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族、种族意识纠结下的《新史学》——兼谈历史书写主体问题对清末新史学的影响

1899—1902年间是梁启超政治思想变动最激烈的时期,亦是他酝酿并提出"新史学"的时期。在"反满"与"保皇"之间的徘徊,使其在史学表述上尽管常常坚持国族立场,但有时亦冲破理性的束缚,流露出种族主义倾向。在反满意识最强烈的1902年,梁氏一度因种族意识趋向强烈使其难以确定历史书写主体,影响《新史学》的写作与发表。直到《新史学》即将完成时,梁氏才将"新史学"确定为以"进化论"和"国族观"为基础的"文明史学"。写谁的历史和如何书写是中国现代历史书写萌芽时期面临的两个重大问题。在政治分歧明显与族群矛盾激烈的清末,写谁的历史问题直接决定了如何书写问题。相较于汪荣宝、刘成禺等人的观点,梁启超用国族立场消解种族意识的思路,提倡书写可以促进中国境内各种族增强国家认同的中国史观念,颇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梁启超与鲁宾逊《新史学》"新"之相异原因

梁启超与鲁宾逊分别于1902年、1912年发表<新史学>.两者提出的"新史学"在许多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但仍掩盖不了二者本质上的差异.由于二者身处的社会背景、学术氛围、个人身份的不同,尤其是近代中国史学落后西方主流史学潮流,导致了梁启超与鲁宾逊"新史学"的本质差异.     

文明史学:20世纪初“新史学”建构的知识谱系

戊戌时期出现的史学变革言论,是文明思潮在史学领域的表现,至20世纪初结出硕果:以文明史学为蓝本建构起一套新的知识谱系,完成对传统史学的革命。新史学是实现新文明的路径之一,欲真正理解新史学,必须站在文明视角。新史学的核心贡献并不局限于"历史是什么"的本体层面,而在于依托文明理论视角,初步建立起一个新的史学知识谱系,其主要逻辑架构可以概括为:为什么要书写历史——书写什么样的历史——怎样书写历史。新史学不仅致力于实现历史书写从"眼光向上"到"眼光向下"的典范转换,而且尝试用"人类——世界——国家——社会"这一清晰的层级结构,来取代"天下——王朝——社会——家族"的传统书写模式,并由此带来扩大史料范围、跨学科治史等一系列史学方法层面的变革。     

钱穆与中国新史学

近两年来,中国大陆学者们似乎对"新史学"又有了一份新的热情,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每逢世纪之交的一种惯常现象.后学总结梳理前学应是历史进步与发展的必然.然究竟谁人以及何种史学研究能代表20世纪中国的"新史学",好象并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本文从史学思想、史学方法两大方面,主张20世纪中国的新史学,肇起于梁启超,接踵之人乃王国维,真正成型的代表是钱穆.钱穆的最大贡献在于破除史家门户藩篱,提出贯通诸家的历史研究新路向;同时以独创性的思维,首倡以历史精神研究历史;并且在史学方法上提出"更生之变"与"洗汰传统"的史研新法.这些独具亮色的贡献,不仅领袖20世纪的史学研究,而且也代表着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方向.     

20世纪初“新史学”的产生及其演变

中国20世纪初“新史学”是在不断加深的社会危机中应运而生的,梁启超开风气之先。其产生的学术原因是史学自身的发展和外国史学的影响。以进化史观为中心的近代史学观念和对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重要范畴的初步探讨,则标志着“新史学”的发展。梁启超与何炳松的“新史学”之间有许多极其相似之处,联系密切,甚至一脉相承。     

旧史学、新史学与史学的更新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史学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有赖于对史学传统的正确认识和科学态度．如何估价和对待旧史学与新史学的传统成为史学理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本文从旧史学对新史学的影响切入，揭示新史学对旧史学的突破及发展进程中的误区，略陈在新时期对待史学传统的心态问题，以求有补于史学的更新，一、旧史学传统的优劣并存旧史学是相对于近代梁启超等人所倡导和实践的新史学而言的．它格守着近代以前的治史方法和价值观念，散发着与新史学完全不同的学术气息，故一般也称传统史学．不过对“传统史学”的界定，学术界曾出现分歧．…     

梁启超早年国家主义思想之演变(1899—1903年)

1899—1903年是梁启超思想激烈变化的时期,也是其国家主义理论逐渐成形的时期。1899年,梁氏仍然持有戊戌时期的“新夷狄”论,这令他十分重视福泽谕吉的思想。从1900年开始,梁氏逐步摆脱康有为的理论束缚。1901—1902年,梁启超在中江兆民的影响下,信奉卢梭的《民约论》,主张以民权促进国权,这使他倾向革命。1903年,梁氏突然放弃革命立场,追随加藤弘之鼓吹“普鲁士精神”,伯伦知理取代了卢梭的思想在他心中的地位,梁氏因此转而主张国权先于民权。至此,梁氏的国家主义思想基本成形。     

从《新史学》一文看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本文围绕梁启超《新史学》一文 ,从三个方面对其中所包含的史学思想进行了初步探讨。一、分析了新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二、论述梁启超进步史学思想的表现及其意义 ;三、阐述其在梁启超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同时也指出其存在的不足之处。     

梁启超进化史观的演变

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创始人和奠基者。他在史学领域里最重大的贡献,是运用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对封建史学进行系统而深刻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最早地树起“史学革命”的旗帜,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资产阶级历史进化的理论,开创了崭新的资产阶级新史学,使历史学从封建史官中解放出来,成为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手段和工具。梁启超新史学理论——即他的进化史观,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早期的进化史观;进化史观的成熟;进化史观的完备与倒退。     

论梁启超对近代史学的贡献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评判是中肯而全面的。在对传统史学的激烈批判和对西方史学的热情介绍基础上,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主张,倡导"新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梁启超传记作品书写研究

梁启超的传记创作实践与他的传记创作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甚至是背离。梁启超理论上虽强调传记写作的忠实客观,实际上却将传主塑造成平面化的英雄;理论上虽排斥将史作为宣传工具,实际上却将传记书写作为抒发自己政见的工具,因而大部分传记作品充满着强烈的政治色彩。这种背离现象的出现,主要缘于梁启超"史学范畴"的传记观,且与他的"新史学"思想息息相关。     

论梁启超“新史学”的方法论特征及其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影响

在许多研究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著述中,大都就"新史学"的救亡与启蒙功能作了许多细致的挖掘,而对于"新史学"所倡导的跨学科的治史方法涉及不多。"新史学"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济世救国的作用,现在重新回首"新史学"走过的百年历程发现,它在20世纪中国历史学中彰显出的魅力则在于倡导一种总体史的著史范式和多学科的治史方法,并为日后唯物史观派史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与唯物史观派史学一脉相承。     

西学东渐与新史学“三变”——兼论新史学的国际流变及中国学人的民族主体性诉求

新史学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首先是国际学术流变的产物,尤与日、美、苏等国关联密切。中国新史学发端于清末,此后在国际学术互动、本国学术发展和国内社会政治变革等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下,先后经历了初始形态、学院派形态、社会化形态及政治化形态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各具特点,其基本阵营和思想资源也各有差异。新史学的发展对中国史学乃至学术体制产生了深刻影响。上世纪中国新史学在多数时候有深刻的政治背景,也有着明显的现实关怀和政治指向,并始终服务于现实政治。在晚近中国,新史学蕴含着中国学人对学术独立和民族独立的强烈诉求及民族主体性意识。这是中国新史学嬗变进程中始终不变的主题,并与同期中国的发展轨迹和社会思潮高度吻合。在此过程中,中国学人为捍卫、阐扬民族主体性进行了卓富成效的努力。     

新史学思潮的文化史研究理论与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

由美国史学家鲁滨逊和德国学者李凯尔特所倡导的新史学思潮认为:文化史研究不同于传统史学主要在于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把人类所有的问题尤其是“进步”作为研究的对象,其任务就是揭示历史的规则和价值,从个别中说明现实;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主要在于其历史性和个别性;史学科学化的道路就是文化史研究。“五四”期间,梁启超接受了新史学思潮,既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中构建了中国的新史学理论体系,又在《五千年史势鸟瞰》和《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中完成了部分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实践。     

论梁启超《新史学》与《新民说》的内在一致性

梁启超的《新史学》与《新民说》,在倡导近代进化观、近代民族主义精神、近代国民观念等方面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显示出《新史学》与《新民说》宗旨相通,说明梁氏企图借新史学灌输近代进取精神、近代民族主义精神与近代国家观念,培养近代新国民,以适应救亡图存的时代需求。     

《中国近代新史学》出版

我校历史系曹靖国先生撰著的《中国近代新史学》一书,已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项新成果,填补了中国近代史学史教学与研究的空白。全书31万字,共7章,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形成、发展。特别是对梁启超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做了重点的分析研究, 多有创见。梁氏是近代新史学的开山祖、奠基者,他运用新史学的理论对封建旧史学进行深入而系统的批判,在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了崭新的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把史学提高到了救国的高度,提倡史学界的革命。作者认为,梁启超对中国     

还“ 德” 于“ 史” ：柳诒徵与二十世纪东南学派史学伦理化转向

清末民初,传统伦理化史学遭遇巨大理论危机,以梁启超"史学革命"为标志,中国近代史学开启了知识论转型.基于实在论的"新史学"始于对"科学""进化论"等现代西方观念的绝对信仰,致力于将道德驱逐出历史领域.但一战后,国内史学界开始重新审视"史德"问题.文化论争中的柳诒徵及"东南学派"坚持"信古",在批判和借鉴章学诚、梁启超的"史德观"基础之上,表达了历史与道德密切联系的观念立场.及至"九一八事变"后,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实现某种程度地合流,并催生出"经世致用"的史学目的论."东南学派"重新阐释历史与道德关系,论证历史的道德属性,力图纠偏"史学革命"以来"为学问而学问"的研究倾向.历史领域的反传统思潮在1930年代有一次明显转向,"东南学派"引领的史学伦理化思潮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留下了独特印记.     

《史地学报》对鲁滨逊新史学的传播

南京高等师范史地研究会创办的《史地学报》对鲁滨逊新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它不仅介绍了其代表作,而且关注其史学活动并翻译其史学作品,该刊相关撰稿人亦接受了鲁滨逊新史学的观念。     

跨学科的前景及其深层推进——读《梁启超与中国近现代史学:以跨学科为中心的分析》

在亦旧亦新的20世纪中国,梁启超是个光辉灿烂的大人物。尤其是就中国现代史学来说,"他不但是传统史学的终结者,更是现代史学的开创者。……梁氏不只是某一流派或学科的先驱,而是整个现代史学的始祖和领航者。"但长期以来,关于其史学精神的精髓,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近     

梁启超史学思维中的"现代性"理路及其邅变

梁启超在20世纪初史界革命中形成的以提倡进化史观、强调用科学精神与方法治史以求得真事实的科学主义历史知识论以及寻求历史因果律或因果关系、主张文明一元论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性史学思维延展至梁氏晚年未有中断。唯在20年代,梁启超对因果律与归纳法在历史学中的适用范围及历史进化的表述方式做了修订。这些被学界普遍认为是反映梁氏史学思想在后期发生显著变化的修订,实际上并未对梁氏早年形成的现代性史学思维构成明显背离,而应被视为其现代性史学思维本身的邅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