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选本的演进与分期

宋代选本的演进历程可以大致划分为因循与探觅期(宋开国至哲宗朝)、成熟与务实期(徽宗朝至孝宗朝)、分化与争胜期(光宗朝至宋亡)三个时期.宋开国至哲宗朝的百余年间,选本编纂多因循前代,但因循之中有新变,部分独具特色的选本在内容、形态、功能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觅.徽宗朝至孝宗朝,选本内容方面的指向性趋于稳定,务实致用之风蓬勃兴起,出现了一批专门服务科举的场屋类选本.光宗朝以降,选本编纂由纯文学性选本占据主流转而为各类选本全面开花,其中尤以宗唐、宗宋两类选本的比场争胜、共竞风流格外引人注目.     

元遗民诗人的群体文化特征

遗民群体不仅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 ,它也代表着衰亡之国的文化 ,呈现出独特的文化特征。在元遗民文化中 ,遗民诗歌成就比较突出 ,遗民诗人群体的文化特征也最为显露。我们可以从元遗民的心态、人生道路、生活方式的选择、精神追求等方面来观之。1.元遗民诗人心态“任何一个历史个人的心态是他本人及其同时代的其它人所共有的心态”。元朝末期朝纲解体 ,天下大乱 ,元末文人群体也面临着严峻的人生选择 ,在乱世纷争中群体最终走向分裂。像历史上其他朝代变更一样 ,也出现了一批遗民诗人 ,在旧朝灭亡之际 ,他们或尽力挽救颓势 ,或尽礼守节 ,表现…     

北宋徽宗朝首任书学博士考

书学滥觞于晋,成熟于隋唐,而终乎北宋。徽宗朝的书学多存悬疑,相关细节有待深究,其中以首任书学博士问题为最。通过对徽宗朝首任书学博士兼及崇宁书学的建制、人物、职官及相应诗文书法作品的系年和真伪的考辨可知,米芾任书画博士为崇宁四年;崇宁书学初建之时,米芾、董衡皆有可能首任书学博士一职,他们可能同时初任,也可能是董衡在先;至于李时雍,首任的是书学谕,而任博士是在米芾之后。     

《改德士颂》发微

"德士"是宋徽宗宣和元年时诏令佛教徒使用的专门名称.本文应用诗史互证的方法,用史的材料论证"德士"和宋徽宗、林灵素、佛教徒之间的关系;再分析了饶节<改德士颂>组诗的内容.由此论证佛教在徽宗朝受到严重打击的事实,同时指出了宋徽宗时期政治混乱、民不聊生的社会政治原因.文章发掘了饶节<改德士颂>写作的时代背景,作者的心态,以及诗作所传达的佛法"不二法门".这是南北宋期间,一组典型的反应现实社会情态的作品.     

北宋后期的御将新体制及其影响

北宋前中期朝廷坚持"将从中御"的传统御将体制,但是到后期,主导变法的宰臣与神宗、哲宗、徽宗父子将富国强兵、对外军事拓边作为了变革的基本内容与主要目标之一。神宗支持王安石主导拓边,其御将体制不同于传统的"将从中御",而是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御将新体制,即由主导变法的宰臣主持边将实施边事活动,边将往往由主导变革的宰臣荐举,在边事活动中,宰臣大多以私书方式指导边将从事边事活动,其军事成败往往与宰臣的自身政治命运甚至整个变革成败密切相连。因此,主导变革的宰臣极为看重边将的选任及其军事成效,而边将在宰臣支持下,亦能较充分发挥其军事才能,取得显著战功。其中,"熙州成功"范例,正是御将新体制的必然产物。随后在绍圣、元符时期,章惇能适时沿袭该体制,也在军事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功。不过,随着变法主导权一旦回归到神宗父子手中,"将从中御"的传统御将体制又得以逐步恢复。尤其到徽宗朝后期,由徽宗主导的御将体制弊端明显,并且它对钦宗朝御将体制的构建以及北宋灭亡均产生了直接影响。     

论唐代诗人对商人持鄙薄心态的成因——基于唐代商妇诗中商人形象的考察

通过对唐代商妇诗的考察可见：唐代诗人笔下的商人大多是轻易别离、薄情寡义的形象,这反映了唐代诗人对商人的鄙薄心态。这种鄙薄心态的产生与士商地位的差异、士商社会形象的反差及诗人与商妇失意心态的共鸣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区大相“壬辰之役”纪事诗的史学价值

明朝万历年间,广东诗人区大相曾以翰林院官员身份参与了中朝军民联合抗倭的“壬辰之役”,并写下一批有关这场战争的诗文.区大相诗具有鲜明的纪事诗风格.诗中反映了明朝统治者对这场战争的心态变化,揭露了一些正史不曾记载的史实,探讨了中朝军队难以取胜的原因,分析了这场战争对明朝政权的损害,并希望认真总结这场战争的历史经验.区大相“壬辰之役”纪事诗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大历诗歌的心理学和美学研究

蒋寅著《大历诗风》一书,体现了新一代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学术品位和风格,它在把握诗人心态与诗歌创作的关系以及开拓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等方面,向人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深入的创作心理分析与细微的审美观照相结合,是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作者力图从诗歌的表现形态及发展变化中,揭示诗人的创作心理,又从诗人的创作心理揭示诗的深层美学意蕴及其形成的内在动因。作者认为:“诗史从广义上说,就是人类的心态史,是人类心灵颤动、变化、表现的历史,应和着人在不同时期的心理波动划出相应的曲线。根据诗史的曲线,可以推定群体、个人的某种心态在历史上的坐标点。相反,如果能确定某种心态的历史坐标点,那么,也就可能清晰、准确地描     

道教内丹养生与北宋诗人心态

道教内丹养生在北宋文人士大夫间的盛行,使一些诗人的心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形成了主体、闲适、自娱为特征的心态,这种心态流露于作品中,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诗歌风貌.面对人生挫折,北宋诗人往往受道教“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影响,高扬主体精神,用内丹养生中“性命双修”、“自适其适”的思想和心境驱遣烦恼忧愁.道教内丹养生对北宋诗人心态的渗透,是造成北宋诗学娱乐倾向的原因之一.     

北宋三衙管军素质状况的动态考察

北宋三衙管军群体的素质状况,以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及“庆历新政”和宋英宗、神宗的整军经武为界线,经历了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管军素质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至仁宗初降至谷底。自“庆历新政”后,其素质开始有了初步的提高,至英宗、神宗朝,三衙管军的整体素质与北宋前期相比,更表现出了强烈的上升势头。北宋后期的哲宗、徽宗朝虽然略有反复,但同英宗、神宗朝基本上保持着相当的连续性,就整体素质而言在北宋仍然是比较高的,北宋靖康亡国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管军将帅。     

现实与理想，忍与不忍——从闻一多的爱情诗解读诗人的精神特质

文章通过对闻一多爱情诗歌的细致解读，分析其爱情诗的情感线索。闻一多的爱情诗交织着诗人对于爱情诗人既执着追求又理智地舍弃的感情，对于婚姻既依恋于它的温馨又遗憾于它的平淡和苦涩的复杂情绪。闻一多在爱情诗中表现出来的复杂心态充分印证了他既现实理智又浪漫热情的复杂的精神特质。     

建文朝年号革除考述

明成祖朱棣是否革除了建文朝年号,一直受史家争议。其原因在于成祖靖难胜利之后,并没有明诏宣布革除建文朝年号,这就使一些史家认为革除之事的发生是其臣下所为,非成祖本意。而实际上,明成祖通过重修《太祖实录》和修纂《奉天靖难记》篡改建文朝史实,已行革除之实。其意欲革除,但又不愿由自己公开实施而承担历史责任的心态昭然若揭。     

《黔诗纪略》中贵州诗人诗歌的整体考察

明代贵州本土诗人诗歌创作一方面秉承了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形成了“明道”、“忠君”和“济世”的创作主题；另一方面又结合明代社会现实，展现了明代，尤其是明中后期诗人学者的真实心态，形成了以忧国伤时和闲适放达为主要内容的诗歌创作主题，在明代的诗坛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两个命题等值不等于命题形式相同

现有这样一个命题:“凡诗人都是作家”.否定这个命题得到一个负命题:“并非凡诗人都是作家”.负命题“并非凡诗人都是作家”与支命题“凡诗人都是作家”是矛盾关系.又据逻辑方阵,“有的诗人不是作家”与“凡诗人是作家”也是矛盾关系.因此,“并非凡诗人都是作家”等值于“有的诗人不是作家”,后者的命题形式为“有S不是P”. 现要在提出的问题是:根据“并非凡诗人都是作家”等值于“有的诗人不是作家”,我们能否把“并非凡诗人都是作家”的命题形式也分析为“有S不是P”?我认为不能.     

朝鲜李朝时期:中朝两国诗歌文学之关联

在朝鲜的李朝时期，中朝两国的诗歌文学交流十分频繁，相互间的影响呈现出从未有过的深层次、相互融合的趋势。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少朝鲜优秀诗人的诗作反馈到中国诗坛，其代表性诗人有许筠、金尚宪、洪太容、实学派“四家诗人“；二是中国诗歌文学对朝鲜文坛起了巨大的影响作用，其典型代表是诗人王维、唐宋现实主义诗人群体、清代拟古主义文学思潮。在中朝诗歌文学的影响关系中，中国诗歌文学对朝鲜诗歌文学的影响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徽宗语”

远在三十年代,流行在安阳民间有一种话,叫“徽宗语”。有的不知哪三个字,误称为“徽州语”。这种话都是算命瞎子说的,所以,又叫“瞎子话”。两个瞎子在一起,要讲私话,看不见旁边有没有人,就用“徽宗语”讲话。叽哩呱啦,叽哩呱哒,很有点象外国人在对话,一般人是听不懂的。     

宋代台谏官荐举新论——以《宋史·本纪》的记载为切入点

北宋真宗朝以前及北宋徽宗朝后直至南宋灭亡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荐举台谏官的诏令几乎是个空白,尤其是南宋孝宗朝以后,<宋史·本纪>中竟然没有一条记载.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前者是因为宋初台谏官作为寄禄官,多不行台谏之职;而后者则是宰执大臣特别是权相对台谏官选任的影响所造成的.以此为基础,本文对宋代台谏官在选任中与荐举制度相关的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     

论王安石诗歌的沿袭与超越

本文借用"影响的焦虑"这一诗学理论,分析王安石在前代诗人的巨大成就影响下所产生的焦虑心态,这种心态也是所有宋代诗人面对的时代焦虑.王安石化用前人成句而自出新意,以求超越前人,克服焦虑心理.而这一策略往往在传播过程中被认定为抄袭剽窃,歪曲了诗人的原意.     

南宋遗民诗人的心理认同与诗歌创作

作为历代遗民中颇具特色的士人群体,南宋遗民诗人在共同的悲愤忧患与隐匿遁世的心理激发下,将先贤杜甫与陶渊明作为吟咏效仿与精神寄托的对象.于是,宗杜与祖陶式的诗歌创作便成为其心理认同的外化.遗民诗人的这种心理认同与诗歌创作的关系,有力诠释了“客观存在决定诗人心态、心态特征影响诗歌创作”这条基本的文学创作规律.     

论晚唐诗人的忧郁情结

忧郁是一种情感体验,纵观中国古代诗人作品,很多充盈着悲苦的忧郁情结和忧患意识。特别是在晚唐时期,诗人的这种悲苦忧郁情结更是发展到了极致,显现出多重意蕴,这与社会时代的变化、士人心态的衰老、审美思潮的转变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定的时代等诸多因素促成了晚唐诗人的忧郁情结,更改变了诗人的心灵。他们无力改变衰败的社会现实,而从日常生活的琐事入手,将人带入一种纤细的意趣和宁静的境界中去。此外,对美好事物的眷恋,对弱质事物的同情,也是晚唐文人忧郁情结的又一鲜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