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我国权力腐败制约机制的构建

权力腐败和权力制约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同权力腐败的现象是水火不相客的。当前社会转型期权力腐败现象的生成具有多方面的原因,也加大了规范权力运行和预防腐败的难度,权力失去制约必然会导致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权力制约因此也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为了从根本上实现对权力腐败的有效治理,必须着力构建权力监督制约的长效机制。     

论权力制约与根治腐败

本文通过对权力制约原理的分析认为,权力制约的适用性预先假定了现存体制下权力滥用的存在,并且权力制约只能“制约”权力滥用和腐败,因而没有触及到腐败的物质根源。权力制约本身不能根治腐败。腐败的实质是以寻租为目的的公共权力滥用。要根治腐败,必须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四条途径,这四条途径最终可以归结为消除税源和广义权力制约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     

论反腐败的权力制约机制

社会腐败现象主要是权力的腐败,权力的腐败又是社会其他腐败现象的直接诱因和基础。因此,反腐败的权力制约机制应从权力腐败的根源入手。权力制约的理论提示:理想的社会结构要求合理地分配权力,使权力在符合社会制定的规范内运行,只有这样才能预防和最大限度地避免腐败现象的发生。权力制约,可以采取权力——权力和权利——权力的制约模式。只有将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两者有机地联结起来,有效地制约与监督权力的现代难题才能得到解决。     

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监督

权力腐败是以非法方式使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一种权力越轨行为。产生腐败的直接动因是强烈的利益驱动。由于我国权力体系及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存在着缺陷,发生权力腐败也就成为可能。因此,要进一步加大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的力度,尽快完善适应社会体制变化的权力体系,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实现对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监督,把权力腐败降到最低程度。     

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监督

权力腐败是以非法方式使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一种权力越轨行为.产生腐败的直接动因是强烈的利益驱动.由于我国权力体系及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存在着缺陷,发生权力腐败也就成为可能.因此,要进一步加大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的力度,尽快完善适应社会体制变化的权力体系,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实现对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监督,把权力腐败降到最低程度.     

浅谈邓小平的权力制约思想

加强权力制约 ,建立完整严密的权力制约机制 ,历来是从政治制度的层面上消除腐败的根本方法。邓小平同志从中国的曲折历史出发 ,深刻认识到权力制约对于防止决策失误和权力腐败的重要意义。多次对权力制约问题作出精辟论述 ,形成了完整系统的权力制约思想 ,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力制约的全部意义就在于确保党的正确领导和社会稳定 ,这对于保持党的纯洁性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减少工作中的失误 ,保证党的重大决策的正确性 ,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维护社会稳定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集体腐败：特点、生成模式与治理路径

集体腐败是多名腐败成员结成同盟、共同腐败的现象,是当前中国腐败发生的典型特征之一,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生态具有极强的破坏力。通过对131个集体腐败案例的实证分析,围绕腐败环节、涉案领域和腐败潜伏期等对集体腐败的特点和变化进行研究,并从理论层面提出集体腐败的生成扩散模式,进而围绕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惩治腐败提出对策建议。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权力的道德制约与腐败治理

权力是人类社会中特有的现象。道德在公共权力的制约中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公共权力的道德制约在一切存在权力的地方都有着普遍意义。公共权力腐败的实质是公共权力被滥用或缺少制约。因此,防范公共权力腐败除了以德倡廉、以俸养廉外,最根本的是要通过加强监督、立法制约公共权力,更要严格执法。     

权力的制约与平衡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 ,权力的善用可以兴国兴邦 ,权力的滥用却会祸国殃民。权力缺乏制约 ,必然导致专断独裁 ,导致腐败。缺乏制约的权力所以腐败 ,既跟权力本身的负面特性有关 ,也跟掌权者所具有的人性弱点有关 ,权力的制约表现为两种形式 :其一是自律 ,即掌权者对权力的自我约束 ;其二是外律 ,即通过制度约束权力。外律又有两种方式 :一是通过民主 ,以权利制约权力 ;二是通过分权 ,以权力约束权力。分立的权力通过彼此制约而达致的动态平衡 ,被称为权力的制衡     

反腐败的社会参与：理论依据、特殊性及其与治理、善治的契合

国家与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有机体。腐败的本质是公权力的异化。社会参与预防和反对腐败,是国家廉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规范权力运行、防止权力偏离目标。促进和保障政府清廉、高效、民主、为民的外在约束机制和力量,也是国家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决策腐败及其基于决策过程控制的治理

任何政治与管理都可分解为决策、执行与监督三项基本活动,相应地,权力也可区分为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基于这种经典的“政治三分”框架研究腐败现象,可以将腐败现象区分为决策腐败、执行腐败和监督腐败。决策腐败是指公共决策过程中公共权力非公共运作的一类腐败现象,它既在主观要素上与“决策失误”存在显著的差异,又在权限、效力等行为的客观表现上呈现出有别于执行腐败和监督腐败的特征。在“输入--输出”的系统分析框架下,现有决策系统的输入端、系统内、输出端存在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的种种缺失,为自利性转化为现实的不当利益营造了制度空间,导致了决策腐败的产生。为此,应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建立健全与决策各环节相匹配的权力制约监督结构和运行机制,为公共利益输入到决策系统进而体现在决策结果中创设制度化的渠道,实现决策廉洁高效的过程治理。     

试论我国行政权力监督缺位的根源及治理对策?

行政权力是公权力的核心。如行政权力的监督机制不到位,则腐败的出现就是不可避免的。对腐败问题的研究,必须从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机制入手,才能找到其产生的根源和治理的对策。笔者认为,我国当前权力腐败产生的根源主要表现在：正常的权力运行制约机制不到位,政党监督机制作用发挥不理想,社会监督机制形同虚设,司法监督机制难以开展。因此,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要从以下方面入手：其一,建立以合理设置行政权力,加快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科学界定政府职能为重点的权力运行制约机制;其二,建立纪检监察部门垂直领导体制,扩大党内民主范围,完善民主党派监督的政党监督运行机制;其三,提升公众的监督能力,完善信访举报制度的社会监督机制;其四,建立跨区域的人民法院和检察院制度,打破司法保护,形成有效的司法监督机制。在四大监督机制的建设过程中,权力运行制约机制是重点,政党监督和社会监督是重要组成部分,司法监督是根本。只有这样,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遏制公权力异化与腐败的制度伦理向度

公权力异化与腐败是权力滥用的两面,而遏制公权力异化和腐败也是人类历史的难题。近年来人们普遍地强调以教育、制度和监督并重的综合治理模式来解决固然重要,但是,从制度伦理视角来分析和遏制公权力异化与腐败问题则是更为清晰和有效的路径选择。     

略论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中的群众团体

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组织和同志审判会等群众团体,是中央苏区党领导群众运动开展反腐败斗争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临时中央政府,不仅动员、组织中央苏区的各群众团体充分发挥了检举控告、调查取证等震慑和遏制腐败的强大威力,而且高度重视对群众团体反腐败活动的规范与管理,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确定群众团体反腐败斗争的目标任务、活动范围、工作程序、工作纪律、职责权限、依法治腐等缜密细致的规章制度,为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健康有序地进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从国家起源看权力腐败与防治

腐败和公共权力密切相关 ,并和公共权力始终相伴。人的贪欲是人的一种非理性的欲求 ,一旦假借公共权力 ,为自己谋求私利 ,腐败便产生了。腐败并不可怕。防治腐败的关键是建立有效的公共权力制约监督机制。     

论教育腐败的成因与治理

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界定教育腐败,并着重分析教育腐败产生的原因。我国教育供求矛盾尖锐和教育投入不足是教育腐败产生的客观背景和现实原因;教育腐败的查处概率和私人成本过低是个体选择腐败的重要因素;公共权力运行失范,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是导致教育腐败行为发生的关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治理教育腐败的对策。     

论学术共同体视域下的高校学术腐败治理路径

高校学术腐败现象频繁有着深刻的学理根源。在以效率取向学术制度安排和公权力渗透学术研究背景下,部分学术共同体蜕变为“学术特权利益共同体”,以知识／权力共生的双面形态左右学术研究的运行轨迹,垄断学术资源和破坏学术民主;大学独特的“单位制度型学术”,形成“保护一束缚”二重机制,极易滋生体制内学术腐败;权力场域和利益博弈的强势存在,是学术腐败的深层制度诱因。为此,强化学术共同体的自治和自律、重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合理边界,协调权力和利益、构建高效清廉的学术同行评议制度,克服学术研究目的的伦理模糊、强化学术腐败的伦理矫治,是治理高校学术腐败的有效路径。     

论集体腐败的经济学根源

集体腐败是当今社会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根据公共选择与集体行动理论,人们的利己主义动机与经济租金相结合,促使公共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互相交换,并通过小集体活动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是导致集体腐败的根本原因。因此,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各种监督机制,加快反集体腐败的立法,强化道德约束等等,是当前遏制集体腐败的有效对策举措。     

中华苏维埃时期媒体对干部腐败现象的舆论监督——以《红色中华》为论述中心

《红色中华》作为苏区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充分发挥了报刊媒体特有的宣传和监督功能,较为客观、透明地对整个中华苏维埃时期革命政权内存在的官僚腐败现象和不良风气做了全面曝光,并对此予以严厉抨击,这种敢于直面现实,勇于自我解剖,且给予媒体以较大政治信任度和宣传权限的做法,是该时期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廉政建设较为成功的经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