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不列《春秋》于学官”释疑

王安石"不列<春秋>于学官"是中国学术史上曾引起很大争议的一桩公案.本文认为,王安石从学官中废除<春秋>,是与其变法实践紧密相结合的,其目的是为变法改革服务,在意识形态领域为变法铺平道路;是一个政治家对传统文化经典的传承作出的政治抉择,凸现出的是王安石坚定而明确的政治立场,而不是个人意气的学术偏见,更不能把北宋的灭亡归罪于王安石废<春秋>.     

从宗传到宗经--王闿运春秋学的解经特色

王闿运的经学具有"突破传注,返回经文"的特色,但他有一个从宗传到宗经的过程,早年时期的王闿运是笃信传文的,到了他作<春秋公羊传笺>和<春秋例表>的时候,开始返回经文.<春秋公羊传笺>中的返传与返经情形,一是对何休<解诂>思想的舍离,这表现最明显的,是他的灾异观,二是对传文的质疑与超越.<春秋例表>的著作动机是出于宗经,而由前后两个版本的不同点,更可以看出他的返经精神.     

《史记》"十表"是司马迁欲创《春秋》第二的直接表征

司马迁欲创<春秋>第二,他以"十表"为"微言大义"的直接表征,再通过<史记>的其他形式择其重点对"微言"进行注释,达到深化"大义"的目的.     

"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考实--兼驳"孔子所作《春秋》非‘经''''而是‘传''''说"

后世对汉人所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具体所指,意见不一.此文在前人论证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考证和落实.认为是汉代<左传>研究者通数<春秋><左传>二书的结果.同时是对姚曼波女士<再论孔子作〈左传〉蓝本>(载<聊城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的答复.姚文说"惟独<左传>恰合‘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数",是孔子作<左传>的"铁证".此文指出,姚文对"弑君"、"亡国"的论证没有界定,并且背离<左传>的相关论述,一再随意取舍,拼凑数据.论证又异常草率.姚女士是古今提出孔子作<左传>的第一人,她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低估了两千年来的学人,高估了自己.姚文的论证存在严重偏差.强烈的主观愿望,使她不顾事实,一再提供不实之证.她所谓孔子作传是"先秦以来全部典籍……证明的铁的事实",足以引发人们思考.这等于说,两千年来的学人对于"全部典籍"中无所不在、唾手可得的"铁的事实",竟然个个熟视无睹,只有她一人"敏锐地"出来揭"秘",这绝对背于情理.事实是,她至今没有提出任何可信的证据,她的"考证"不合于学术规范,她的选题不具有学术价值.     

赞两吴女士的《歧路灯》研究——从我国大陆的《歧路灯》研究说起

最近10年有五种<歧路灯>研究著作问世,其中吴秀玉<李绿园与其〈歧路灯〉研究>和吴聪娣<〈歧路灯〉研究>,分别由台湾与新加坡的两位女学者完成并在海外出版,我国大陆读者颇不易得.前者以文献资料的丰富翔实见长,分析的全面细致和有独到见解,也是其突出的特点.后者以小说证史,以史证小说,在确证小说的历史价值的同时,也确证了小说的美学价值,是迄今为止专一从社会历史角度发现"<岐路灯>世界"的最重要著作.     

不学诗无以言--《诗经》在春秋外交中的作用

"不学诗,无以言"是孔子对<诗经>实用价值的概括,也是对春秋时期四百年赋诗言志的总结.<诗经>在春秋外交中的作用主要有一、诗言志能够有效地参与、推动外交活动,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二、以<诗经>为外交语言充分表现个人乃至国家的文化修养,并且可以含蓄地展示国家的实力,包括国内君臣、君主之间的关系.可以说,赋诗言志不仅属于那个时代,而且在整个文化史上有重大的影响.     

试论中国古代的《论语》学

<论语>学是研究<论语>的专门学问.它在中国古代共经历了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形成期,期间,<论语>一书的整理与定型及对<论语>的注解几乎同步进行,<论语>学作为一门学问诞生.第二个时期是发展期,这一时期注解<论语>的专著大增,出现了两本对后世<论语>研究有重大影响的专著<论语集解>和<论语义疏>,这两本书也代表了当时的两种新的注解体例.第三个时期是衰落期,这一时期注解<论语>的专著数量锐减.第四个时期是复盛期,这一时期注解<论语>的专著数量激增.产生了<论语>学史上两部有重要影响的著作<论语注疏>和<论语集注>,注解方式也趋向义理化.第五个时期是总结期,产生了不少以辑佚、考异、辨伪、注释为主的<论语>研究的新成果.     

《修辞学》与《文心雕龙》论说散文理论同异论

<文心雕龙>和<修辞学>是中西方第一部集论说散文理论之大成的著作.文章着重比较分析了两书对论说散文的道义力量、人格力量、情感力量、逻辑力量和形象力量,以及理趣性、风格等的理论阐释,探求其学术价值,为当前的散文理论研究提供借鉴.     

孙星衍对《晏子春秋》研究的贡献

孙星衍对&lt;晏子春秋&gt;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他最早为&lt;晏子春秋&gt;文本作了注释;参与了&lt;晏子春秋&gt;几乎全部领域的学术论争;提出了&lt;晏子春秋&gt;成书于战国这一目前看来最正确的观点,为后来的&lt;晏子春秋&gt;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礼运》篇出于荀子后学考辩--兼谈《礼运》与《易传》的关系

儒家名篇<礼运>由于种种原因,古今学者多认为是孔子或其门人真言.本文通过<礼运>与荀子学派观点多方排比考订,发现<礼运>的内容与荀学主要体系大致相同,两者有直接的关系.<礼运>在传承过程中,受到荀子学派之<易传>的明显影响,可见<礼运>出自于荀子及其后学.     

亦此亦彼思维模式在人才成长中的作用

本文论述了亦此亦彼思维模式的动态开放性、兼容并蓄性和探索创新性等三个方面的特征及其在人才成长中所具有的深层启动和促进作用。同时阐述了非此即彼思维模式的局限性及其对人才成长的不利影响。     

减法之下的“天人合一”——中国古典诗歌的“人”与“象”

中国古典诗歌的鉴赏,历来有“知人、论世、识字识典、以意逆志、比较”等角度,文章就“知人”展开,借助一些数据与实例,谈古典诗歌中“人”与“象”的相关问题,在以“人”为中心的前提下,分析“人”与“象”的互导与融合.     

试论次协调逻辑的哲学意义及应用

亚里士多德的矛盾律和经典的否定概念 ,历来被认为是逻辑学中不可动摇的支柱。可是 ,次协调逻辑在逻辑上首次以严谨的态度动摇了矛盾律的绝对地位 ,相应地从根本上改变了否定词的原有概念 ,从而形成了新的非经典逻辑体系。这种非经典逻辑体系以新的视角、新的途径、新的方式和方法 ,为人们处理各种矛盾提供了经典逻辑远不及的、具有辩证意味的“亦此亦彼”的逻辑模式和洞察力。因此 ,次协调逻辑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哲学意义和实用价值     

"道不可言"与"境生象外"——庄子语言哲学及其对意境论的影响

庄子语言哲学存在着一个道、意、物、言的四元结构,在这个四元结构中,道与言的关系处于核心地位。在道与言的关系问题上,庄子坚持道不可言论。庄子语言哲学的四元结构和“道不可言”论对中国诗学、美学中的意境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影响着诗学意境论对“意”的最初理解,而且也规定着意境论中“境”的原初含义,并直接导引和促生了“境生象外”的哲学、诗学命题。从诗学意境论产生的源发哲学语境看,“意境”即“道境”,“道境”是“道”开辟出来的无限精神空间,具有鲜明的宇宙本体论意义。从庄子语言哲学入手重新认识意境问题,有助于矫正把意境简单地界定为“情景交融”的偏差,而把意境的当代阐释导向更加合理的“道”、“情”、“物”、“象”的完美统一。     

论新时期专业性的职业新闻人及其培养

现代新闻传媒在不同时期形成的新闻信息传播方式,导致专业与非专业的新闻传播形式相互交织在一起,造成了今天的新闻人的职业性质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而在中国,由于特有的社会环境与文化观念的影响,中国专业性的职业新闻人始终没有得到确立,使得新闻传播的职业地位和社会声誉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在此情况下,培养什么样的职业新闻人是一个必须要作出正面回应的问题。就目前的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现状而言,专业性的职业新闻人意识很难在其中得到培养和成长,高校必须将此重任承担起来。     

清代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词源论

清代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词源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词为＂诗余＂之论,二是词为＂倚声＂之论,三是词为＂诗余＂与＂倚声＂相结合之论。在第一个维面,其主要包括三条线索：一是从总体上阐说词源于诗体,二是分论词源于风骚之体,三是分论词源于唐人近体诗;在第二个维面,其主要包括两条线索：一是侧重从音调渊承上论说词源于乐府之体,二是侧重从体制渊承上论说词源于乐府之体。上述几个维面,共构出了我国古典词源论的主体空间。     

试论因果连词"因此"的产生时代和原因

本文在详细考察有关语料的基础上,对因果连词“因此”的产生时代和产生原因有所结论。它产生的时代是南北朝,产生的原因与其所在的句法结构、语义、句法功能等有密切关系。     

如水的智慧——老子看世界的几个视角

道家看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与归宿是"道"的存在。大道无形、道法自然可以约略说明"道"的玄妙与空无。而水为万物的生命之源,它并不独施惠于人,这种不偏私是水的品性,也正是道的精髓所在。水不与任何生命争荣,而是甘居下位,所以能纳百川而成海。上善若水、柔弱胜刚强则使"道"的运用祥和而优美。道家有三宝:慈、俭、不敢为天下先。慈产生勇气,勇者无惧;节制和简单的生活能让人减少对外物的依赖,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而谦卑、谨慎则是谋事成功的关键。     

“犯罪有益论”之“功能观”批判

国内刑法学界近年来出现了"犯罪有益论"、"相对主义犯罪观"学说,这一学说认为犯罪对于社会发展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并且由于其观点的"新颖性"而受到诸多年轻学子的追捧,形成了不正确的理论误导。而其支持性理论之一在于:犯罪有着应当加以肯定的促进社会发展和制度完善的积极功能或者正面功能。因此,对于"犯罪有益论"者的"功能观"加以分析和批判,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