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威、名：韩非治道论新解——韩非的人性论及治国方略构建

韩非是战国末期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人性论的完整内容包括了人性好利、恶害、好名三个方面。“因情而治”是韩非设计治国方略所遵循的方法论原则,主张“循天顺人”、“道法自然”;韩非治国方略的核心是利、威、名耦合的治道论,而非法、术、势;利治、威治、名治的有机整合是治国的根本方式。利、威、名耦合的治道论是韩非政治思想的精髓,对当代政治管理有着重要的启示。     

韩非的治国方略述论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他一生的基本轨迹可以概括为:研究治理国家的历史经验,研究治国方略,为封建君主服务。治国方略是治理国家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治理国家中的具有战略性的指导原则和全盘性的计划、方针、政策和策略。韩非的治国方略主要可以概括为:循天守道、因情而治、赏罚依法、治吏引纲、务力耕战。     

韩非主张治国的基本方略——赏罚依法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的治国方略集中体现在《韩非子》的五十五篇宏论中,它们分别是:循天守道、因情而治、赏罚依法、治吏引纲、务力耕战这五个方略,而赏罚依法是基本方略。认识其赏罚依法基本方略的内涵,对认识韩非的整个治国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韩非的名利观初探

韩非认为人都好名利,以至于士为名死,民为利归。为了更好的治理国家,韩非主张统治者应该利用人们的这种追名逐利的心态,实现富国强兵。韩非的名利观虽有历史的局限性,其精华部分对现代治国理论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韩非的道德思想与法律发生学

韩非汲取道家的道德学说,以＂道＂率＂德＂,把＂道＂作为＂德＂之形上本体和终极依据。把道、德、仁、义、礼五者视为因依相生的关系,通过＂德＂＂礼＂结合,进而将礼与法结合,认为法的产生是道不断向德、仁、义、礼依次递生的必然结果。韩非同时又将道与理相结合,视＂理＂为事物的特性与发展变化规律,将其扩展到政治领域则为治国之理,治国就是要＂缘道理以从事＂,于是,韩非又从道、理、法的相生相依的关系中诠释了法律的产生。     

韩非“以法治国”思想及其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比较

受中国传统社会的制约和历史局限性的影响,《韩非子》中尚未出现完整的法治思想,但已出现以法治国思想。韩非的以法治国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既有近似又有差异。     

公法体系下的“术”——对韩非“术”的重新认识

术是韩非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韩非的术常常被认为是国君凭借自己的聪明而实施的阴谋诡计,是国君以私意治国的手段。但事实上,韩非的术并不完全是一般人所认为的阴谋权术。而是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则和标准。作为术思想主体的刑名术和无为术都体现了这一点。总之,韩非的术是对法的补充,同时也继承了法的基本精神,术的灵魂即是法。     

韩非的人性思想和治国之策——兼谈韩非不是性恶论者

韩非是先秦法家之集大成者,同时,他也是先秦人性思想之集大成者。他集先秦诸子人性思想之精华于一身,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了他的治国之策。韩非的人性思想及其在人性思想基础上建构的治国之策,是值得我们进行探讨的。 一、好利之性无善恶 韩非是专从君主或国家的观点,论述治国之策的“法术之士”。他不像孟子、荀子那样曾辟专章论述人性问题,而他完全是在论述其治国方略时才涉及或讨论人性问题的。他的人性思想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他的治国方略之中。在他诸多的涉及人性的论述中,贯穿着的一条主线即:人的本性是自利的,并且人的自利本性是无善恶之分的。人的自利本性无善恶之分的思想,这既是他对先秦诸子人性思想的批判继承,又是他对他周围世界经验观察的结果。     

论韩非法哲学的技术性转向简

韩非根据“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思想，构建了以法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鉴于人人皆逐利的社会现实，韩非从道德理技术化、执一、守中及功效等几个方面探求了整合社会秩序的新的方式得以可能的条件，并认为这种新的社会秩序整合方式非法律莫属。韩非的法治理论范式的核心是君主制，即以君主为核心，在君主治国理政结构中，法是中心，势与术是推行法治的两条基本轨道。在此架构下，韩非探求了法、术、势三者相即不离、轻重有度的法哲学思想。韩非的法哲学理论无疑对于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韩非子·五蠹》法制思想探析

韩非认为不从事耕战的儒生,高谈阔论的纵横家,游侠刺客,害怕兵役的人,投机营利的商人,是五种社会害虫,对以法治国非常有害.韩非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要实现国家的富强,就必须推行法治建设,而清除五大蛀虫,是实现法治的重要保证.     

道家哲学对人类生存的忧思

道家哲学认为人类生存危机深藏于人的自然本性与人为生存而人为的内在矛盾之中。人的生存需要"货"和"名",为得到"货"和"名"则必须"人为","人为"产生的"欲"和"智"使人越来越远离自然本性,最后的结果是人类的灭亡。人类为了生存,必须在心中确立"道法自然"的准则。在现实活动中,一是要做到"上善若水";二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三是"慈"、"俭"和"不敢为天下先";四是"去甚,去奢,去泰"。     

《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郡新证

利用出土材料校读传世古籍有重要意义。基于封泥、玺印、铜器等出土材料来校读《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郡下"部分条目,一方面验证了传世古籍记载的可信,另一方面纠正了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讹误。     

北魏文化发展史上的崔浩时代

崔浩以其过人才华和谋略成为北魏史上最著盛名的汉族官员,他以经世济用、用夏变夷为核心的政治理想和文化主张在太武帝时期开创了北魏文化发展史上的新阶段。     

论以德治国与道德建设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方略,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必须大力加强道德建设,加强社会的道德建设,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     

厚德载物当利不让——从传统观念上看社会主义价值导向

我国历史上"义利之争"历久不衰,传统儒家的义利观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具有严重的局限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义利观,应当是坚持义利统一,鼓励人们建功取利,并以实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价值目标.     

析台港新中国国际地位与外交前景研估的偏颇

台港地区长期以来对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外交前景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会愈以减弱,外交前景暗淡无光;一种则认为中国大陆将成为新的“世界超级大国”,甚至有“中国威胁论”的奇谈怪调。两者都颇有辨析之必要:一方面,50多年来,新中国已经成为对世界政治经济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国际声望日隆,外交舞台日益开阔;另一方面,不管是从文化渊源、对外政策抑或是国家实力上看,中国都不会致力于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亦难以成为“超级大国”,“中国威胁论”大可休矣。     

由《汉书·赵尹韩张二王传》简析班固的史学思想

《汉书·赵尹韩张二王传》在全书中一枝独秀,是纯一色的六位官职不过郡守、曾在三辅就任最高行政长官的合传。这是班固有意安排的,反映了他以刑法治国治民的史学思想,也恰好印证了他在《刑法志》中所说的“吏不专余,法无二门,轻重当罪,民命得全”的思想。     

隐士对汉代社会的教化作用及当代价值

两汉政府重视教化,隐士在其中扮演了独特角色。一方面政府有意识利用隐士来宣扬教化;另一方面隐士自觉或不自觉参与其中,方式包括因教化俗、道德感化等。隐士们大多幽居民间,他们或以身作则,或以善化恶、因德化民,对乡里民风的纯化起了积极作用。乡里民风的纯化,有利于基层组织的稳定,进而有利于整个国家的治理。两汉隐士的社会教化功能及隐士精神,对我国当下的道德建设具有一定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