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史观与晚清历史小说

历史小说是晚清文学之重镇,对其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是进化史观。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世界意识"的形成和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也表现在对民族现实危机文化根源的挖掘,以及对摆脱民族现实危机出路的思考,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     

“朝贡体系”与“条约体系”

＂朝贡体系＂是古代东亚地区的国际体系,其最明显特征是以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双边＂封贡关系＂为结构,＂封贡关系＂体现出古代中国文化和经济的优越性以及对周边的吸引力。＂条约体系＂取代＂朝贡体系＂一方面源于殖民列强将原来的＂朝贡国＂纳入＂条约体系＂,另一方面也伴随着晚清中国的半殖民化。西方殖民列强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不平等条约将后者的领土、主权以＂合法的＂形式转移到殖民列强手中。面对殖民扩张,以文化和经济吸引力为基础的＂朝贡体系＂逐渐被殖民扩张的＂条约体系＂所取代,这一现象反映的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优势。     

曾纪泽的时局观与爱国精神

曾纪泽是晚清杰出的外交人才和务实的政治家,他提出的研究夷情,探讨对策,学习西方先进技术,酌情度势地处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等观点在晚清洋务派中具有代表性.曾纪泽在外交实践中不惜个人性命和声名荣辱,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体现了他的爱国精神.     

唐浩明历史书写背后的文化精神

唐浩明是当代一位重要的历史小说家,他始终秉承着知识分子自觉的使命感,把历史小说创作视为介入社会精神现实的一种途径,有效发掘民族历史的优质资源,激活其具有永恒生命力的深层精神內核,接续晚清与今天中国社会之间的精神纽带.他力图抛开史学定论的成见和成王败寇的惯性思维,跳出以往简单的二元思维阉割历史的陈规,对晚清历史作出了新的阐释和表述,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和社会思潮产生了独特的影响.     

晚清小说中的外星叙事及其现代意义

晚清小说中出现了不少有关外星的叙述。外星叙事的出现虽然与中国观星传统有关,但与近代天文学知识的传播关系更紧密。近代天文学知识打开了晚清小说认识外星的新角度,使它们能从科学、幻想和理想等多重维度叙述外星,赋予外星不同于传统的审美形态和象征意义。以外星为参照,晚清小说形成了对于地球的新观感,通过建构外星与地球的关系,把"宇宙"打造成为再塑"中国"的另一个空间。晚清小说忧虑外星可能带给地球的影响,经常叙述外星碰撞地球引发末日事件,以抒发蕴希望于绝望的危机情绪。小说中的外星叙事既反映了科学知识在晚清输入中国的历史事实,也体现出知识者在新旧时代交汇时的复杂心态。     

略论吴趼人的历史小说观

吴趼人的小说理论的基本立场与梁启超一致,是欲以小说改良群治.但吴的历史小说观中有相当部分与梁启超思想并不协调.吴趼人历史小说观有两个关键词:教育和趣味.在他看来,这两者在历史小说中是可以统一的,但事实上这两者在吴趼人的历史小说中表现出矛盾的一面.     

中国古典词学体派批评的发展及其特征

中国古典词学体派批评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宋代为萌生期，明代为展开期，清代前中期为兴盛期，晚清及近代为深化期。其特征则主要体现在寻源溯流性、分析比较性、正变导引性三个方面。古典词学体派批评的发展及其特征，从一个视角映现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特色。     

英语世界晚清小说研究的现代性视野——以王德威、韩南、叶凯蒂等为中心

英语世界晚清小说研究成果丰富,其共同特征在于将晚清小说研究纳入现代性的范畴重新加以梳理和讨论,切入点多,视角丰富,从不同方面揭示出中国近代小说中的丰富的文化内蕴,并且最终都指向了小说所投射的中国近代社会现代性的生成问题,这一特征在王德威、韩南、叶凯蒂、司马懿、胡缨的著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张振勋与晚清商部

张振勋与商部的关系既体现了晚清商人势力的崛起，也体现了清政府对其经济职能的重视，是晚清政府与实业界之间互动的典型个案：正是由于他的捐款以及在铁路等经济建设中的重大贡献，张振勋被安排到即将成立的商部“差遣委用”，被清廷寄予招商的重任.他的《商务条陈》促成了商部的提早成立，也深刻地影响了商部的经济政策：他还深受商部的重用，被推荐为“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督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宜”，成为晚清新政期间一位重要而特殊的商务官员.     

历史的“创作”与创作的“历史”－－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历史小说的一种解析

20世纪 90年代的历史小说在叙述方式上呈现出传统历史小说、“红色经典叙事”、新历史小说等不同的形态和格式。传统历史小说和“红色经典叙事“由“正史视角“出发 ,富有明显的“春秋笔法”意味 ,强调创作的忧患意识和文学的史诗风貌 ;新历史小说从“野史视角”切入 ,在一种整合或多元化的视界中试图实现向历史的“本然性”的回归。传统历史小说和“红色经典叙事”对“历史”的艺术转载方式是将历史演绎化 ,并凭借着这种方式来展示历史前行的规律和趋势 ;新历史小说则倾向于对“历史”的感性化叙述方式 ,由此生发出“因文生事”的运思方式和“随意点染”式的叙写 ,并表现出对“历史”的某种“改写”。     

论曹魏统一北方边疆地区的策略

边疆政策是一个政权大政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因此历代统治者都予以高度重视.一般来讲,国富民强的时候,边疆政策往往具有很强的开拓性,如秦汉、隋唐、元、清朝早期;国力衰弱的时候,则表现出明显的消极保守特征,如东晋、南朝、两宋、晚清.曹魏边疆政策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它既不属于开拓型,也不属于消极保守类型,而是一方面积极经略,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求静求稳的倾向.这在曹魏统一北方边疆地区的策略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解构神圣革命历史——新历史小说研究

新时期的新观念给了新历史小说作家们新的创作思路,追求真理,还原历史原貌的欲望使一批作家将目光投向了革命历史,而伴随着他们成长的红色经典成为他们首先需要解剖、考察的对象.因而,当小说内容涉及当时不可避免地被卷入革命洪流的具体情节时,新历史小说体现出了消解神圣、解构既有历史观念的立场,将正史化的战争历史变为民间化的地方史、家族史、村落史.而在革命历史小说中所建立的那种阶级出身与政治倾向之间的必然联系也被彻底打破.     

啙窳:用京话写寓言

啙窳是清末北京下层启蒙运动中最重要的白话文作者之一,曾发表白话演说百余篇,在当时颇有影响。作为晚清北京白话文的代表作者,啙窳显示出独特的白话写作面貌和京话特色;在启蒙大众直接宣讲的同时,他又坚持了寓言这一有悖于直接启蒙的特殊文体。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两方面的阐释,深入认识啙窳,并丰富对于晚清白话文运动和晚清启蒙运动的想象。     

伤病修辞与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心态转型——基于晚清政论、“新时期”初期文论的比较研究

晚清政论多疾病修辞,"新时期"初期文论泛滥伤痕修辞,二者的差异透露出中国现代性体验的两种心态类型。有机增生性的内在疾病具有全局性、弥漫性;匮缺性的外受创伤则带有局部性特征,关联外来异质力量楔入以后分隔出的二元对立格局,极具"宣示价值"。吊诡的是,晚清知识分子的"疾病情结"在西方列强外部入侵下产生,"文革创伤"则起因于一个统一政权内部的变乱:"词"与"物"在此发生"错位"。"病"、"伤"修辞在历史语境中分别反映出"忧思-自省"与"控诉-自清"两种相异心态。这种心态转型与意识形态主流及其对立斗争思维的深度影响密切关联。     

清道光年间理学士人在京交游述论

清道光年间,以唐鉴为核心,从其问学的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窦等在京理学士人形成了一个交游群。这一维持数年的交游群体培养了一批理学骨干中坚,开启了晚清程朱理学的两种治学路向。晚清程朱理学的复兴可以说肇始于此。     

张籍诗歌的“江南文学”特征

江南文学是以江南文化为背景和依托的,张籍诗歌对江南地域文化的反映、摹写,以及江南音乐文化的因素对张籍产生的影响等,深刻体现了张籍诗歌的＂江南文学＂特征。     

“金陵四家”与茶陵派之关系考论

＂金陵四家＂是活跃在明代中期的一个地域文学团体,他们与茶陵派中的杨一清、乔宇、储巏、邵宝等人关系较为密切。茶陵派对＂金陵四家＂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立身行事方面,其次茶陵派还影响了＂金陵四家＂的诗文倾向。茶陵派和＂金陵四家＂是一种师承关系。     

诗界呼号有旗手——广东名人黄遵宪与“诗界革命”

晚清杰出的爱国诗人、广东名人黄遵宪诗风独特,其《人境庐诗草》的清新之风,一扫旧体诗的陈腐暮气;其诗作真实生动地记录了晚清绝大多数重大历史事件,被誉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对“诗界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     

台湾杜世杰《红楼梦考释》对“清世祖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说”的承袭

台湾杜世杰先生的《红楼梦考释》是继王梦阮、沈瓶庵、邓狂言、谌卢、潘重规等人的索隐派著作之后的一部篇幅最大、最具系统的红学论著。其中他给贾宝玉、林黛玉找到的所谓影射的＂原型＂是清世祖、董小宛,我们可以看作是早就有的＂清世祖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说＂的继续;仔细分析,杜世杰的观点仅仅是对前此索隐派观点的承袭而已,没有什么学术性。     

打开《西游记》研究的一个死角——再论道教文字“秘诀隐文”的特征和关于《西游记》最终定稿人阎希言之隐喻的破解

现在看,要破解《西游记》的最后定稿人,首先就要理解《西游记》中有关隐喻、隐语、暗示和口诀等修辞手法。在厘清有关隐喻、隐语、暗示和口诀等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前提下,从对历史上若干主要丹学家有关论述的扫描中,特别是从对＂茅山宗＂高道陶弘景的梳理中,说明道教特别是茅山道派文字最主要的艺术特征之一,就是在说明丹理和叙事时,喜用＂秘诀隐文＂修辞手法,因之,在寻找作为＂华阳洞天主人＂而与陶弘景存在地域道门精神关联的《西游记》最终定稿人时,首先注目其采用的＂秘诀隐文＂手法对其最终定稿人身份姓名的隐形显示,特别是在开头和结尾处的显示,就是符合其艺术特征的办法。＂五四＂以来,《西游记》最终定稿人研究搜寻之所以被导入歧路,也与包括胡适、鲁迅在内的一些研究者对道教文字＂隐文秘诀＂特征熟视无睹有关,其教训值得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