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组织化社会中的信任

人类社会的进步体现在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上,工业社会已经可以称为"组织化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与社会的组织化相伴生的是一种契约型信任.契约型信任从属于以分工一协作形式出现的集体行动的要求,是一种非人格化的、制度化的信任,具有工具理性的特征.从契约型信任在工业社会的表现来看,它是具有经济价值的,能够使整个社会的行为成本降低.特别是在组织活动中,是增强组织凝聚力、提高组织效率的有效途径.在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中,信任的秩序功能将会日益凸显出来.     

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农民工组织化问题研究

社会管理创新有利于农民工的组织化,反过来,农民工的组织化对现阶段社会管理创新也有积极意义。但是,在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农民工的组织化面临着政策缺失、组织化程度低和政府认同度低等问题。笔者在分析农民工组织建设可行性的基础上,认为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农民工组织建设的完善路径包括健全农民工组织立法机制、培育政府支持农民工的体系和完善农民工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机制等。     

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视角分析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功能

社会转型内在地包含了社会要素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和社会组织系统在结构上的改善。社会组织的数量和种类的多少可以反映一个社会的组织化程度的高低和社会组织系统在结构上的优劣。因而,社会转型在组织层面上总是与社会组织的数量和种类上的增长有直接的关系。由于企业组织与政府组织所承担的社会职能总是有限度的,这两类组织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张,因而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大地依赖于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本文试图从社会转型的视角讨论非政府组织发展的社会意义,同时从非政府组织这个切入点来讨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微观基础。     

家庭经营制度下个体农民的博弈困境与出路

家庭经营制度下的个体农民由于组织化程度较低,在与基层政府、市场组织等乡村社会各利益主体的博弈中处于较不利地位。通过自组织化和被组织化的途径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发展各类农民组织,是增强农民抗衡侵权行为的能力,解决个体农民弱势难题的根本途径。     

组织化合作动员:社区建设的新范式

在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世界转变的背景下,组织化合作动员是调动政府、社区、驻区单位和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大众传媒以及社区居民的有效途径.XW区的文明创建实践表明,组织化合作动员涉及基层党政组织、社区组织、驻区单位与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和传媒组织等不同主体,而动员策略可分为压力型动员、宣传型动员、活动化动员和精英式动员等四种方式.有效进行组织化合作动员,需要政府部门适当放权,并培育与发展社会组织特别是社区社会组织.     

农村宗教问题的组织立法学分析与对策

尽管科技的进步与教育的普及已从认识论根源揭去了宗教的神秘面纱,但在我国部分农村地区,无论是信教人数还是宗教组织数量却呈现出不合国情的快速增长趋势.诱发农民信教的直接原因是物质或精神的贫困,深层次的根源却是社会转型期农民强烈的组织化生存方式诉求与广大农村农民组织化程度严重偏低形成的紧张关系,而这一紧张关系又源于农村相关组织立法的缺失.要使农村宗教信仰回归常态,应当考虑健全农村组织立法、发展并壮大各种现代农村组织.     

社会管理的组织化路径——社区民间组织的“均衡化”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基于单位体制的社会秩序与组织模式面临转型与重构,社区逐渐取代单位成为城市社会管理的手段。然而,较低的组织化程度使社区尚不足以实现其多种内涵,也不能够促进城市空间的再组织化和承担城市社会管理的各项功能。社区建设过程中,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显示了一条社区组织化的新路径,但其各种类型发展的不均衡则造成了社区虚浮的组织化。政府转变观念并予以推动和扶持,有助于社区民间组织充分发展,实现社区多层面的组织化,为新时期中国社会管理奠定组织基础。     

政策相关组织的组织化程度对社会政策制定的影响——以比较中美干预儿童虐待政策为基础的分析

当社会问题成为政府议题之后,对能否形成具体政策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相关组织体系的组织化程度.美国非政府组织在政府政策出台之前积极展开儿童保护实践,为政策的具体化提供了基础,最终推动了国家政策出台.中国干预儿童虐待政策的形成主要依赖政府的规划和推动,政府主办的儿童服务机构是儿童保护服务的主体,但这些机构没有与儿童虐待问题很好地对接,同时非政府组织也缺乏服务经验和基础.中国儿童虐待干预政策相关组织的低组织化程度延缓和阻碍了政策的出台和执行.解决这一困境的重点是对与儿童虐待问题相关的组织间关系进行调整、培育和增强服务型组织的功能,优化组织间的协调.     

当前农民组织化问题研究

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农村制度变革推动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农村社会内在活力的恢复,但由于改革的不配套,同时也遗留下了不少问题,如农业生产规模过于狭小导致生产经营成本过高、农民负担沉重问题屡禁不止、农村的社会服务工作日显薄弱等等。在笔者看来,这些问题与改革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过低有着密切的关联。农民组织化的必要性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其由各种形式的组织构成。各利益团体通过自己的组织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当前中国农村社会,一方面改革后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日趋明显,另一方面其组织化程度却非常低。这对农…     

农村互助养老社区组织化的实践逻辑——基于全国农村互助养老案例的分析

提高农村社区的组织化程度是推动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解决农村养老困境的有效途径。基于对全国农村互助养老案例的扎根理论研究，探索农村互助养老社区组织化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农村互助养老组织化是组织化的过程、结构和基础的有机统一。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运行依赖“熟人社会”环境、集体经济和基层自治的底层逻辑，政府和社会推动组织化需建立于其上。促进互助养老的可持续运行的关键在于建立互惠均衡、权责明确的契约关系，提高个体与组织的关联程度，激发个体的参与动机。目前，我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松散、基层自组织薄弱、服务存在单向性、治理主体的权责分配失衡制约着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运行。农村互助养老应当以老年人的需求为导向，与村庄的资源禀赋相结合；重视底层逻辑建构，培育老年人自治组织；优化治理主体间的合作结构；创新互助养老运作模式，提高社会关联程度。     

完善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对策性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有效的组织形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社会资源。西方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取得非常好的经济效益,关键一条在于他们都培育出一批适合各自国情的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如美国的产销一体化组织、西欧的合作社、日本的农协等模式。因此说,市场经济要求各市场主体应该有较高的组织化程度。从河北省目前情况看,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问题依旧令人心情沉重。家庭作为农业的经营主体,市场交易效率低,严重制约着农业的专业化、社会化、商品化和现代化进程。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解决的是工商业领域的产业组织问题;发展各种类型的农村市场中介组织,解…     

我国集体行动的重大转折——2005年、2012年涉日游行示威活动之比较

涉日游行示威活动与其他集体行动、集体行为相比,因在目标合理性、涉及空间、参与主体等方面明显不同而在我国集体行动中自成一类.比较2005年和2012年涉日游行示威活动,可以发现,这两次活动在动员手段、组织化程度以及目标设置方面存在着共同性,但在暴力程度、理性爱国的主流价值观建构以及政府的处置方法方面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要疏导此类游行示威活动,需要依法治理,切实贯彻实施《集会游行示威法》；允许社会组织介入,提高游行示威活动的组织化程度；公安机关需以科学方式进行现场处置.     

论新闻与公共关系

新闻与公共关系从一开始就是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从实务界到学界,关于新闻与公共关系二者应该互斥还是合作的争论持续了多年.然而,从现实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看,随着现代社会组织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记者和媒体对作为消息源的组织依赖也日益加深,公共新闻学理论和现代公关理念的渐行渐近,使新闻与公共关系的合作成为必然.新闻与公共关系都是社会的润滑剂.告知真相、建构社会,正在成为新闻和公共关系的共同目标.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重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对城市社会组织化调控的需要,展开了对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重构工作.中国共产党针对不同的城市基层社会组织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加以改造:彻底否定了保甲制度,依据实际情况建立了独具特色的街道办事处;改进了居民自主管理组织,成立了居民委员会;并对社会团体加以彻底改造.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逐步建构了工会、青年团和妇联等群众组织,将党和国家的力量进一步渗透和延伸到基层的各个角落,进一步完成了对城市基层社会的组织化调控.     

论提高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

一、微观组织化和宏观组织化的强弱交替:对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历史回顾与现实评价 建国40年来,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农民的组织史,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一直是贯穿我国农村各个发展时期的一根逻辑主线。早在1943年11月毛泽东同志就向广大农民明确提出了“组织起来”的口号,解放以后,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奏出了一曲又一曲组织起来、团结奋斗的动人凯歌。     

城市化、老龄化与社区建设

社区是城市和城市化社会中的一种开放的、以居民为主体的"应当存在"的地域共同体;社区的形成是社区建设的结果,社区建设的本质在于社区组织化;社区福利是社区组织化的核心内容,它在社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愈益重要.     

转型时期社会组织化方式的变迁及其对社会秩序的影响

从社会组织化方式的角度看,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从"被组织化"的单位社会向"自组织化"的公民社会转型的过程。两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化方式对社会秩序的影响是不同的。在单位社会,因单位组织与政权组织的生成及运作逻辑同质同构,单位对国家、个人对单位自下而上的纵向依附以及各类单位之间的横向分割避免了两种异质秩序的冲突,抑制了集体抗争的可能,从而使单位组织成为化解社会冲突,维护社会总体秩序的"减压阀";在公民社会,由于与政权组织有着根本不同的生成及运作逻辑,加上在资源获取上的日益多元化、市场化,社会自组织成为相对独立于国家政权组织的社会实体。这种独立性使得建立在社会组织基础上的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与建构的政治秩序不会像单位时代那样自动对接,社会自组织既有可能是理性的合作者,也有可能是秩序的潜在挑战者。应对社会组织化方式变迁带来的秩序挑战,根本出路在于通过从"统治"到"治理"的转换,把社会组织从管控的对象变成合作共治的伙伴。     

论农业经济组织的创新和发展

改革开放 2 0多年来 ,农业经济组织发生了多元化的变迁和创新 ,农民和农村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 ,对整个农村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但也存在一系列较为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 ,这些问题正日益威胁着农村的组织基础和农业发展的稳定性 ,因此探索和开拓新的切实有效的农业经济组织形式 ,实现农业经济组织的创新与发展 ,是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课题     

中国现代组织社会结构和机制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转型,也使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中国现代社会依然是组织社会体制,表现了高度的组织社会效率,形成以集体领导为核心的组织权力中心.社区是组织社会的新的基础.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自治和居民委员会民主选举的普遍实现,标志着组织民主机制在基层已经形成.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高度组织化和人的个性伸张的和谐统一时代.     

经济组织化对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深度融合的作用效应

以企业为主要形式的经济组织在市场经济下适应性发展，市场经济通过经济组织化走向繁荣，二者是在交互作用中不断融合发展的。经济组织通过规范人的社会属性和行为特征在改变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治理秩序的同时，也推动社会趋向全面的组织化。从宏观结构的视角，经济组织已将我国社会从工业化时代带入了信息化时代，并促使社会权力结构呈现出一定的层级化、平面化样态。未来当物质积累达到更高程度后，随着社会组织化进程的加速，社会的权力结构将重塑，继而形成立体化的复杂系统。由于社会主体之间的权力结构在截面层级形成的对等权力关系与法治社会内在需求的对等化权力结构正好相契合，〖JP2〗所以经济组织化在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能促进法治社会的形成，进而实现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的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