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会的双重角色定位

中国工会的理论、法律、体制及其运行都体现了中国工会的双重性定位:既作为劳动关系主体劳动者的集体代表者、维护者,又成为劳动关系的协调者、中介者、调解者.即,"协调劳动关系、维护职工权益".中国工会改革的矛盾焦点,实质上,就是这双重角色定位的争论与演变.当前,现实中出现的"工人运动"也对工会的这一双重定位提出了质疑.中国工会角色定位的走向取决于中国工人、中国社会基本制度和中国社会的发展.     

试论《劳动合同法》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积极效应

《劳动合同法》是一部调整劳动关系的重要法律，它的颁布实施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劳动合同法》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具有明显的积极效应：它将使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从忽略劳动关系转向重视协调劳动关系、从人治模式转向法治模式、从重视企业利益转到重视劳动者与企业双方利益，最终使企业实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和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的双重目标。     

农民工平等劳动权利法律问题的思考

劳动权利是基本人权的重要内容,是人的一项生存权利,各国宪法对公民的劳动权利从享有到保护都有具体规定.农业户口不能影响农民工作为《宪法》和《劳动法》上劳动者的身份.与城市劳动者一样,农民工享有平等的劳动权利,并且应该得到国家的平等保护,即在劳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实现劳动权利方面禁止不合理差别存在.分析农民工平等劳动权利中涉及的劳动者资格的法律依据、劳动权利内容、平等劳动权利的含义等法律问题,既可以推动农民工平等劳动权利的实现,也可以促进农民工劳动者与非农民工劳动者之间在实现劳动权利方面的和谐发展.     

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的公私法衔接

当前立法规范所呈现的个人信息权利化路径面临着过度保护与保护不足的双重困境,同时也难以回应大数据时代系统性的信息安全风险.个人信息本质上是由一些具体人格权权利内容和其他人格性利益糅杂而成的综合体.内容上的复杂性要求私法采取"权利"与"法益"相区分的保护路径.属于"法益"部分的个人信息,承载了更多的社会公共利益,无法由具体人格权所覆盖,但可通过"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的侵权责任"进行保护,从解释论的角度以《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作为转介条款,将公法域的个人信息保护性规定引入私法体系,增强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实现公私法保护的有效衔接.     

论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保护与公共利益之维护

公共利益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公众的福祉,体现了人们对社会共同福利的追求.财产权在公民享有的所有权利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实现生命权、自由权等权利的物质基础.我们既要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也要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为平衡两者的关系,2004年宪法修正案作了原则性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要正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还有待法律进一步作出具体详尽的规定.     

从依附到合作:国有企业内部劳动关系再形成研究

国有企业内部劳动关系经历了由依附向合作的转型,这一转型也是劳动关系的再形成过程.国有企业劳动关系转型的起点是计划体制下的依附关系,这种关系在改革中被打破后,工人采取了一系列"生存型行动",他们的行动没有改变改革的进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有企业改革度过了关键时期,在"生存逻辑"和"守法逻辑"的双重作用下,企业内部新的合作关系生成.这一再形成过程是研究当前国有企业内部劳动关系的社会基础.     

体面劳动及其实现路径

体面劳动是从异化劳动到自由劳动的关键环节,在人类尚不能实现自由劳动的情况下,人们所追求的目标乃是体面劳动,所以,体面劳动被视作国际公认的劳动者基本权利。当前,我国劳动关系中还存在诸多妨碍体面劳动实现的因素,同时,实现体面劳动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以人为本理念的支撑下,通过政策引导、制度规范、法律保障,以及政府、企业、劳动者乃至整个社会共同协作,促进体面劳动的实现。     

进一步规范劳动行为 和谐企业劳动关系

法律的意义不仅在于颁布更在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护法》施行以来在调节劳动关系、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现实的劳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本文作者认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作为劳动关系的主体，双方都要进一步增强法律意识，规范自己的劳动行为。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它的形成要靠有关劳动法律主体的共同努力和完善执法来实现。     

和谐社会视角下弱势群体出路的法律思考

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法制建设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当前,加强弱势群体权益的法律保护已成为世界各国立法的一大趋势,也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扩大弱势群体的对象范围、赋予平等的选举权、建立宪法司法救济机制、完善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是弱势群体未来出路的必然选择。     

民事裁判的利益平衡思考——以许志欣案为视角

在轰动一时的许志欣案件中,裁判过程无视土地承包人的人力、财力付出及其利益,生搬硬套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成了关键且极具争议的问题.在民事裁判过程,机械适用法律将导致丧失公平、正义的裁判结果,而利益平衡不仅有利于法官进行裁判,弥补法律存在的不足,而且有利于实现诉讼效率和裁判公正,还有利于提高法官的办案水平,有效实现裁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因此,法官应遵守法律原则、位阶原则与比例原则以及过程展现原则,灵活运用利益平衡,以使当事人利益平衡获得最大化.     

平台依附型就业者权利统一的机制弥合

生产资料和劳动方式的变革催生了多种类型的灵活就业群体,平台依附型就业者由此而生。就业权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统一,是平台依附型就业者权利统一的理论动因,但平台依附型就业者就业风险分担不平等、劳动基准保护不平等、司法裁判不一致等因素的存在,要求从现实层面注重平台依附型就业者权利的保护。推动平台依附型就业者权利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统一应适度拓展社会保险权利,构建良性的风险分担机制;适度提供劳动基准保护,构建良性的生存保障机制;适度调整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构建良性的司法裁判机制。通过找准平台依附型就业者权利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之间的差距,来构建适宜的弥合机制,进而推动就业领域法律平等目标的实现。     

雇佣关系是特定的劳动关系

我国《劳动法》的调整对象是劳动关系,雇佣关系在我国现行法律中还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雇佣关系在劳动争议中的经常出现,给我们研究劳动法的调整范围拓展了空间。本文认为,虽然雇佣关系与劳动关系有所不同,但它们在实现劳动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劳动关系,尤其是劳动关系和雇佣关系所兼有的隶属性、平等性、人身性和财产性等特性,使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雇佣关系属特定的劳动关系,应列入劳动法的统一调整范围。     

劳动关系的社会控制与政府角色

法律是政府实现社会控制和社会工程的措施之一。《劳动合同法》对政府在劳动关系调整中的角色进行了强化,尤其是凸显了政府运用法律去开展社会工程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政府从以往对劳动关系变化的单纯应对,发展为对劳动关系和社会发展进行系统的导向。     

刑事裁判可接受性问题初论

裁判的可接受性是指裁判具有被受众容纳而不被拒绝的属性.裁判的受众可以分为当事人、法律共同体和社会大众三种类型.理想的状态是三类受众都可接受,但在不能被同时满足的情况下,应当将法律共同体作为评判可接受性的核心受众.在评判的标准上,理想的状态是裁判结果正确,且程序公正.但在结果未知的现实裁判中,所谓"结果正确"是裁判者自信结果正确,同时使裁判受众相信结果正确.裁判文书是裁判者展示心证形成的主要载体和平台,故裁判可接受性标准的确立主要应通过裁判文书的论证和评判来实现.裁判可接受性的现实标准可以通过逻辑、法律、事实和程序四个方面具体设定.     

证券刑事责任的实现

证券刑事责任所体现的是国家和犯罪人之间的刑事法律关系.实际承担刑事责任以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为前提,以实际追究刑事责任为条件.程序问题是追究证券犯罪刑事责任的难点和关键所在.程序完善的意义不仅在于体现了法律技术的娴熟,更重要的是有助于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双重目标的实现.     

劳动合同法律的经济分析

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是当代法律的三个基本价值,反映在劳动合同法上,福利最大化是其中心目的。劳动合同法力图矫正劳动关系双方事实上的不平等,倾斜保护劳动者,从而为市场经济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实现长期交易成本最小化。劳动合同法使得劳动关系上升为劳动法律关系,由此产生多边道德风险问题,政府唯有加强监管和执法力度才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民工荒"问题及其法律应对

由于农民工在劳动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重视,工资待遇水平较低、同工不同酬,且未纳入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同工不同利,加之劳动权利易受侵犯,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司法保障,我国不少地区出现"民工荒"现象.对此,应重视和加强农民工权利的保护,提高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消除身份歧视;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加大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和覆盖力度,实现同工同利;并加强农民工权利的司法保护力度.     

法律解释的互动

法律解释涉及法官、法律职业共同体和当事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法律解释实际上就是法官解释,法官在法律解释中解释法律和事实,并构建裁判规范.法官的解释具有超脱性.法律职业共同体参与法律解释,这种参与具有偏向性.当事人也参与法律解释,这种参与具有自主性和任意性.在法律解释中,法律职业共同体和当事人制约着法官的解释,他们通过法律论证实现法律解释的良性互动.     

论职业安定性保护法律制度与劳动关系二元结构

职业安定性保护法律制度仅为标准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提供了稳定性保障,其制度目标在于消除劳动关系运行过程中雇主机会主义行为所可能导致的劳动关系不稳定。但置于传统工资劳动基础之上的职业安定性制度保护之外的个体数量越来越多,形成了标准与非标准二元劳动关系结构中就业者不同的风险地位。标准劳动关系的职业安定性保护制度如何在发挥实效的同时避免雇主的对策行为,非标准劳动关系的职业安定性如何保护成为了当前劳动关系规制中需要同时解决的两个问题。     

地勘成果的法律属性及保护模式

我国现行矿业法规定了地勘成果有偿使用原则,但由于错误理解地勘成果的法律本质,导致地勘成果的权利与义务不清晰、法律关系不明确等问题.地勘成果的本质是兼具自为信息和再生信息双重属性的特殊信息,现行制度将地勘成果等同于"物"的地质资料,是削弱制度功能的首要原因.在总结国外地勘成果保护机制的基础上,从法律概念、保护范围、法律依据等方面提出完善我国地勘成果保护模式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