国公司法人内部监督制度的完善

公司法人监督机构的建立和完善,从而降低代理成本已成为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所在。公司法人内部监督制度的设立和完善是降低代理成本的途径之一。而公司法人内部监督制度的设立和完善,应该在公平与效率的深层次统一层面上,以平衡股东、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利益为旨归。所以,完善我国公司法人内部监督主要路径是:提高、扩大中小股东在公司中的地位和权利;加强、扩大职工的参与管理权;提升监事会地位,扩大监事会职权,完善对监事义务之规定。     

自然及其真理之中：斯宾诺莎的唯物主义及其政治哲学

斯宾诺莎政治哲学的研究意图是通过可靠和无可争辩的推理，从人的真正本性去确立和推论最符合实际的原则和制度，这既是对培根以来的唯物主义建立科学本体论与认识论的总结，更是唯物主义向伦理领域拓展的开始。斯宾诺莎试图以客观真理性的探寻来提升人类现实福祉，而自然神论只是对客观真理性的描述，其实质在于承认作为经验主体的人类的不圆满性与自由之可能。在此基础上，唯物主义最终展现为对自然状态与国家状态的审慎界定，前者之中人类乃是拥有完整的自然经验且试图保存自我的自然存在物，后者之中则是自然权利的理性化与秩序化。斯宾诺莎对基于力量的自然权利的先在性判断，以及由此展开的对自由的界定和对各种政体的对比，在启蒙运动前夜展现出政治哲学应有的真理性维度，其中要义是对实存的政治经验的分析，以及对政治思考的理念性前提的怀疑与批判。     

苏联的不完全家庭

由于离婚、夫妻中一方死亡或婚外生子女而形成的不完全家庭,在苏联,特别是在波罗地海几个共和国都有增长的趋势。根据1979年的全苏人口调查资料,由母亲(父亲)与孩子组成的不完全家庭的比重,在全苏为11.8%,而在爱沙尼亚共和国则为15.6%,在拉脱维亚共和国为14.9%。不完全家庭在拉脱维亚共和国的比例仍在继续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非婚生出生率的上升造成的。最近几年,非婚生子女在拉脱维亚共和国占出生人口总数的13—14%。在该共和国,领取单身母亲补助金的妇女1984年比1980年增长1.2倍。非婚生出生率在1979年为19%,到1984年已增至25%。在25—29岁和30—33岁这两个年龄组中,这个比例增长得尤其快,占40%。     

权利与权力关系研究

权利寓于原始社会后期的简单产品交换之中,而权力则是国家的内容,因此,权利的发生早于权力。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相应地,权利决定权力,二者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争取权利(人权)的运动一开始就具有国际性,权力应当维护和促进权利的现实化,而非压抑与侵犯权利。经过古代、中世纪和近代,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呈现不同的表现形态。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式的权利"和"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列宁语),其目标为共同富裕。大同世界是通过国家回归社会、权力回归权利及国家消亡和实现人类普遍权利来达到的。     

农民工教育权利机制建构

调查发现,农民工融入城市步履维艰,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在心理上有道难以跨越的鸿沟,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已经成为社会问题。事实表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最大风险就是其自身素质。农民工的权利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更为重要的是教育权利。因为教育是提高一个人的素质乃至决定一个人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尤为如此。     

农民工子女教育不公现象的社会失范论分析

受教育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农民工子女作为我国公民应当享有受教育的公平权利。而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对农民工子女教育没有形成甚至是根本缺失一套稳定的制度规范体系加以保障,各种社会控制手段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再由于国内各界目前对整个农民工群体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性的歧视,致使农民工子女教育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社会观念层面都遭遇严重不公。     

中越边境跨境非婚生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分析

采用问卷法,对中越边境地区跨境非婚生子女进行心理健康状况测查.结果表明,中越边境地区跨境非婚生子女总体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国内其他一些中小学生群体,心理健康问题严重;女孩的恐怖倾向极其显著且高于男孩;中学生过敏倾向、对人焦虑显著高于小学生;父母是否外出打工对孩子心理健康的影响不显著;住校孩子的自责倾向、过敏倾向显著高于不住校的孩子;排行中间的孩子心理健康状况最差,排行对孩子自责倾向、身体症状影响显著.政府、学校要重视对这群特殊孩子的心理援助.     

再论“权利本位”

权利本位理论自从问世以来即获得广泛的认可,但也备受质疑。权利本位理论中的权利主要是作为"类"存在的普通的民众个体的权利。因此,权利本位理论是为个体权利保障而构建的理论。权利本位理论不仅包含普通民众或者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包含权利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造成权利话语恶果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权利本位理论,而在于没有适格的人或者说是没有恰当权利文化的人。权利本位理论与实践并非脱节,而且与刚性维权没有必然性的关联。     

近代西方“权利”概念的中国化

19世纪,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接纳了西方的"权利"概念.但是,中国近代进步知识分子并没有依照西方"权利"概念产生和发展的路径去认识权利概念.近代中国是在"民权"与"民主"对立.政治化的民权,民本化的民权,抽象化的自由、平等和私权缺失的基础上形成"权利"概念和观念的.近代西方"权利"概念的中国化对中国近代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产生了特定的影响.     

权利制约权力何以可能的法理解答

反腐治权的机制主要包括权力制约权力和权利制约权力,目前人们对前者已产生足够重视,但对后者的理论证成和实践运用还相对不足,这有碍于我国法治反腐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健全与创新,也影响腐败治理的整体成效。权利之所以能够制约权力是由其特定功能决定的,权利具有制约权力的根本性、广泛性、激励性、内生性、多样性和系统性等功能优势。从法理视角解答权利制约权力何以可能,对于推进和保障公民参与腐败以及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完善

社员大会的治理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的核心。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虽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大会的治理结构进行了一定规定,但是由于立法的粗疏,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的构建仍需细化。只有从设立社员代表大会制度、构建合理的社员权利体系等方面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大会的治理结构,才有利于社员正当利益的维护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