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农民工贫困代际传递的理论研究与政策选择

由于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的限制,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他们面临着工作时间长、强度大、工资低、保障少的生活境遇,更严重的问题是,他们之中存在着代际贫困传递。通过对国内外贫困代际传递相关理论的研究发现,父母收入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缺少、社会排斥、权利的缺失都是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综合运用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提高农民工的技能、提升人力资本教育投资、改革户籍制度、加大社会救助、关注贫困文化等方式是解决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途径。     

从收入扶持到资产拓展:社会救助扶贫的政策转型

在当前精准扶贫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基于收入贫困的收入扶持救助政策面临瞄准偏差、社会对立、污名效应、贫困陷阱等实践困境。基于资产贫困的"资产拓展"救助政策在我国既有可行性,又有促进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稳定、资产积累以及技能的专门化与专业化等潜在优势。财产性收入对居民收入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产性收入占农村贫困人口家庭总收入比重偏低,财产性收入对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不显著,尤其是对贫困率较高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非常有限。为使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稳定增长且具有可持续性,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社会救助扶贫政策应进行转型,以资产拓展为调整方向,拓展资产收益项目,建立参与式资产管理制度,开展监测评估,让农村贫困人口成为有资产者。     

连片特困区少数民族农户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与影响因素——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新疆南疆三地州是少数民族聚集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具有边境性、民族性、典型性等特征.采用2011年和2012年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数据(RHS),从收入、生活水平、教育、健康4个维度测算该连片特困区少数民族农户的多维贫困程度及其空间分布,运用面板排序模型估计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多维贫困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村级扶贫开发规划对减贫的微观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多维贫困状况得到较好改善,且空间差异逐渐缩小;农户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加均能有效较少多维贫困,其中社会资本积累的减贫效应最为显著;村级扶贫开发规划在微观层面主要是通过农户的人力资本发挥减贫作用.应鼓励贫困农户通过积极参加专业性经济合作组织等方式积累社会资本及人力资本,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同时,基层扶贫工作应抓落实、讲实效.     

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目标瞄准效率研究——基于两个贫困民族自治县的农户调查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下简称农村低保制度)的目标是稳定、持续、有效地解决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影响农村低保制度目标实现程度的主要因素包括救助的方式(输血式救助、造血式救助)、救助的力度与覆盖面,以及救助对象的瞄准。作者对两个贫困民族自治县的实地调研发现,现有的农村低保户的确定方法使得民族贫困地区农村低保制度的目标瞄准效果存在一定偏差;从农户生计资产的视角来识别农村低保对象,对农户的生计资产进行测量并以此为依据判断农户纳入农村低保范围的先后顺序,农村低保制度的目标瞄准率明显提高;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农村低保保障力度,真正实现动态管理和应保尽保。     

金融排斥对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probit和有序probit模型,采用收入、生活水平、健康和教育4个维度7个指标,实证分析了金融排斥、金融投资产品排斥和金融融资产品排斥对家庭多维贫困状态和程度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农村金融排斥较为严重;金融排斥会提高家庭多维贫困的发生率并加深家庭多维贫困程度;而且,农村贫困家庭多维贫困受到金融排斥的影响程度比城镇贫困家庭更大;在不同收入水平的贫困家庭中,低收入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程度受到的影响均高于中高收入家庭。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应建立健全农村贫困地区普惠金融体系,进一步拓宽农村融资渠道,完善农村服务体系;加快农户和小微企业之间信用信息平台建设,不断减少农村贫困家庭金融融资排斥;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大力支持移动支付应用普及;加大对医疗、教育方面的补贴力度;重视对公民的金融教育,提高贫困家庭居民的金融素养。     

农村人口外出流动与家庭多维贫困动态演进

采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库2004—2011年4次调查中的农村家庭样本数据,基于收入、健康、医保、教育及生活质量五个维度,引用A-F多维贫困测度方法测度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并通过多维贫困分解得到各维度的贫困贡献率。结果显示,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教育与收入维度贫困贡献率占比较高。通过引入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特征及有无老人变量对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外出务工及有无老人对于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的变化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的分析中引入家庭工作特征变量,以在家务农为参照进行多元logit回归分析,发现当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高时,选择外出务工或者本地非农就业的可能性更大;当教育、收入维度贫困发生率高时,选择外出务工或本地非农就业倾向的更高;而健康维度BMI指标贫困发生率与外出务工或本地非农就业显著负相关。     

中国农村贫困动态性与扶贫政策调整研究

持久性贫困与暂时性贫困对应着不同的反贫困政策.基于2000～2009年CHNS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暂时性贫困在当前农村贫困中已占绝对主体地位,且这种特征具有全局性,而不是仅仅出现在特定类型的农户群组中.不同特征农户群组中持久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的相对比重存在明显的差异,暂时性贫困的比重与户主年龄、家庭规模呈倒U型关系,与户主受教育程度、农户居住地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持久性贫困则完全相反.因此,在对少数持久性贫困农户继续实施以提高其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为主要手段的反贫困措施的同时,应结合当前农村贫困的动态结构特点对未来扶贫政策作出相应调整,实施以应对收入波动为主要手段的反贫困措施,从而提高扶贫政策的效果.     

中国农村经济增长与各地区收入差距的源泉分解

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缺乏规模经济效益,具有比较明显的发展中经济的特征.劳动力和资本投入是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物质性要素,土地对收入增长的约束力比较弱,而且农村经济越是发展,对物质性要素的依赖作用越弱,对教育、市场的依赖性越强,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已成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源泉在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高收入区都是市场经济发达、人力资本投资水平高的地区,市场化因素、教育对收入水平影响显著;随着各地区农村经济市场化的发展,各地农村收入增长率有趋同之势.     

城市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社会流动理论的视角

贫困代际传递的现象并非必然.基于社会流动理论视角的研究发现,家庭成员的职业收入、子女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状况、家庭拥有的社会资源以及家庭成员的生活态度是影响城市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因素.针对这些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对城市反贫困工作具有深刻意义.     

地震灾害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基于生计资产体系的评价

基于农户的生计资产体系,以甘肃省西河县XJ村为例,分析2008年汶川地震灾害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地震灾害发生后,直接受到损害的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其中损失最严重的就是体现为现实物质的物质资本,因此灾后农户的生活状况明显下降.为了维持基本生活,贫困农户必须将能够直接用于交换的少量的金融资本转化为物质资本.此时的农户虽然物质资本有所恢复,但由于金融资本的极度匮乏,短期内其贫困程度表现为大幅加深.长期内地震灾害增加了农户走出贫困的难度.     

专业社会工作介入贫困救助领域实践中的制约因素研究——以深圳、长沙、贵阳的社会工作试点地区为例

运用实证研究方法,以深圳市、长沙市、贵阳市的试点地区为例,考察目前专业社会工作介入贫困救助领域中取得的成效以及实践中的制约因素可以发现：自“试点”以来,社会工作介入贫困救助领域已初见成效,社会工作“叠加式”救助服务和“嵌入式”救助服务相结合的贫困救助体系使以往的“消极性贫困救助”逐渐转变为“积极性贫困救助”,发挥着积极的“助人自助”式的预防、复原和发展功能;社会工作在贫困救助领域中的功能的有效发挥受到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化程度、政府的投入力度、社会认同度的影响显著。     

劳动力流动对缓解家庭贫困的影响效应——以西部为例

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组2010年初对西部地区的289个自然村有无外出务工家庭的问卷调查为样本,对西部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个体特征及劳动力流动对缓解家庭贫困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缓解农民家庭贫困、改善农民家庭福利具有积极效应;家庭及外出劳动力的数量、流动者受教育程度、流动者外出年限及每年外出务工的月数等因素对缓解家庭贫困均具有积极作用。     

城市贫困:现状及对策

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膨胀,极易引发社会风险及贫民窟的产生,继而会成为诞生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土壤,是社会和谐发展的不利因素,它比农村的绝对贫困更容易引发社会危机.针对城市贫困人口的规模、现状及城市最低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应采取发展经济、提高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注重社会公平、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促进再就业、对贫困家庭进行医疗和教育救助等对策.     

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的微观影响因素研究

结合4725位农村劳动力的实证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的微观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最大的因素是人力资本,其次是社会资本因素,再次是家庭土地因素,最小的是家庭人口因素。家庭人口因素和家庭土地因素通过人力资本因素和社会资本因素对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产生间接影响;人力资本因素除对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产生直接影响外,还通过社会资本因素对非农收入产生间接影响;社会资本因素对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产生直接影响。     

社会发展视角下的中国农村扶贫政策改革30年

贫困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收入问题,而是涉及健康、教育、社会资本、自然资源、基础设施、社会公正、参与权利、性别平等、个人尊严等多种复杂因素的社会问题.社会发展理论以实现更加公正的发展作为自己的核心目标,它也为全面而深入地认识贫困问题、设计更为有效的扶贫战略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从社会发展的视角分析和梳理1978年以来我国政府为解决农村贫困而制定和实施的救济式、开发式和攻坚式农村扶贫政策,反思过去农村扶贫政策的得与失,从而设计和实施新世纪有效的扶贫策略.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与我国粮食安全

在市场制度、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等内部推力以及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等外部拉力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向外转移。这些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转移一方面通过使粮食生产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组织化、社会化程度提高和新型农业生产要素进入粮食生产领域以及粮食生产宏观条件改善而对粮食生产安全具有积极影响;另一方面通过使粮食用地减少、资本外流和劳动力结构失衡而影响我国粮食生产安全。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背景下确保粮食安全,需要完善农地流转制度、农村金融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强化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建立促使粮农收益长期持续增长的有效机制。     

医疗救助对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作用研究

医疗救助为低收入家庭获得必要的医疗服务和维持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贫困脆弱性是指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运用预期贫困脆弱性测度方法对上海市城乡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量,结果表明:医疗救助制度对缓解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作用;相对于城镇低收入家庭而言,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更高,医疗救助对农村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作用更大;医疗救助对不同医疗支出负担的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缓解程度也存在差异。     

宗族与减贫——基于贫困地区的研究

运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宗族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农村贫困地区宗族关系和农村贫困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宗族多样性越大,以贫困差距比、贫困缺口平方、收入差距比为指标度量的贫困状况显著减小。因此,宗族可能通过阻碍市场化和村民自治给贫困地区农村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由此说明在农村扶贫和促进村庄发展中不能忽视农村宗族等传统因素的影响。     

我国贫困群体的政府救助演变--责任、理念与政策的综合视角

在我国从封建社会起政府就一直承担着对贫困群体救助的主要责任.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政府施政理念和非政府力量的发展状况等方面的不同,政府对贫困群体的救助也存在明显差异.在我国封建社会对贫困群体的救助情况以宋代为界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宋代以前,除了官方救助以外,非政府的宗教救助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两宋时期主要是以官府救助为主导;宋代以后,民间慈善组织作为非政府力量,在社会救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代以来,我国政府社会救助受到西方理念的影响发生了一定的改变.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社会救助制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前期的国家-单位保障模式下,政府承担了全部救助责任;在后期的国家-社会保障模式下,政府对贫困群体的责任有所降低.     

农村教育领域的性别不平等与贫困

中国农村教育领域的性别不平等主要表现在对子女教育期望的性别差异、学校设置性别意识的缺失、家庭教育资源分配的性别差异、男女生受教育年限的差异等方面。传统的观念、传统劳动分工模式和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缺乏等因素影响了农村教育的性别模式,贫困也是影响教育性别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中国贫困农村的农户由于多种生计资本供给不足,而呈现出非常典型的男孩优先的教育模式,从而导致妇女陷入多元贫困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