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诗家李(氵翼)论杜诗

朝鲜诗家李(氵翼)对杜甫的诗歌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论析,包括对杜诗的细读,如细致深入地分析了《八哀诗》中《赠司空王公思礼》、《故司徒李公光弼》、《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等诗,虽存在主观臆断现象,但新见叠出。李(氵翼)还对杜诗的词语进行了考释、辨析,提出了许多有创见性的见解。李(氵翼)更以比较批评法论杜诗,把杜甫与李白、韩愈、屈原等诗人作对比,在比较中见杜诗风神。这些解构,呈现出非常鲜明的特点:李(氵翼)在各家注杜的前提下,充分肯定了正确的释义,大胆纠正了许多前人注杜的纰漏、错误;李(氵翼)更是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用实证的方法考究杜诗,提出了注释杜诗的方法——"以杜释杜"。李(氵翼)的杜诗研究是世界范围内杜甫研究的有益补充和丰富,颇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     

"诗以诗传"与唐诗经典化路径——以杜甫与崔涂《孤雁》诗的传播为例

杜甫和崔涂有同名诗《孤雁》,在杜诗经典化的过程中,崔涂诗时常被拿来与杜诗相较,从而得到广泛传播.崔诗本身的成就较高,最终成为经典作品.在这一过程中唐诗选本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诗以诗传"的方式是唐诗经典化的路径之一.经典化过程中,李、杜等大家作为"中心",带动崔涂《孤雁》等"边缘",共同丰富着诗歌发展史.     

朝鲜诗家李瀷论杜诗

朝鲜诗家李瀷对杜甫的诗歌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论析,包括对杜诗的细读,如细致深入地分析了《八哀诗》中《赠司空王公思礼》、《故司徒李公光弼》、《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等诗,虽存在主观臆断现象,但新见叠出.李潩还对杜诗的词语进行了考释、辨析,提出了许多有创见性的见解.李瀷更以比较批评法论杜诗,把杜甫与李白、韩愈、屈原等诗人作对比,在比较中见杜诗风神.这些解构,呈现出非常鲜明的特点:李瀷在各家注杜的前提下,充分肯定了正确的释义,大胆纠正了许多前人注杜的纰漏、错误;李瀷更是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用实证的方法考究杜诗,提出了注释杜诗的方法——“以杜释杜”.李瀷的杜诗研究是世界范围内杜甫研究的有益补充和丰富,颇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     

杜诗《投简咸华两县诸子》诗题、编年考订

杜甫诗歌系年,一直是杜甫诗歌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自宋以来,研杜者对诗歌编年都作了不遗余力的编次工作,然有些诗歌编年,终是诸家不一,影响诗歌解读。文章对杜诗《投简咸华两县诸子》编年予以考述,以为诗乃天宝十三载秋后,老杜仍居下杜时所作,而非天宝十载,更非广德年间诗。     

《钱注杜诗》诠释方法略论

《钱注杜诗》是明末清初学者钱谦益的力作,他用诗史互证方法对杜诗做了深刻诠释,同时也开启了诗歌解释方法的新领域,但历来却众说纷纭。本文通过探讨钱注中的以史证诗与以诗证史两个方面,进一步挖掘《钱注杜诗》的价值,从而揭示它在杜诗学中的重要地位。     

浅论彝族的三段诗

中华民族的诗歌,犹如一座姹紫嫣红的百花园,千百年来,各民族人民用诗歌来吟唱生活,表达情怀,创造了多种多样的诗歌形式。“三段诗”,是彝族人民为民族诗歌园地增添的一朵奇葩。 彝族人民喜爱诗歌,彝族生活中离不了诗歌。举奢哲在《彝族诗文论》中说:“人间有诗歌,诗歌天下传。”“诗歌在人间,世人都喜欢,……诗的作用大,诗的骨力劲。它能使人们,人人都欢畅,人人都高兴。有时它又能,使人心悲伤,使人心惆怅。”实乍苦木说:诗歌是“人类的精神,青春的颂歌,诗歌是光明,皎皎如明月,在世永流传。”“诗歌是明月,诗歌是阳光”(《彝诗九体论》)。“彝族是一个用诗思维的民族”(刘锡诚《(论彝族诗歌)序》),     

《戏为六绝句》为李杜之争

《戏为六绝句》(以下简称《戏为》)究竟何所为而发?杜甫的真正论辩对手是谁?前人大多认为,杜甫有感于轻薄后生之讥诮前贤而作此诗。如: 许宝善《杜诗详释》:此六诗为时人轻薄前贤而作也。(按:许说之“时人”即当时后生) 黄生《杜工部诗论》:盖因当时后生轻薄前贤,特发此论。仇兆鳌《杜诗详注》:此为后生讥诮前贤而作。     

再论杜甫时政诗的创作必须——由杨义“悟后解诗”法说起

杨义先生的《李杜诗学》以“悟后解诗”法分析杜甫时政诗之一《赠花卿》,认为它在政治层面“并无所指”,并对传统的解杜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杜诗所谓的意在言外其实是“过分牵系儒家经义”。然而从《赠花卿》创作的时代背景如时间、地点等方面入手,同时对诗歌本身进行感情层面的推敲,杨义先生的观点并不能令人信服。此外,杜甫的入世心态、唐代“以诗鉴治”的政治需求决定了杜甫以时政入诗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唐诗以“含蓄”为美的传统又决定了此类诗歌传达主旨时的隐蔽性,因而杜诗是否“意在言外”,有待与杨义先生商榷。     

从情事诗看《诗经》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作为中国诗歌的源头,《诗经》可谓一代又一代诗人取之不竭的灵感源泉."茹古涵今"的杜诗自然不会忽略对《诗经》文本的学习与继承,本文试从情事诗浅论杜甫对《诗经》从题材、内容到技巧、艺术形式的接受,藉此管窥其艺术渊源.     

吴闿生说杜与桐城派杜诗学在民国时期的传衍——以《古今诗范》为中心

吴闿生是清季民国时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编《古今诗范》选录精审,评点详赡,在桐城派诗歌选本系列中尤具典型性。是选选评杜诗细密周全,涉及五七言古律诸体,所评涵括杜诗性情论、笔法论、章法论、风格论诸多方面：推崇阐扬杜诗流露之至性至情,细致评析“生龙活虎”“凌空倒影”“穷神尽相”等杜诗用笔之法,揭橥杜甫七律连章体的体式特色,聚焦探析杜诗“沉”“雄”风格。吴氏杜诗学既继承了传统杜诗学思想的精髓,又赓续发扬了桐城派诗学的批评传统,堪为民国时期桐城派杜诗学的集成典范。     

文天祥《集杜诗》与《胡茄曲》异同论

《集杜诗》和《胡笳曲》都是文天祥的“集杜诗”,它们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其相同处表现在诗歌中包含的主体精神和诗歌主张上,不同处表现在这两类诗的艺术形式和给我们提供的认识价值上。     

赵次公注与杜诗经典性——以“阐释后人学杜”现象为中心

宋代杜诗赵次公注中出现了阐释后人学习杜诗的体例:所引文献是杜甫以后诗人的具体诗句;有"用杜""使杜""得……之法"等明确表示文本关系的指示语;强调杜诗后代接受,展现了杜诗经典性确立过程以及诗歌创作内在延续性。其重视文本应用的阐释观念诞生于北宋思想文化转型下诗歌创作理论和阅读观念的新变中,由诗话、笔记等批评系统进入诗歌注释体系,在体例、观念、功能上突破了李善《文选》注为代表的传统诗注,开拓出全新的注释范式,影响了《杜诗详注》《杜诗镜铨》以及钱钟书《宋诗选注》等注本。     

文天祥与杜甫的异代诗缘

在宋代学杜的诗人群体中,文天祥不仅在忧国情怀和诗史精神方面自觉继承杜甫,在造语诗法和艺术风格上也直追杜诗,更难能可贵的是开创了《集杜诗》的新形式。文天祥可谓全方位学杜者,是宋代杜诗学史上最后一位重要诗人。     

清代唐宋诗之争的主要理论问题及其逻辑关系

清代唐宋诗之争是关乎诗歌本质、诗歌与作家、诗歌功用、诗歌流变、诗歌批评等一系列主要理论问题的讨论,这些主要理论问题首先集中体现于杜诗、严羽《沧浪诗话》、宋诗和竟陵派。清代唐宋诗之争绝不是简单的师法策略问题,而是对诗言志、性情之正、辨体、温柔敦厚、正与变、学问、赋比兴、穷而后工等传统诗学概念的价值定位,这些概念又可以以文学史观和诗人主体为出发点建构逻辑关系。诗学核心概念温柔敦厚所面临的困境及阐释途径,便极具代表性。     

文天祥诗简论

文天祥(1236—1283),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号文山,南宋末年著名的民族英雄,优秀的爱国诗人。“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刻《文山先生全集》二十卷,其中诗六卷。除集杜诗二百首大多算不得创作外,他的重要诗作都收在《指南录》、《指南后录》、《吟啸集》中,加上早期诗作,计七百首,是一笔值得珍视的文学遗产。他     

评迹辨踪学杜诗——杜甫由秦州赴同谷纪行诗实地考察散记

一、赤谷赤谷,王嗣奭《杜臆》、仇兆鳖《杜诗详注》(以下简称《仇注》)引《一统志》:赤谷,在巩昌府秦州西南七里,中有赤谷川。杨伦《杜诗镜诠》(以下简称《镜诠》)引《一统志》:赤谷在巩昌府秦州西南七十里。《仇注》又引蔡梦弼注:秦州陇城县有大陇山,亦曰陇首,其坂九回。(杜)公前《赤谷西崦》诗云:“跻险不自安,”此诗又云:“险艰方自兹,”盖是登大陇,历九回坂也。     

浅论杜甫离秦州赴蜀地纪行诗

丰富多变的社会经历锻造了杜甫观察和选择生活、表现和描绘生活的能力。“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的杜甫,经过四十几年歌咏生活的艺术实践,由于主客观种种条件的促成,到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春天,他创作出“三吏”、“三别”这些伟大的诗篇,达到了他诗歌创作的高峰。这年秋冬又写出离秦赴蜀两组二十四首纪行诗,呈现出诗人五言诗创作的特有风采,清代《杜诗言志》一书正确地指出:“少陵秦州以后诗,突兀宏肆,迥异前作”,宋代朱熹亦说:杜诗“晚年旷逸不可当,如自秦州入蜀诸诗,分明如画”。这里所说的宏肆、旷逸即是杜诗后期诗歌的基本风格,也是这组纪行诗典型的艺术特征。按前人考证,发秦州至凤凰台,又发同谷至成都府,计二十四首,皆以经行为先后次序(当然还有争论)。然而,各篇的表现方法却“自辟境界”,“蹊径各不相同”(浦起龙语),笔力善于变化,手法丰富多样。     

儒家诗教观与魏晋诗风递变

先秦儒家诗论确定了以诗为史、以诗为教、以诗言志(情)三重功能指向,汉代偏重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强调诗歌的政教功能和知识性价值,忽略个体情感价值和主体精神;魏晋诗歌继承了先秦两汉儒家诗学观,又多有变创发展,以诗为教的诗学功能得以弱化,代之以诗言志(情)的提升,并促进诗歌知识性价值与抒情性价值的融合。在创作领域也将《诗经》由政教经典作为文学范本加以借鉴吸收,使《诗经》比兴手法得到丰富和深入发展。     

广州的诗场社及其《诗场》

华南的新诗歌运动,在抗日战争初期特别活跃,发展异常迅猛,诗歌刊物不断涌现。其中,《诗场》是一份应予重视和肯定的刊物,因为它在这个运动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同著名的《中国诗坛》有非常密切的血缘关系。1936年秋,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简称“艺协”)的诗歌组同人首先办起《今日诗歌》。该组组长温流任主编,黄宁婴、叶春、陈芦荻、陈残云、苏翰彦、陈华、黄道辉等人参与活动,前后只出了两期。翌年5月15日,《诗场》第1期出版,由黄宁婴、陈芦荻、陈残云、黄鲁,加上鸥外鸥5人合办,每月一期,共出4期。第3期出版前半个月,即1937年7月1日,《广州诗坛》创刊号问世,其组织核心和基本队伍,大致上与上述两个诗刊相同。《广州诗坛》从第4期起改名为《中国诗坛》,这是从《今日诗歌》到《诗场》,到《中国诗坛》的承传关系。     

从杜荀鹤诗看其佛禅情结

晚唐是个特殊的时代,大多数诗歌为感伤之作,杜荀鹤的诗亦不例外,悲苦凄凉之声似乎尤为明显。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坎坷的个人经历,使诗人对佛教的“苦谛”、“空无”、“性净”有了更深刻的体验,从而使杜诗多了一层佛性禅心。挖掘杜诗的佛禅元素并分析诗人这种佛禅情结的原因,对于我们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杜诗甚至晚唐诗都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