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三维社会变迁与军阀政治的崛起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特别是政治结构发生巨大变迁，皇统政权、道统文化、族统社会的三维体系发生裂变，中央权威日渐式微，军阀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逐渐上升为政治斗争的主角。军阀政治的崛起极大改变了中国近代的政治生态，使得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经历了深刻巨变。军阀政治具有七点特征：一是拥兵自雄干预政治的称霸性。二是政治行为的投机性和无原则性。三是利权的攫取性与排他性。四是政治伦理取向的封建性。五是政治面目的虚伪性。六是对外关系中的严重依附性。七是军阀政权更迭的频繁性。     

重庆谈判中的国共两党政治博弈浅析

重庆谈判中，国共两党展开了复杂的政治博弈。战争需要付出军事代价，和平需要政治妥协。很显然，和平比战争更能够同时带给双方最大的好处，遗憾的是双方都没有选择可以看见结果的和平，而是选择了难以预测结果的战争。通过借用简单的博弈模型来分析重庆谈判中双方的政治角逐，我们可以直观地洞察这一历史遗憾的真实原因。     

论日本普罗文学运动

日本普罗文学运动强调“政治首位性”，主张作家通过创作参加与国家权力对抗的斗争。诠释政策风云变幻，印证各派政治力量斗争的轨迹，成为其显著特征。文学团体被赋予了党派的形态，学术论争的起因和归结点也大都来自于政治因素，文学阵营也在政治漩涡中裂变为三个派别，相互对峙内耗，阻碍文学发展，并给其后亦步亦趋的中国普罗文学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正确认识国际形势,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我驻南使馆的野蛮轰炸，给我们以很多提示。如何从理论高度，从邓小平关于国际政治的思想出发，认识把握当前国际形势与格局的动向，以改进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意义重大。我们首先必须在认识上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全面理解邓小平理论中关于国际政治的思想，这一思想与马列主义的国际阶级斗争理论和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第二，要做长期斗争的准备，扎扎实实做好我们的工作，增强综合国力；第三，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中斗争，在斗争中改革开放，善于把握斗争的方式     

中国抗日战争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迁

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国际政治格局的形成与变迁归根到底是由各国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战争是经济与政治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正是因为中国抗日战争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此而成为国际政治格局重新组合与变迁的重要因素.     

地缘政治演变与中国新安全观——以上海合作组织新机制为视角

从地缘政治角度研究国家安全问题,是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的民族国家的永恒的主题,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领域。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战后中苏及中亚地缘政治的变化曾对中国安全利益产生重大影响。根据这一复杂多变的局势,中国政府以上海合作组织新机制为载体,积极倡导和实践新的安全观,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的地缘政治战略。     

政治的“低姿态”和经济的“高姿态”——再议日本战后五十年发展轨迹

本文认为日本战后五十年发展轨迹的基本特征是政治的“低姿态”和经济的“高姿态”。这是日本根据其战败国地位所确定的一种发展战略。天皇晋见麦克阿瑟是政治的“低姿态”的开始，之后，各项民主改革是其继续。日本政府的政治低姿态是服务于先把经济搞上去的经济的高姿态的。其结果，日本经济在战后第一个十年得以复兴。在之后的两个十年间，日本政府有意识地贯彻这一战略使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最近这两个十年间，尽管其间或提出成为政治大国的要求，但纵观全局，日本历届政府仍基本遵循这一战略。避免同美国正面冲突，在同中国和东盟国家交往中表现低姿态。总之，这一战略促成了日本今天的大国地位     

反腐败是一场严峻的政治斗争

反对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峻政治斗争，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到人民群众根本的利益。反腐败斗争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个C，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共产党完全有能力解决自身的腐败问题，领导全国人民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试论日俄战争对清末政治的影响

就中国而言，日俄战争决不是一场局外战争。它的引发、战场及其最终解决，都与中国满洲休戚相关。日俄战争对清未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日俄议和“将满洲交还中国”，清政府趁机废将军，建行省，加强了对满洲的行政控制。其次，日胜俄败的结局，使“专制不如立宪”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清政府开始了“预备立宪”，意味着中国政治制度向民主化迈出了新的一步。再次，为避免战后日俄垄断控制东北，清政府在外交上开始引欧美势力入东北，以遏制日俄     

民主政治与共和政治刍议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产生的议会民主，以自由为核心价值观念，可称为自由民主制。工业社会后期，民主制显露出弊端．发达国家开始感到民主过剩、民主危机。与西方的个人本位、斗争哲学不同，中国存在有两个多年的和合文化传统，形成了共和政治理念，其核心是对等和谐。古希腊、古罗马讲的共和政治，是平衡均衡，为公共利益服务。共和政治理念在东西方都有源头。民主政治适用于工业社会，共和政治适用于知识社会。世界将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变，21世纪的政治大走势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共和政治。     

当代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的发展

作者论述了战后土耳其政治伊斯兰的发展过程及其趋势 ,认为当代土耳其政治伊斯兰是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组成部分 ,其产生与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战后以来土耳其迅速发展的民主化和现代化。尽管当代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有了较大的发展 ,但当今在土耳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仍然是凯末尔主义为主的世俗主义。     

论章太炎与黎元洪的交谊

章太炎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和学问家,他与民国时期两任大总统、三任副总统的黎元洪过从甚密。章太炎对黎元洪的青睐,半出于民初政治斗争的需要,半出于他对黎元洪个人品德的钦慕和对黎元洪所予帮助的感激,而民初政治斗争的需要是章太炎看重黎元洪的首要原因。     

论中国特色的政治竞争与政治共识

政治竞争是现代政治运行的重要内容和政治民主的重要表现.政治竞争能否发挥正向功能取决于是否拥有坚实的政治共识.政治竞争如果没有坚实的共识基础则很容易滑入政治斗争而导致巨大的政治风险.中国的政治竞争和政治共识必须具有中国特色和符合中国国情,决不能搞西方式的多党制竞争.中国的政治共识必须以坚持党的领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和走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为前提和基础,积极稳妥地通过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探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途径.     

论马克思哲学实践智慧的品质

与以往哲学不同，马克思哲学是人类历史实践智慧的结晶，它基于现实人的立场，不仅合理地解释了现实世界，而且改造着现实世界。具体表现在：基于人的现实生活状况，以理论这一思想武器对以往“无人”的哲学理论进行批判，即马克思哲学“求真”的实践智慧；基于人的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亲身参与政治斗争，为社会的“公平正义”进行斗争，即马克思哲学“求善”的实践智慧；在理论批判和政治斗争中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现实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矛盾的解决途径，进而预示新社会形态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这表征了马克思哲学“真善美”统一的实践智慧。     

经济腾飞期的香港：政治发展的视角

政治发展是比较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 ,随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 ,政治领域也必然经历一个变革和发展的过程。经济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两者具有正相关性。本文试从文化世俗化、政治结构分化、政治体系能力的增长以及政治参与的扩大四个方面分析战后香港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发展。     

弘道与择势：战后初期中野重治文学与思想的再审视

将1946年中野重治与平野谦、荒正人之间展开的“政治与文学”论争视为一个“反应装置”，继而把与之相关联的重要记忆放入此装置中进行“充分反应”，由此即可透视出战后初期，中野令众多文学家感到困惑甚至愤慨的系列“非中野式”言论和创作背后潜藏的三个关键性驱动力要素。与此同时，通过“战前—战中—战后”贯通的关联性思考可以发现，兼具文学家与日共党员双重身份的中野重治在参与现实政治的过程中，虽屡次遭受打击，可从未改变他对共产主义信仰或隐或显的坚持，而他的言行最终体现出的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文人特质。     

话语领导权之争：文人话语与政治话语

解放初期的政治文化运动在一系列批判运动中逐步形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系统。伴随着主流政治文化形成的是来自政治文学外部与内部对话语领导权与解释权的争夺。文学政治文化化一定会带来文学运动的政治斗争化。     

政治权利场的斗争与任侠者的产生

任侠之风兴起于春秋战国，基于统治阶层内部争权夺利政治斗争的需要，作为政治权利场中工具性质的任侠者应运而生，是任侠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不仅体现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反映在汉代及其汉代以降的整个中国传统社会时代。     

从感性走向理性的历史记录——读《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革研究》

正中国近代政治变革经历了纵向更迭、横向交叉、依次演进和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充满了利益冲突和不同思潮之间的碰撞,立宪主义始终与这些斗争和碰撞密切相关,并影响至今,这也是立宪主义成为理论界关注焦点的原因之一。毫不夸张地说,关于中国近代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成果数以万计,但从适应和满足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     

析国民党发起重庆谈判的动机

国民党发动重庆谈判，是一次以和平为手段的主动出击。重庆谈判是抗战后期国共多次谈判的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