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尾声”向“先声”转型的理论之桥─—评《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转型》

在文学史的进程中，许多原本可以大书一笔的章节却因人为的忽视被遗落在历史丛山的深处。自戊戌到“五四”（1897～1916）这个中国文学“从古典型走向近代型，再走向现代型”的时期，就是这样一个被人为忽略的时期。它的被忽略与中国文学史的分期有关。在古代文学史中，它被作为“尾声”草草收场，在现代文学史中，它被作为“先声”，而鲜为论及少被关注。苏州大学现代文学博士杨哲声以他独特的敏锐关注到这一充满着“躁动时的不安，分娩时的痛苦和婴啼中的欢乐”的时期。他的专著《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转型》从国民性思想研究、翻译观、文学观…     

五四文学论争与新文化人的中国文学史书写

在五四时期的文学论争中，新文化人以“情之文学”为正宗，以“平民文学”为主导，显示出了较高的共识度。但从五四之后新文化人的文学史书写来看，“情之文学”的标准未能贯彻始终，“庙堂”的“文人文学”也依然占有显著地位。究其原因，或由于冷静的文学史书写不同于偏激的文学论争，或由于西方文论运用的水土不服，或由于个体之间的才识之异。新文化人的文学史书写，在入史标准、叙述方式、叙述风格等方面，相互之间多有不同。     

’97,文学史研究的展望

经过一个世纪的辛勤耕耘，中国文学史这块园地，已是硕果累累。虽然“文学史”这个名目最初是由外国传来，但在有着丰厚的文学和史学传统的中国，它已生根成长，并且已经很大程度地中国化了。中国文学史，已是中国人文科学大家庭、特别是文学研究这个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成员。如果我们不是把文学史仅仅限制在古代，而是让它一直通到最近的当代，而又突破以往文学史忽略各少数民族的局限，努力把中华一56个民族的文学作尽可能的涵盖，那么，各种类型的文学史研究，几乎撑住了文学研究的大半个天穹。文学史作为一种著述样式，它本身的类型就…     

论文学史热中的现代文学史观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文学史观讨论”和“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使陈旧的现代文学史观处于被改铸、修正的状态，特别是“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从不同于“政治标准第一”的视角重新评估有关文学现象和作家，对于开拓现代文学史研究及文学史观新局面具有启发意义。中国现代文学具有某种宽容的素质，因此在对它的历史叙述中，也必然吁求着方法、角度、体例的宽容性和多元性。可这时期的现代文学史观的建设与开拓虽然相当活跃，却无法称为“多元”。此外，文学史观须具有可操作性，然而在这些讨论中，学者们指责了那种写文学史的人未必有自己史观的现象，而对那种光提出空洞的、想当然的文学史观却不顾其可否操作的现象指责乏力。这些观念上的缺憾导致了新时期现代文学史写作“热闹”而欠丰富的局面     

百年东晋文学研究述论

长期以来,研究者对“另类”的东晋文学关注较少,但随着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东晋文学的研究状况发生很大改观。本文以时间为线索,分三个时期,对百年来东晋文学的研究材料做一综合评述,以期凸现各时期研究的嬗变轨迹,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些许借鉴。     

“悟性”与“理性”小议

杨周翰同志主编的《欧洲文学史》在国内目前仍是最好的一部外国文学史教材,但由于编写过程对某些个别概念考虑欠周而造成教学上的不应有的迷乱,“悟性”与“理性”的概念的含混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论述古典主义文学与启蒙主义文学均为崇尚理性的文学时,《欧洲文学史》引证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关于“理性”概念的论述,说古典主     

中国文学史分期刍议——兼论文学史的编写

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是一个较大的研究课题。就目前通行的文学史著作而言,其对于文学的分期大约有三种意见。一种是按社会形态分,象谭丕模的《中国文学史纲》;就分为奴隶制时代的文学、地方分权的封建时代的文学、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创始时代的文学、中央集权的封建制衰弱时代的文学等阶段。另一种是根据朝代划分,象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就分作上古至战国的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宋代文学、元代文学等阶段。还有一种是按历史时期分,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就分为古代、中世、近代等阶段。这三种分期法中,第二种最为通行,因为它很符合中国人传统的重视时间顺序的思维方法,因此现在各大专院校文科开设文学史课,都是按朝代分期讲授。但这三种分期,无论哪一种,都是不科学的。第一,所谓“文学史”,就是文学的历史,而不是指     

“文学的自觉时代”论理

鲁迅先生首先提出了魏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后来的文学史界采信并发展之。考查中外各种文学史著。“文学的自觉”都是经过许多次。中国文学史在魏晋前后,至少还有四次“文学的自觉时代”,即先秦“摆脱巫文化束缚的时代”,中唐至宋金“摆脱文人垄断的时代”,明清之际“注入市民意识和市民精神的时代”,“五四”运动开启的“新文学时代”。中国古代文学据此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试论刘勰文学史撰述方法

《文心雕龙》作为兼具“史、论、评”的文学著述,历来被人忽视的是其所具有的文学史性质。笔者认为：《文心雕龙》不仅建构了中国传统文学史学体系,刘勰作为一位杰出的文学史家,还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撰述方法。如何占有和整理从远古到齐梁的文学发展成果,才能更好的反映前代文学史的情况,就此文学史撰述的方法问题,刘勰提出了两个基本点：一为“博”,二为“史”,从而成就了《文心雕龙》这部中国古代文学史撰述的集大成之作。     

从“东方”对“欧美”到“东方”对“西方”

在我国出版的外国文学史著作中,“东方文学史”常用于书名,却很少有西方文学史著作在书名用到“西方”,多用“欧美”一词.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首先,“欧美文学”的提法是约定俗成的.其次,由于西方列强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早期对中国的侵略,“西方”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带有明显的负面政治含义,因而被文学史研究者刻意回避.近十年来,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西方”从被回避到逐步被接受.     

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研究综论

自由主义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史现象和文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提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整体概念有着充足的历史依据和理论依据。应该说，自由主义文学概念，如同“民主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七会主义文学”、“人道主义文学”、“法西斯主义文学”一样，是一个从外部概括文学现象的提法，或者说是一个文学社会学概念。自由主义文学是针对中国现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政治色彩较浓、思想意识纷繁复杂的现象所作的一种社会学概括，是对原有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社会学概括的一个补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提这一概念并注…     

走出思维的误区

在我国文学史的治学领域中，不知始于何时便被一种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识左右着。文学革命初期把国民文学与贵族文学、写实文学与古典文学、社会文学与山林文学两两对峙，”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阐释的民间生动的“活”文学与御用文人制作的“死”文学壁垒分明，闻一多在《战后文艺的道路》一文说的统治阶级文学与被统治阶级文学径渭分野，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文学系统与非革命文学系统的排列分类，无不徘徊着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识这一幽灵。在世纪之交，当我们重新考察中国20世纪新文学的产生、构成、形态、品位、形式、倾…     

现当代文学史编写的文学史哲学反思

从文学史哲学层面反省现当代文学史编写,如下问题有待深入思考:编写者缺乏本体性的“文学”观念自觉,导致文学史的编写缺乏“中心意识”支持,文学事实选择及作家作品评价随意性很大;在传统“圆型”时间观念作用下,现当代文学强调的是文学的时代之“变”而非文学史内部的“通”,古今文学缺乏必要的对话;文学史叙述的空间意识不足,自然-地理形态的文学史外部空间,与文学“物自体”的内部空间尚未能进入文学史表述;对文学史编写的目的理解存在偏差,突出文学史的文学教育与学术传承功能,而缺乏文学史哲学意义上的对文学“古与今”、“常与变”的演变规律的探讨.     

宋金元时期的文学史学

宋金元时期，文学史观不仅实现了从质文代变向 文体正变的转型，而且还出现了某些 近代化的先兆。这种转型可以概括为：从“道统”论到“文统”论的转变；从尊体到遵体的 转变；从“文质异体”到“正变殊途”的转变。就这三方面而论，前两大转变是前提因素， 文体正变观的转变，才是根本性的。在这种文学史观念的影响下，文学史料的收集和史纂形 式也表现出新的特色。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年了。四十年来,《讲话》的根本精神在文艺领域中发挥着巨大的指导作用,为大家所公认;但是,遇到具体问题,对《讲话》的意义的评价就有不同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就是这样。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五分法”,即“五四”时期的文学(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七)、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另一种是     

对旧文学史观和建构模式的反思──谈“二十世纪俄语文学史”的新构架

对旧文学史观和建构模式的反思──谈“二十世纪俄语文学史”的新构架陈建华目前国内的外国文学工作者正在讨论的“文学史重构”的问题，与近年来俄苏文学界所关心的架构新的“２０世纪俄语文学史”的设想是一致的。出于改变旧的俄苏文学史研究模式的强烈愿望，同时也受到...     

当代译介学范式的变化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启示

“译介学”的范畴比“比较文学中的翻译研究”范畴要大得多,它不仅包括翻译文学的研究、文学翻译的研究以及相关译论的研究,还应该包括对外国作家、作品的介绍和评论的研究,涉及具体的操作层面。介绍和评论外国作品的重要文学期刊,以及译本中的序言和跋,该时期的新闻媒体发展状况都应当在研究范围之内,比如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刊物《新青年》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新青年》在译介外国文学的时候最先采用了白话形式,促使当时的译介跳出了时下流行的林译小说的窠臼,推动了中国新文化的开展。     

“十七年文学”的历史重构

“十七年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段独特的存在,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怎样言说叙述这一段文学的发生以及存在的情况,必然与其相关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文艺评论思想相关.从1949年到1966年,这17年间的中国文学,在其后接近50年的历程中出现了多个不同的声音,“十七年文学”被一次又一次地在不同的语境中重新建构.这也说明了特定时期内文艺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甚至其他各种评论性因素对文学作品不同阐释所起到的影响制约作用.“十七年文学”在接近50年历程中出现的多次“重构”,充分表明了对“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就导致了“十七年文学”在文学史的叙述之中就仍旧还处于再次“重构”的可能之中.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史理论述论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文学史理论建设与史纂实践走向自觉的时期，是多种文学史观念方法共存并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时期。本文概述了这个时期重要而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史理论内容，重点回顾了文学观念的变革与文学史理论发展的联系，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现代思想潮流和方法对我国文学文理论与实践的影响。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史理论研究，编写出更科学更多样的文学史著作，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文学的"现代性"与文学史观问题

“重写文学史”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的新发展,这些发展也促使了文学史观的改变和文学史理论的发展,这其中关于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探讨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和文学史观变化的重要因素。对文学“现代性”思考和文学史观探讨的深化,正在促使一门新兴学科的兴起,这就是“文学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