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的兴废与开封的盛衰

开封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素有“七朝古都”之称。 开封兴起于春秋战国之际;发展于隋唐时期;鼎盛于北宋时代;衰落于金、元以后。历史上开封所处的三个兴盛时期,也正是中原地区运河发达的时期。北宋以后,由于运河的湮废,开封也走向衰落。可以说,开封的盛衰,是与运河的兴废息息相关的。     

相思埭运河及其开发

据我们调查所知,历代封建王朝在广西修建有好几条运河。这里着重论述不为多数人所知的相思埭运河及其开发问题。相思埭,又名临桂陡河,或桂柳运河,在广西临桂县良丰至大湾间。唐代武则天统治时期的长寿元年(692年)开凿,为沟通桂江与柳江间的运河。清代它与灵渠并称为桂林府的南北陡河,灵渠称北陡河,相思埭为南陡河,这一对运河实为桂林古代的姐妹运河。两者都是     

北魏南北尚书制度考

南北尚书制度是太武帝统一北方后,为适应新的统治需要由南北大人制转化而来.南北尚书职权广泛、 位高任重,是北魏前期最重要的职官制度之一.南北尚书曹不是胡汉分治机构,分置南、 北二部尚书体现了北魏对国内两大异质文化生态区域的重视.太和年间,随着北魏由二元型政治体制向封建国家转型的完成,南北尚书制度失去了存在意义,于是在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的官制改革中被罢废.     

金朝前期的“南北选”问题——兼论金代汉地统治方略及北族政治文化之赓衍

金朝前期的"南北选"制度创立于熙宗朝,南、北两选之间一直以黄河旧道为别,与宋、辽籍贯之分毫不相关;传统定义所据的《金史·选举志》相关内容实系误记,并不足取。在二元政治生态中,辽朝及金初长期奉行"以河为界"的北族本位疆域观,至金熙宗朝高度汉化改制之后,则转型为一种近似黄河南、北分治的汉地统治方略,涵盖金代民族、政治、经济等诸领域政策,而"南北选"即重要面相之一。内外分化的差别性统治引发黄河南、北汉地民众在国家认同上出现相应分歧,并深刻影响金源一朝的政治地理格局。金朝前期的"南北选"问题,实从一个侧面指引出北族政治元素在整个辽金时代的宏远赓衍轨迹。     

王夫之的——历史地理思想

<正> 一、论地理条件与民族发展王夫之认为中国的自然地理形势影响了中国和中国以外民族的不同气质。王夫之这样描述中国的地理疆界:“中国之形,北阻沙漠,西北界河、湟,西隔大山,南穷炎海,自合浦而北至于碣石,皆海之所环也。”王夫之对中国北、南、东三面疆域的描述大体符合当时中国疆域的三边界限,而认为西北界限在河湟,是因为王夫之的“中国”概念是指民族居住的地区,他排除了今天西藏、新疆广大民族地区,这一点是十分狭隘的。因为汉朝已在今天新疆设西域都护府,元朝已在今西藏设乌斯藏宣慰司来管     

青龙镇的盛衰与上海的兴起

青龙镇是上海西部青浦县境内的一个古镇,早已荒废。现在当地人所说的“老青浦县”就是它的遗址。青龙镇约早于上海三百年,出现在唐代中期,至两宋之间盛极一时,此后逐渐衰落,终废于明末。青龙镇之兴盛,主要是倚连江通海的优越地理位置,为南北商品交流、内外海上贸易所促成的;青龙镇之衰落,则因海口东移,松江湮塞,而逐渐丧失贸易港口之利。自然条件的变迁,却为继之而起的上海港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开黄浦通海,使巨舰可直达上海城下,青龙镇遂为上海所取代。青龙镇的衰落过程,正是上海港的兴起过程。因此,研究古代上海历史,不能不探讨一下青龙镇的盛衰史,以作为进入上海的一个起步点。     

元朝平宋之际的货币替代、纸币贬值与银钱比价——至元十七年江淮行钞废钱考

元朝平宋过程中,开始在新占领区用中统钞替代南宋银钱楮,至元十七年正式宣布"江淮等处行钞废钱"。但中统钞在替代南宋旧币过程中,持续大幅度贬值,元廷甚至一度被迫承认白银流通,恢复铸钱。这一时期中统钞贬值,不能简单归因于纸币发行量过大,而与货币替代政策的失败密切相关。这既是元廷贬损铜钱价值的直接结果,更是中统钞难以适应当时中国南北银钱比价差异,被代表不同价值体系的铜钱、白银及南北银钱比价差异撕裂的结果。     

清代漕运兴废与江苏运河城镇经济的发展

京杭运河纵跨京津鲁苏浙五省市,联系海黄淮江四水系.自明代永乐时,漕粮基本由运河入京,漕运大兴.基于运河而发展的漕运,在沟通南北经济交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沿运一线融为整体.在清代,就江苏运河城镇来说,箕经济发展与漕运兴废、运河通塞可以说是息息相关.漕运推动了运河城镇经济发展,但漕运的发展必须以运河的畅通为基本,而运河城镇经济的兴衰也对运河通塞、漕运盛废具有重要影响,彼此交相作用而成为系统.     

汉玉门关与西域南北道

汉代玉门关应在今布隆吉乡的南面 ,亦即汉代的冥水岸边。同时 ,提出了汉代通往西域的南北道的起点问题。当今布隆吉古城即玉门关 ,过流沙 ,至新疆哈密、吐鲁番为西域北道 ;自布隆吉古城向南约 40公里 ,为汉阳关。阳关位于南北两条山脉的中间平川地带。由此西出 ,即为通往敦煌之道路。沿敦煌至罗布泊的古亭障 ,是通往西域南疆之路 ,即西域南道。     

长三角地区河网圩田与黄淮运治理对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正>中国历史上主要经济区、运河以及资源的集中地首都的关系对国家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极为重要。与埃及和两河流域相比，早期中原地区缺少南北流向的，具有自然运河性质的河流。南北流向沟通着多纬度的生态地带，产品更为丰富，交流程度更高。黄河、淮河和长江体系的东西走向限制了南北交流，     

论元代《文选》学衰落之原因

《文选》学在唐宋时代非常发达,进入元代则迅速衰落,相关的研究几近空白,直至明清时才再度繁荣。造成元代《文选》学衰落的原因有三个方面：蒙元伐宋时所造成的时局动荡对儒生文士的冲击,影响了《文选》学的传播主体;《文选》与科举的词赋科密切相关,而元朝科举的废兴则导致了《文选》学的迅速边缘化;元朝科举考试时科目设置重理学的倾向加速了重词赋的《文选》学的衰落,这是元代《文选》学衰落的主要原因。     

元传国玺传承始末——兼论北元灭亡年代

传国玺象征皇权。1368年元惠宗携元传国玺北徙沙漠。元传国玺“制诰之宝”传承于北元孛儿只斤氏诸可汗手中,历时260多年。北元察哈尔正统可汗、元惠宗15世孙,北元末帝林丹汗于1634年兵败殁于青海大草滩;次年其子额哲将“制诰之宝”献给后金皇太极。元传国玺传承始末证实元朝延续政权之历史过程,不应以1388年为“北元”之终结。     

元代沟通南北的运河漕运

元朝自1264年定都燕京,粮食及各种手工业品和珍贵的特产等,主要仰给于东南。早在至元十二年元朝就开始从江南运粮,只是从江南运粮至大都的内河航运却不够方便、畅通。当时,伯颜曾访问自江淮达大都的河道(?),后来伯颜平定南宋渡江回京师,即同枢密副使张易与同知赵良弼说:     

大运河的漕粮北输与中近古南北社会发展新论

大运河的修凿和营运，既是帝制中央集权贡纳漕运的新发展，又是中古经济重心南移和北、南政治、经济中心错位的派生物。维护南北政治统一，促进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等地缘整合，推动中古南方、北方经济社会的结构性演进，大运河的历史功用无与伦比。它还是贡纳体制与民间商贸的混合体现，非常有利于6世纪以后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南传和江南的逐步开发，有利于拉动商贸商帮、催生北方运河城镇和辐射带动北方经济的恢复发展，也有利于以运河为南北通道的全国性商品市场的不断发展。大运河居古代重大水利工程之首，堪比大禹治水，堪称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成就。因贡纳体制等时代局限，中古大运河前七百年利大于弊，后五百年弊大于利。元代海运未成之前，其利大于弊。海运已成及大航海时代到来之际，统治者废止海运而一味固守河运，其滥用徭役，漕粮、耗米、造船、官吏侵蚀等成本代价甚巨，损害黄河、淮河和海河流域生态环境等负面影响凸显攀升，自然就弊大于利了。     

试论内蒙古赤峰市及辽宁省西部新石器遗存的相关问题

赤峰市北依大兴安岭的南段,南界于燕山余脉七老图山。出于白岔山的四拉木伦河是辽河的西源,它及南北支流老哈河、教来河与乌尔吉木伦河纵横交错其间,构成了复杂的地貌;辽宁西部西北靠努儿虎鲁山,西南临渤海湾。中部又有松岭,其间被大、小凌河所切割,形成丘陵地形。七千多年前,气温偏暖,这些地方都被温带落叶阔叶及针叶林覆盖,为森林狩猎民提供了充分的生活条件。最近数千年,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及人类活动,逐步改变了这里的自然环境。使西拉木伦河及大、小凌河河谷地带宜于农耕;西拉木伦河西北的沙丘地带与蒙古草原性质接近。逐渐为队事不同经济生活的先民提供了栖息、生存、繁衍、发展的自然基础。     

元杂剧南流史初探

元朝的统一,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南北对峙局面的打破,消除了过去人为的地域性隔绝,带来了社会的相对安定,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最早产生和形成于金元统治下的山西,河北一带地区的杂剧,经过以大都为中心的北方地区的早期繁荣,此时也就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逐渐向南方发展。明代徐渭在《南词叙录》中曾经总结过这一现象。他说:“元初,北方杂剧流入南徼,一时靡然向风。”所谓“元初”,即元朝统一全国之初,杂剧开始向南方伸展,从而由原来活跃于北方的地域性戏曲样式,发展成为通行南北的全国性剧种,并出现了“一时靡然向风”的极盛局面。     

草原丝路与黑城古币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黑城遗址及其附近的“居延古道”是我国草原丝绸之路交通贸易的重要孔道.这条维系东西方贸易和南北交通的便径自汉代开通以来,一直是联系中原与西域.以及北非、东欧诸国的交通要津.早在汉代的史籍中有关“居延古道”的记载就不少,汉武帝时,霍去病就曾通过这条小径,南“攻祁连山,扬武于(角乐)得”城而得有河西四郡.①稍后的李陵也是沿此道北出居延,循“龙城古道”而至浚稽山;虽然他壮     

明与北元——蒙古关系之探讨

元朝是我国历久上著名的大一统王朝。一三六八年明军进入大都,从此,在元朝旧有的版图上出现了明朝和北元——蒙古两个并峙的政权。北元——蒙古的汗统是成吉思汗——元顺帝皇统的延续,北元——蒙古自认是元朝的继承者,对这一基本事实,明朝和清朝统治者都是承认的。北元——蒙古和明朝一样是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我国的政权。 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宋齐梁陈与魏齐周隋并立、宋与辽金对峙的两次南北朝,明与北元——蒙古也被当时的蒙汉统治者和人民群众称之为南北朝。明朝和北元——蒙古的对峙,是我国历史上第三次南北朝。 国家的分裂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不符合人民的愿望,南北朝总是暂时的。二百余年间,明朝与北元——蒙古的政治经济联系不断加强,最后终于在十七世纪中期由后金——清完成了重新统一的历史使命。     

清代黄河河患加剧与通运转漕之关系探析

黄河河患一直是困扰整个清代的头等大事,至嘉道时期更是河患频仍,史学界通常认为此一时期的河患是吏治腐败的缩影,此论固然.但就清代黄河、淮河、运河的整体形势而言,清代河患的加剧,与有清一代通运转漕的治河主导思想密切相关.服务于疏通运河的治黄思想,致使清代强迫黄河南行,而蓄清敌黄等治黄战略具有天然的致命弱点,所有这些人为因素加大了黄河的治理难度,影响了黄河的治理效果.     

中国运河文化的形成及其演进

中国运河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大系中的南北地域跨度大、时间积累长、内容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隋唐以前,运河河道里程短,连续通航的时间短,运河流经的地区没有形成区别于周围文化区域的独特的文化形态。隋唐至元代,运河河道走向稳定,里程延长,运河开挖、维护、通航、管理技术明显提高。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由运河交通带来的异地文化与本土源文化的融汇碰撞,使运河区域与周边其他区域产生了文化上的差异,运河区域文化由此形成。明清时期,京杭运河走向规划合理,水量相对充足,疏浚培护及时,管理制度完善,四五百年间,河道稳定,持续畅通,在它所流经和辐射的地区,不仅形成了前后传承的与其他区域明显不同的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而且漕运的发达、商业的繁荣、区域内外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人口的迁移流动等等,更使这个区域逐渐融汇积累了丰厚的精神文化。绚烂多彩的京杭运河文化进入了空前兴盛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