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派古建筑与岭南古建筑的地域文化和艺术风格的异同

徽派古建筑和岭南古建筑是建筑史上的两个奇葩，两者有着历史的渊源关系。岭南古建筑所代表的岭南文化是中原文化和百越文化的“夷夏”文化交融形成的混合体——既带有中原文化的特点，又带有百越文化的余韵混合文化的产物。而徽派古建筑代表的文化也是山越文化和中原文化所形成的徽文化的产物。两类建筑地域文化的历史渊源、时代特点和艺术风格等方面受中原文化影响极为相似。本文从地域、文化、风格三大方面对两类建筑进行比较分析，挖掘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使用价值以促进现代建筑艺术风格、实用价值的多样性和发展。     

试论徽州古建筑超静定文化体系及生命力

徽州古建筑文化构架以“天人合一”致中和体系，其祖先在古村落选址中崇尚“风水”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又以人的本质力量“人化自然”构成神往境界，并以教化人伦观点形成“女人”建筑浓郁的人情味。建筑造型以“工艺合一”的艺术手法，使古建筑神韵无穷。本文就，如何保护古建筑并与旅游业相互促进。做好开发与利用工作使其发挥最佳效益，展开叙述。     

论徽州古建筑雕刻艺术“图形遗产”的价值

以“徽州三雕”为代表的徽州古建筑雕刻艺术不仅丰富了中国建筑文化的样式和内容，还为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图形遗产”。本文分别从审美、社会、文化的角度阐述了徽州古建筑雕刻艺术“图形遗产”的价值。     

元代底层文化心态对元散曲世俗风格的影响

元代民间生活中求变尚新的底层文化心态渗透到士人的价值体系中,引导着元代士人的散曲创作.这种底层文化心态主要表现为“反秩序”的文化心理和“主动和解”的人生态度.“反秩序”的文化心理在元散曲中就展现为“反传统”的文学观念和开放求新的文学创作意识.元代底层民众“主动和解”的人生态度对元代士人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元散曲具有了娱乐性、解构性的文化特征.民间语汇、世俗化的表达方式和日常叙事手法是元散曲世俗化特征的具体表现.     

图片新闻

安徽黄山市变保护“古建筑”为保护“古村落”。历史文化古村保护工作实行四大转变：从注重保护典型文物古迹、名人故居发展到所有见证实物，从注重保护单体建筑发展到保护与建筑和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自然环境。从注重古建修复发展到综合性保护和发展经济，从注重政府主导发展到全民参与。     

中国传统哲学观在古建筑中的体现

建筑是文化的容器,中国古代建筑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其中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观在古建筑建造中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现代建筑设计亦可从中继承其优秀的方面。     

客家古村宗祠的建筑特色探析——以江西瑞金为例

客家建筑是中国民族文化的一块瑰宝,在中国古建筑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客家宗祠是客家建筑的一部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它的研究没有同期官府、寺院及其他民居等注重。客家宗祠有自身明显的建筑特征,其设计同样寓有很强的文化内涵。加强对客家宗祠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客家文化的发扬光大,同时也有助于中国建筑文化研究的延伸和深化。     

狱神皋陶形象文化探究

皋陶是中国史学界和法学界公认的“司法鼻祖”，是我国造狱的先驱，被尊为狱神。皋陶被塑造为狱神的主要原因：他被认为是“法之宗”，“道之宗”，在他身上寄托了中国人的法治理想；他创刑律、造监狱。是中国刑法的鼻祖。皋陶的思想和业绩形成的皋陶文化，其核心思想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官方正统儒家思想的源头。他被当作祖师神、行业神受到狱吏狱卒等从业者的崇拜；也被当作生活保护神，受到囚犯和普通民众的崇拜。对狱神皋陶形象历史文化的研究，是探讨我国民间信仰和传统法律思想文化的一个新视角。     

隐逸与尽忠——元遗诗人接受史中的陶渊明

陶渊明是规模庞大的元代遗民诗人群的共同话语特征,具体表现在咏陶和陶诗人规模庞大,诗歌众多,形式多样。元遗民诗人笔下的陶渊明不是单纯的隐士,而是不仕二姓的遗民典型,此点与宋遗民偏重陶渊明隐逸情怀有本质区别,在陶渊明接受史上有重要的意义,也极大地丰富了陶渊明的形象特征与文化价值。     

略述祠堂

祠堂建筑始于明代中期嘉靖之前，官宦之家只设有家庙，直至夏言上奏朝廷，才建有祠堂。祠堂被称为“徽州三绝(即民居、祠堂、牌坊)”之一。祠堂在徽州古建筑中，无论从建筑设计、工艺美术、雕刻装饰等都是高档次的，它在徽州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反映。为中外诸方面尤为建筑界的专家、学者所重视和赞誉。从祠堂建筑的规模上，可以反映出一个姓氏宗族的历史背景、社会经济、家族繁衍及盛衰等各个方面的情况。     

释“昆明”

“昆明”一词最初指称古代我国西南的诸部族,汉代指云南西部各族,唐代指云南全省及川西南、黔西各族。唐置昆明县后,“昆明”始用为地名。元代开始,昆明才作为地名出现在滇池之滨,此后逐渐发展成今天的昆明市。     

元上都--拥抱着巨大文明的废墟

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部的金莲川草原上,至今屹立着一座雄伟的古城遗址,这就是沉寂了六百余年的草原国际大都会———元上都。古城始建于1256年,初名开平府。1260年,忽必烈在此登基,继蒙古汗位,这里遂成为临时都城。开平汗庭的建立,在蒙元史上是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蒙古国前四汗的统治中心都在漠北和林地区,从忽必烈开始,统治中心转移到了漠南汉地。元上都有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垣,外城平面呈方形,周长8 800余米。元上都的四关范围十分广大,每一关厢地带都如上都城址一般大小。依据调查材料,四关内的遗址大致可以分为官署、仓址、驿馆、大型院落、店铺、民居和兵营等几类,是上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上都周围发掘的元代墓葬,明显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汉人家族墓地;一类是普通蒙古人的墓葬。羊群庙奎树沟地区发现的元代祭祀遗址和石雕人像,反映了元代蒙古上层贵族对天和祖先崇拜的思想。在羊群庙出土4座汉白玉雕像的祭祀基址,应是元代权臣燕铁木儿三代祖先的宗庙和燕铁木儿本人的生祠所在地。     

宋代江西休闲文化资源述略

宋代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提升了江西的经济、文化地位和民众的文化生活需求,进而带动了江西的生态旅游、餐饮风物、文娱游艺等休闲文化资源的发展。宋代江西旅游资源丰富但开发不足,人文底蕴和宗教色彩浓厚。宋代江西的餐饮风物有明显的江南地域特色,工艺产品有较高的品牌地位和文化价值。丰富而职业化的曲艺、戏曲表演是宋代江西文娱市场的产业支柱,并和神秘古朴的傩舞、歌谣以及各类游艺民俗活动一起,构成了文娱市场的人文基石。宋代江西休闲文化资源的发展繁荣,为当代江西的经济文化史研究以及休闲产业和区域文化建设留下了价值丰厚的文化遗产。     

宋代士人自然审美中的休闲心态研究

宋代是古代士人休闲文化的一个高峰,其突出表现就是宋代士人山水之兴与园林之境。宋代山水园林休闲审美的文化表征是:一愉悦性情,二探索求知,三阶层认同。山水园林休闲的审美心态表现在:一由天地到人心;二由迫怵到本真;三独乐与共乐;四玩物适情。由此可见宋代士人山水园林休闲的审美人生智慧。     

额济纳元钞考察记(一)

科学考察行记不仅有原始科学资料价值,而且有人文科学价值。元钞是现在所发现的最早的古代纸币。20世纪初,俄国科兹洛夫探险队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发现元代纸币,是元钞实物的第一次面世。1927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对额济纳地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察。70年代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在黑城和居延地区组织了一次新的发掘,发现了一批元代纸币和两万多枚汉简。80年代内蒙古考古研究所在黑城又发现了一些元钞,因此作者踏上了额济纳考察之路。     

明代阴山地区的行政建制述论

阴山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漠南交通要道和适于牧放的肥沃之地。明朝为了控制这一重要地区，以形成有利于明朝的边地防御态势，与北元及蒙古贵族进行了长期征战。于是，阴山地区随着不同的归属，在不同的时期设置了不同行政建制。明代阴山地区的行政建制是元代阴山地区行政建制的继续和发展，为清代阴山地区盟旗制度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说唐代洛阳白马寺

洛阳白马寺是东汉由西域引进佛教后建立的第一所佛寺，到了唐代，已经破烂衰败。武则天时期，白马寺得以重修，在政治生活中充当了重要角色。这里的佛事活动一直在继续，不但体现中外文化交流，而且对国内其他地区产生影响。白马寺没能作为单一宗派的祖庭而得到本宗的张扬和保护，它是综合性的佛教道场，显示出兼容并蓄的恢宏气势。     

“屈原爱民说”质疑

“屈原爱民说”肇始于东汉王逸,其后或大力宣扬,或有所质疑,聚讼至今,未有定论。然经细细考察．实则屈原作品中被当作其“爱民”证据的所有例句无一可靠,而记载屈原生平事迹的古文献中也见不到任何他如何“爱民”的片言只语。相反地,从屈原狷隘孤高的个性及当时完全陷溺于个人悲愤之中的心境进行推想,他也不太可能还有心情去关注与其“美政”理想并无直接关系的民生疾苦。“屈原爱民说”的出现,其实是人们出于对伟大诗人的无比崇敬或是政治宣传目的．在误读屈原作品中的某些诗句并以之作为主要证据的基础上,再通过种种理由并不充分甚至是因果颠倒的联想和臆测．从而有意无意地予以人为拔高增饰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好为圣贤溢美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习惯的影响无疑起着潜在的支配作用．而这对于严肃的学术研究来说显然不是一个好现象。     

高扬屈原应成为湖南文化强省战略的重要举措

屈原留给了湖南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高扬屈原有利于提升湖南人的精神境界,有利于增加湖南全面发展的软实力,有利于提升湖南文化产业的持久竞争力,有利于推动文化旅游产业的区域性发展,对于湖南文化强省战略意义十分重大。如果我们率先启动汨罗这一屈原文化光核地的保护与开发,省政府组织在屈子祠公祭屈原,加大中国汨罗江屈子文化园建设力度,组建湖南汨罗江屈子祠基金会,那么,湖南的文化强省战略必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层次。     

关于唐代江南士族兴衰问题的考察

研究者多认为:江南士族“于梁末被全部消灭”或“入唐时已经全面没落”。然而,通过对江南士族的代表王、谢、袁、萧和朱、张、顾、陆八大姓进行个案考察,笔者发现:事实上,江南八大士族只有少数在梁末彻底衰亡,大多数则由南北朝入隋唐,冠冕蝉联,且家学礼法传承不衰。江南士族在唐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虽不及山东士族和关陇士族,但仍有一定的政治势力,尤其在高祖、武后、德宗三朝,江南士族出身的宰相受到信重,发挥了较大的政治作用。与六朝时相比,江南士族在唐代虽然整体政治、经济势力衰落,但仍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保持着文化世家的传统优势,从而保证其子弟在晚唐时期失去门荫世袭做官特权的情况下,复能通过进士科考试,维持家族世代官宦的地位与唐相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