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位的文学对抗--重评三十年代"文艺自由论辩"

三十年代的"文艺自由论辩"是以胡秋原、苏汶等为代表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与以左翼陈营为代表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交锋,胡、苏以文化自由主义的宽容性和审美性拆解对方的"武器论",左翼则以政治性、工具性规定文学的功能和创作;一方执著于文学的本体自由,一方坚守着文学的伦理自由.这是两种文学观念、标准的对立和碰撞,是一场错位的文学对抗.     

文坛究竟座落在何处——论文协同人对"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

对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是文协同人为了确立文协在文坛上的领导地位,坚持抗战文艺的基本方向而发动的,因此论争虽然围绕着抗战文艺的题材和艺术质量问题展开,但双方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观点其实并无差别。因论争的目的不在于探讨理论问题,因此从自由主义文艺思潮和左翼文艺思潮之间的冲突这个角度来探讨这场论争并不合适,除了争夺文坛领导地位这个先在的目的之外,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维模式,以及论争双方各自理解的真实之差异,才是导致这场论争的根源。     

文学话语的增殖与误读:对"民族文学运动"的再思考

"民族文学运动"是中国民族主义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于上世纪40年代初由陈铨发起。陈铨以民族意识的培养为目标,对传统末世文学、五四个人文学及普罗革命文学进行了尖锐批评,极力倡导盛世文学。但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民族文学运动"曾受到左翼革命话语的种种质疑和误读,甚至被扣上法西斯文艺的帽子。学术范畴内的文学批评由此被错误升级为意识形态批判,而文学话语的增殖效应也在这场文艺论争中得到深入体现。     

胡风的"五四"新文艺观与现实主义理论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胡风集作家、文艺理论家、党组织领导、编辑等多种身份于一身,面对启蒙与革命的艰难选择,胡风常常陷入半官方半民间的尴尬境地,走了一条与左翼主流文学迥异的道路.本文从"五四"新文艺评价、民族形式讨论、现实主义理论建构三个密切相关的方面,对胡风的启蒙主义文艺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与评价.     

话语夹缝中的思与辨--略论"自由人"时期胡秋原的文艺理念

在文学理念上 ,胡秋原历来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如果从原始史料出发 ,认真辨析其“文艺自由论”在理论指向性、文艺阶级性、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等多个命题中的复杂内涵 ,可以发现胡秋原理论中鲜明的普列汉诺夫色彩 ,他与 2 0世纪 30年代真正自由主义者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瞿秋白关于文艺“自由”问题论述的历史理解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左翼文艺思潮高涨中,以瞿秋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阵线与它的对立面,就文艺与文艺家的"自由"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这场论争不仅对当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而且对新兴的无产阶级大众文艺运动的实践都产生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对这场论争的意识形态建构,特别是文艺"自由"观念内涵的演化及其核心范畴的学理逻辑作深细的历史梳理就变得非常必要。     

鲁迅后期文学意识形态观探源

后期鲁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文艺现象,在美学及文艺思想上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对文学作为一定经济和政治的能动反映的意识形态性质进行了深入阐释和辩证把握。一方面他批判了文艺超阶级、超时代的“人性论”、“文艺自由论”和“性灵说”等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从文艺的功利性、阶级、政治倾向性及群众性等方面阐述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另一方面,又不同于文艺与经济、政治关系的机械论、庸俗社会学观点,对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反作用于一定政治、经济的能动作用,对意识形态所反映的特定的政治、经济内涵——中国革命和中国文艺具体实际的正确理解,对社会心理,国民精神等文艺与政治、经济关系的中介环节的重视,以及对文艺本身的特殊规律的把握等方面,又阐述了文艺与经济、政治关系的辩证内涵。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左翼文学领导人对梁实秋、胡秋原、苏汉、林语堂等人所掀起的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批判中,鲁迅的揭露和批判之所以最为有力,在揭露和批判中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点的阐释也最为精辟,一是因为鲁迅后期文艺观有着不同于“革命文学”倡导者们的较高、较全面的逻辑起点,这就是有着以美感     

有经有权:郭沫若与毛泽东文艺体系的传播与建立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曾向国统区作家传播并征集意见,郭沫若作了"有经有权"的回应,据胡乔木回忆,这得到毛泽东的首肯。郭的这一观点实际上生成于1940年他对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关于"中国作风"相关论题的评论,是他思考民族形式问题所得出的结论。这个观点参与到了民族形式问题论争,并引起胡风、向林冰、王实味等人的回应。双方争议在于,胡风等认为,革命之"权"不能离开革命之"经",而郭沫若则从文学与时代关系的角度,认为文学之"经"与时代之间有内在关联,"经"应具体化为具有时代性的"权"。郭沫若的观点与毛泽东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内在一致,这是他被引为知音的根源。四十年代,郭沫若及国统区左翼作家的观点,与毛泽东文艺观的生成与传播是一个良性互动的过程:毛泽东文艺观的生成是基于左翼知识分子实践经验的结果,在国统区的传播则借助了郭沫若、茅盾等新文学家的象征资源;郭沫若等人对《讲话》及创作成果如《白毛女》的评价,经历了从旁观者的评点到自我改造并认同的过程。郭沫若的相关言论对毛泽东文艺体系的最终确立具有关键作用,同时也完成了自我审美理念的转变,早先的新文学审美体系逐渐让位于工农兵文艺标准,《讲话》从新文艺的权变发展为革命文艺之"经"。     

对近年来"审美意识形态论"论争的反思

"审美意识形态论"是新时期出现的影响深远的文学观念.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和文艺学学科的发展,近来国内对"审美意识形态论"的争论又趋于热烈.本文简要梳理了争论双方的基本观点,认为这一论争显示出双方都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理论水平,但也应该扩大理论视野,汲取各种新的理论和方法,进一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以把新时期所取得理论成就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真正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学观念的嬗变

无论是社会历史演变还是理论逻辑转换,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都经历了一个复杂繁琐的论争过程,也正是透过论争,可以清晰地探析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到左翼文艺运动十几年间文学观念的变化。其间,从"建设的"到"怎样地建设"的理论宣言折射出新文化运动发生后的文学观念的心态嬗变;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反映出文学观念的工具论思想的衍生和发展功能嬗变;而作为"为人生"与"为艺术"两派之间的论争,更是集中体现文学观念的形成方式和运作形态的嬗变。三者共同勾连起社会与文学之间双向互动的纽带。     

中国“左翼”运动与延安红色文艺

中国左翼文学生成于20世纪"红色30年代"的国际背景之下,早期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瞿秋白和德高望重的大作家鲁迅先生等诸多文化先驱对苏联文学理论的翻译传播壮大了左翼文艺运动的力量。40年代的延安红色文艺直接师承左翼运动,左翼运动为延安红色文艺至少准备了四笔财富:(1)准备了理论基础,例如"阶级斗争理论"、文艺的阶级性、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武器"等;(2)革命文学创作经验,例如较好地处理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较好地解决了文学大众化的问题等;(3)红色文艺的领导干部和文艺家队伍,例如周扬、丁玲、萧军等;(4)作家主体意识,例如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等。延安红色文艺思想理论的形成有效地吸纳了前三笔财富,而对第四笔则作了有效的规范,此后,在相当长的年代里作家主体消解在社会主体"工农兵"之中。其间所发生的无数次文艺运动,都与这笔财富被规范有关。     

"红色文艺"的困境

"红色文艺"包括20世纪20年代发展起来的"革命文学"、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的"延安文艺""十七年文学"以及"文革文学"."红色文艺"的实质是权威政治话语利用文艺对农民、工人、士兵进行鼓动、宣传,发动他们的革命热情和革命意识,即文艺为政治服务.政治权威的主体性置换了作家的主体性,被改造了的作家失去表达内心真...     

片冈铁兵的"新感觉派"文学理论

日本的新感觉派文学运动兴起于20世纪初叶。在当时的日本文坛,被视为"异质文学",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片冈铁兵积极倡导新感觉派的文学理念,是新感觉派文学最重要的理论家。他站在文学论争的最前线,发表了一系列理论文章,提出了独特的理论观点,论述了新感觉派文学的现代性自觉,成为新感觉派文学发展的理论支点。但是,由于过分地强调感觉,过分地追求表现技巧,最终陷入了形式主义,失去了生命力。     

近年"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研究述评

本文在对近年来有关"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应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无关,是真正中国的文学现象;它是对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一股要求"文学自由"的理论呼声与创作的一种"中国式"概括;"五四"没有自由主义文学的问题,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或思潮,它形成于与左翼文学论争的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目前的"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研究有一种极力拔高乃至全盘肯定的倾向,为给其以公正评价,本文分析了其无可逃避的逻辑悖论性.     

理论的跨界:"党的文艺战士"冯乃超的电影观念考索

冯乃超是中共早期革命文艺实践工作的主要参与者,但学界历来对冯乃超的研究只专注于其文学上的造诣,却忽略了他对于电影的相关论述.事实上,冯乃超的电影观念与其无产阶级文艺实践有着本质性关联,其倡导的"革命文学"论将文艺视作思想武器,为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在强调电影社会功能的同时,冯乃超提出了通过"朴素性"表演建构真实生活的现实主义电影创作路径.在对电影本体的认识上,冯乃超还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分别对有声电影、电影的特性及电影剧作进行了理论阐释.     

文艺与革命:中国左翼文学发生的审美之维

中国左翼文学发生的审美之维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和"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创作与理论论争的基础上被建构起来的,它有文艺的革命性与革命的文艺性两个最基本的向度,二者之间既有矛盾冲突也有相契合之处,且与新的伦理和认知维度绞缠在一起.具体而言:政治意义上的革命实践与具有先锋性的革命文学的艺术探索,均需要同样具有变革性的革命语言能够被民众所接受;中国革命文学蕴涵着一种流血的冲动与新伦理道德建构的理想寄寓;革命作家力图使文艺成为与物质或其他实践手段一样的助进社会改造的工具性力量;有着"Simple and Strong"等美学风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体现了革命文艺界发展新的文学形态乃至艺术本质的精神诉求;以"普罗"作家为主体的左翼知识界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创造未来文化的历史责任,他们强化的文艺阶级论和革命道德观打破了许多传统的审美惯例与接受者的心理秩序.文艺的革命性和革命的文艺性均是"带着镣铐和枷锁"的审美之维.     

左翼民族价值观与阶级价值观的整合——1936年春夏之交的“国防文学”论争

阶级正义和民族正义是中国左翼革命文学价值观念演变悖论性的两个方面。1936年左翼文学内部爆发的"国防文学"论争,涉及的主要有四方:周扬、鲁迅和中国托派以及冯雪峰等。周扬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主张泛民族统一战线;鲁迅则坚持革命者在抗战中的阶级斗争立场;中国托派则主张阶级的独立抗战,反对国防政府;而冯雪峰在个人主张上与鲁迅有着相似性,但基于自己特殊的身份,充当了周扬与鲁迅主张的调解者,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在阐释上向"国防文学"趋同。在论争中,他们彼此指责对方为"汉奸"、"内奸",而自命为"爱国者"、"革命者"。从总体上来说,这是左翼的阶级价值观与民族价值观的第一次冲突也是第一次整合。正是通过这次论争,民族价值观最终实现了与左翼阶级价值观的融合,也使得左翼革命文学单一的阶级价值发生了结构性嬗变,成为阶级—民族的双核结构。     

文艺学建设中对"西马"思想方法的反思与借鉴——以"意识形态概念"为例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要返本开新.首先是必须返回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之本,批判地检视作为一种新资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其次返文学之本,即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对象应该严格限定具有"审美性"的文学文本之上,而不是过于宽泛的文化.在此基础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中有着丰富的可资借鉴、可供"开新"的东西.     

重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

从孙中山到国民党政权,民族主义始终具有政治性.国民党政府从政治的立场提倡民族主义,而"左翼"则从政治的立场反对民族主义.国民党政府通过把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化来确定其政权的合法性,而"左翼"则通过批评民族主义来"解构"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不仅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反而招致广泛的批评,这并不是民族主义文学理论作为理论本身有问题,而是民族主义文学理论被国民党作为统治工具有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民族主义,我们都是持否定态度的,我们之所以否定民族主义,一是因为它反对阶级斗争理论,二是民族主义具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性.事实上,30年代,左翼文学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主要就是在这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左翼"文学不提"民族文学"而只是强调"民族形式",这里实际上涉及到很深的政治问题.我们应该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性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这两个问题区别开来,中国现代文学民族性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是一个文学理论问题,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则是一个文学史问题,它既有理论上的问题,也有政治上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存在着政治问题而对民族文学理论本身也予以否定.单从文学理论上来说,战国策派的民族主义文学理论并没有多少可以指责的.     

美国“红色三十年代”左翼小说论

美国"红色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在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观念影响下,表现出明显的"向左转"倾向,同时延续了此前现代主义文学倡导形式创新的艺术追求,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与前卫形式相融是其显著特点。美国主要左翼作家和批评家具有很强的理论反思能力,在1930年代后期"法雷尔之争"或"左倾错误"讨论中,他们就批评了左翼小说中流露的"口号化"、"政策工具论"、人物形象重复单调等弊病;而且他们发现了左翼文学作为"阶级的文学"沦为了"党的文学"是文学的穷途末路,这也正是美国左翼文学衰落的原因。美国左翼文学的论争,实际上触及了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如何组织和领导左翼文学运动、如何妥善处理政策宣传与作家创作自由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汇聚了多斯.帕多斯、斯坦贝克、亨利.罗斯等小说名家的美国左翼小说创作,对中国的影响颇巨。美国左翼作家史沫特莱积极参与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伊罗生仿照美国左翼刊物《新群众》在上海创办和编辑英文杂志《中国论坛》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左翼作家,斯诺夫妇借用美国"红色三十年代"文学的理论框架观察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颇有心得。但美国左翼文学的教训并没有引起中国文坛的重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