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精神赡养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我国于2013年7月1日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进一步完善了老年人精神赡养制度,强调了家庭养老的基础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对老年人的关爱.但这部法律对老年人精神赡养的规定存在界定难、监督难、处罚难和操作难的问题.对此应根据国情对赡养人的精神赡养义务进行量化,在完善赡养人的探亲休假制度,建立健全社区和老年人社会保障机构对赡养人履行义务的监督机制等方面,来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浅议老年人的积极精神养老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我国的养老问题日益凸显.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正式实施,使精神赡养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满足老年人的精神慰籍需求,不仅要靠家庭和社会提供的关爱和服务,更主要的是让老年人成为精神养老的主体,培养其积极精神赡养意识.     

再探我国老年人精神赡养的立法完善

我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现象,老年人的赡养问题日益受到全社会的密切关注。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新法虽规定了"常回家看看"条款,但由于新法规定较为笼统,对如何履行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及对不履行精神赡养义务的子女没有规定具体惩罚措施。这就使各地的法院在处理这类诉讼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往往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因此立法应采用一般性和列举性条款相结合的方式规定老年人的精神赡养,并对赡养义务主体、履行方式、责任承担及权利救济等作出具体规定。     

探讨空巢老年人精神赡养的路径

动员社会力量,关爱、关注空巢老年人的情感生活,精神赡养排解老年人的心理疾病,给予慰藉,满足老年人精神生活的需要。国家要完善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相关配套法律、法规;政府对空巢老年人要提供多样化、个性化服务;子女"经常回家看看"与父母进行情感交流,促进家庭和谐;老年人也要积极主动地投入到社会中,参加各种有意义的文化活动,有利于老年人延年益寿和安度晚年。     

权利视角下精神赡养规范司法困境的解读

子女探望老人能不能被法律所强制？这是人们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精神赡养规范最为直接也是最为集中的质疑.其背后隐含的深意是法律是否万能,尤其是在法治国家的理念之下,对于社会的控制是否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来达成？作为一种身份权利,在权利实现途径上精神赡养并非仅有亲身探望这一种形式,书信、视频通讯等各种能够达到精神慰藉的方式都可视为对精神赡养义务的履行.立法当中的精神赡养规范所遭遇的司法困境是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所固有的局限.法治国家理念之下,法律应当是社会控制或调控的主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法律强制力的实现固然重要,但在某些情景之下,法律对于权利或利益的认可与确认亦是其完成调控的途径.     

城市空巢老人赡养权问题研究

随着人口老龄化浪潮的到来,我国的老龄化人口已经接近两亿人。这些老年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空巢老年人,如何保障他们的赡养权益,已成为政府、社会及家庭关注的重要民生课题。本文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针对城市生活的空巢老人的赡养权问题从物质赡养、生活赡养、精神赡养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政府、社会及家庭应从强化物质保障、提高生活赡养能力及关注精神赡养,来切实保障城市空巢老人的合法权益使其安享晚年的对策思路。     

“不常回家看看”当心父母告你

今年7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新法)正式施行,该法首次将"常回家看看"精神赡养写入条文。新法与旧法相比,内容从原来的50条扩展到85条。尤其需注意的是,新法第十四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第十八条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如赡养人在单位工作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此外,新法还首次从法律上明确了将每     

有退休工资还能向子女要赡养费吗

很多老年人认为自己有退休金,就不能向子女要赡养费,这是误解.《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十一条规定: “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子女以及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除非子女丧失劳动能力,或不能独立生活,才能免除赡养义务.     

新加坡《赡养父母法》评介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一个共同的世界性话题,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实现老年人“老有所养”,已成为当今许多国家人口政策中的重要内容,这也是我国未来几十年中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新加坡的《赡养父母法》坚持弘扬孝敬文化的基础,通过法律形式规范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该国的养老立法可谓是顺势而为,值得我国参考借鉴.     

论“精神赡养”

"善事父母"是传统孝的本意,在此维度上,精神赡养应是传统孝道的内核。传统精神赡养的内蕴表现为以家庭输送为管道、以"用情"为实践要求和以"顺老承志"为格序等特征。在现实境遇下,精神赡养的实现遭遇到了赡养管道狭窄化、赡养要求去情化和赡养格序模糊化等窘境。重构现代精神赡养观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建立以老年人自我—子女—社区机构赡养为一体的输送精神赡养的新管道;将心孝观的认知和实践作为推动精神赡养的新机制;将提倡有尊、有乐、有为作为现代精神赡养的新格序。     

关怀伦理与老年人口精神赡养动力机制构建

传统社会中精神赡养的实现机制主要是由孝道来体现的,而在现代社会,孝作为老年人口精神赡养动力机制体现出弱化趋势。关怀伦理的情感性、境遇性以及关系性的内涵特征与精神赡养实践要求具有契合性。关怀伦理嵌入老年人口精神赡养实践,可从以老年人自我关怀为基础、以家庭子辈关怀为支撑、以城乡社区机构关怀为依托、以国家政府关怀为保障维度来构建支持系统。     

继承赡养协议法律效力探析 ——以人口老龄化背景为视角

继承赡养协议采用利益激励机制,将履行赡养义务与遗产继承份额联系起来,鼓励赡养义务人积极履行赡养义务.协议充分体现了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满足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需要,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同时调动了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的积极性.继承赡养协议减少了赡养纠纷的发生,有利于和谐社会构建,应该得到立法的明确承认.     

论“精神赡养”实践理论的转向

"精神赡养"是一种高级赡养形式。传统孝道理论、德性理论和唯理性道德理论应用于现代老年人口"精神赡养"实践产生了一定的困境。关怀伦理作为一种新兴的道德理论,因其自身的理论特点而具有聚合性、柔性和过程性等理论品质。关怀伦理应用于指导老年人口"精神赡养",可以很好聚合各种关怀主体、精准供给情感和规约关怀全过程,彰显出实践指导意义的合宜性。鉴于此,关怀伦理应用于指导"精神赡养"实践可以看作是理论转向的探索。     

“银发中国”的呼唤与期待

一项调查显示,89%的受访者感觉当下空巢老人情感寄托缺失的情况严重,71.5%的受访者呼吁子女加强对老人的"精神赡养"。"银发中国"已经真正到来!中国的老年人比例不断增加,人口老龄化问题变得极为棘手。如何解决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成为摆在公众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精神抚慰,有时远重要于物质关心。201 3年7     

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协议的法律适用问题——《合同法》第2条第2款的解释论

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能否适用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从文义解释上看,《合同法》第2条第2款对此做出除外规定。不能以财产法中心主义的思维过度介入婚姻家庭生活领域。应该对《民法总则》第11条、《合同法》第2条第2款进行目的性限缩解释,我国民法典应该设置有关身份法律行为法律适用的如下一般规则:"婚姻、收养、监护、赡养、遗赠扶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民事法律行为,适用《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等法律的规定,其他法律没有规定时,在不与身份关系性质相冲突的情况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     

孝因群分：阶层地位与赡养行为

如果说子女的赡养行为直接影响老年人福祉水平,那么,反映群体差异的阶层地位是否影响个体赡养行为,即产生“孝因群分”呢？通过对2017年CGSS数据分析可知,“孝”确因“群”而分：个体的阶层地位对赡养行为存在显著影响,阶层地位越高的个体赡养行为更为积极。其中,个体受教育水平越高越重视对父母的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职业地位较高的个体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则更为频繁,而收入水平较高的个体更能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从主观指标来看,阶层地位自我感知高的个体对父母经济支持、生活照料需求满足提供支持更为频繁。这就要促进教育公平、拓宽职业上升空间、提高个体收入水平及获得感,推动个体积极赡养,实现老有所养乃至老有颐养。     

与子女签订《分别赡养协》差点老无所依

家住北京市顺义区的郭大爷一共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到了应该尽享天伦的年纪，郭大爷却把两个儿子告上了法庭。原来，1989年，郭大爷两口子与几个子女签订了一份《分别赡养协》，约定大儿子负责赡养母亲，其余两个儿子负责赡养父亲。因为当时女儿已出嫁，分家时没有将财产分给女儿，所以协议中并没有约定女儿应该承担对父母的赡养义务。     

从物质保障到精神保障——老年保障的新趋势

养老是针对老年人的需求而言的.精神需求是老年人需求的基本方面和重要内容.老年人的精神需求能否得到尊重和满足,直接关系到老年人群体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老年保障应从单纯的物质保障走向物质保障和精神保障的统一.     

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法律制度评析

长期以来,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强制收治,一般由公安机关以行政手段决定.《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将强制医疗程序纳入司法轨道,但缀加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限定条件.《精神卫生法》则立足于行政手段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收治管理进行了规定.虽然两部法律的规定更多是宏观上的制度构建,但有理由肯定其划时代的巨大意义,并有必要对相关内容进行解构和研究.     

试论违约责任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在人格精神利益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漠视权利主体的精神损害而不为其提供司法救济的途径并非现代法治国家所应该提倡的。应该依托《合同法》中违约财产损害赔偿的相关规定,借鉴侵权法中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制度,建立我国的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