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从“同路人”向“圣人”的移位与归位

以俄苏"同路人"文学和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为背景,瞿秋白对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思想转变及其历史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鲁迅去世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背景上称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瞿秋白和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地位所作的结论代表了鲁迅思想研究的不同阶段。梳理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向"圣人"的历史移位与归位,并重新思考"同路人"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将丰富和充实"鲁迅本体"研究的新思路。     

鲁迅与延安文艺思潮

鲁迅作为"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虽然已于1936年离开了人世,但其作为一个巨大的精神性的存在,仍然在延安的文化生活中发挥着精神核心的作用。正是在延安时代,鲁迅的新文化"旗手"的地位得以确立,并开始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随着鲁迅及其作品的广泛传播和弘扬,在延安曾一度形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价值观为圭臬的文艺思潮。但这股以"鲁迅"为标志的启蒙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却遭到了同样尊奉"鲁迅"的权威话语的强力阻遏。这一冲突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坚守鲁迅启蒙主义精神的萧军和维护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胡乔木关于鲁迅道路的"发展"或"转变"问题的激烈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是借重了"鲁迅"这一资源,并按照毛泽东思想的话语方式,实现了对鲁迅及其作品的新的阐释,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对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主导地位的占领。这不但启动并促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由"五四"启蒙文学向延安"工农兵文艺"的重大转型,也由此形成了一套至今还影响着中国的文学阐释话语系统。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左翼文艺思想的整合

《讲话》对延安文艺界的思想批判及其对鲁迅文艺观的借鉴,是思想整风意图的体现,也是对中国左翼文艺思想有意识的整合。毛泽东在文艺的阶级性、杂文观、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等问题上继承了左翼文艺的主流观念,同时在文艺的人民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文艺统一战线等问题上又吸收了鲁迅文艺思想中的重要观点。这一整合不仅反映了《讲话》与左翼文艺之间的历史联系,也体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与鲁迅文艺思想之间的离合关系。     

文化批判视野中的鲁迅戏曲论

鲁迅的戏曲论并非是从理论上探讨戏曲文本和舞台表演在内容和艺术上的得失,而是从文化批判立场出发、通过戏曲作品与舞台表演所反映出的问题而对历史与现实以及未来进行的深刻思考;作为传统文化重要载体的传统戏曲,是文艺"瞒和骗"的一个样板,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而粉饰现实之缺陷,鲁迅有关论述揭示了中国戏曲代表的传统文艺突出的弊端。     

鲁迅论文艺的真实性和倾向性

本文从文艺理论主张和文学创作实践两方面论证了鲁迅对文艺真实性和倾向性问题的见地。文章指出,鲁迅提出反对“瞒和骗的文艺”、“大胆地看取人生”的口号和“敢于如实描写”的写作方法是现实主义艺术的基本原则,是达到文艺真实性的基本方法,也是对自然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等创作思想的批判;鲁迅主张积极的“写实主义”,他“理想的真实”观是反对艺术上的虚无主义、爬行主义和悲观主义的,又和夸大到绝对化的超现实的理想不相容;鲁迅认为,任何作家和作品都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只承认文艺的真实性,否认文艺的倾向性,或用文艺的真实性取代文艺的倾向性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文艺倾向性是由主观方面的政治或思想的观念、态度或评价和客观对象的政治或思想的本质、本性或属性两方面决定的,优秀的文艺作品应做到文艺的真实性与倾向性尽可能完美的统一。     

毛泽东延安时期的“鲁迅论”及其历史意义

毛泽东延安时期曾多层次、多侧面地论述了鲁迅的"历史地位"和"鲁迅精神"。毛泽东延安时期的"鲁迅论"从新民主主义的角度确立了鲁迅的历史地位,将鲁迅及其精神限定在党派政治和现实斗争的需要中,带有极强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     

社会主义文艺的审美性与功利性

通常,美食家品尝食品有两个标准,其一是无毒无害,即可吃的标准;其二是食品的色、香、味,即好吃的标准。生命只有一次,生命和美味相比,人们还是把健康放在首位。同样,文艺作为人们的精神食粮,它也有两个批评标准:这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 政治标准,指的是文艺作品所包含的思想内容、政治倾向;艺术标准则是指表现作品思想的词句、色彩、声音等外在形式。两者的关系是互为表里、和谐统一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这段话准确地揭示了文艺的内容和形式、文艺的审美性和功利性辩证统一的关系。     

寻求鲁迅与当代中国的对话关系

鲁迅曾经被毛泽东称之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精神是对中国人精神的深刻反思和对黑暗的坚韧反抗,被称之为民族魂。在20世纪中国从封建专制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历史时期,对几千年来封建禁锢下的中国人的精神进行彻底的根柢性的反思,敦促中国人冲出思想的牢笼,获得精神的解放,达到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从而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定自己在世界的恰当定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方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鲁迅精神的现实意义。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的变换,人们对于鲁迅精神的价值产生了怀疑,出现了杂音,那么鲁迅精神是不是过时了?鲁迅对于我们今天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到底还有没有作用?价值多大?本专栏以"鲁迅精神与现代社会"为讨论专题,目的是唤醒人们重新认识鲁迅及鲁迅精神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横站的“同路人”——鲁迅与左翼文艺运动的内在关系及其姿态

"同路人"是1920年代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主要作家群体,这一群体在俄国文学向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转型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列宁、高尔基都是"同路人"的支持者。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鲁迅、瞿秋白将革命的"同路人"作家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同盟军和后备军,他们对俄苏革命"同路人"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与译介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鲁迅对"同路人"的认同和评价基于其自身的革命历史经验,他不仅肯定"同路人"的文学观点和革命立场,而且自觉地在左翼文艺运动中采取了"同路人"的姿态。瞿秋白结合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论对"同路人"向革命的"同盟军"的转变作了历史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鲁迅的"同路人"姿态给予了肯定的历史定位。冯雪峰也曾经肯定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姿态,他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引导晚年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转向革命的"同盟军"。由于苏联1930年前后的政治斗争对"同路人"作家存在偏见和敌视,致使"同路人"创作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型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长期被遮蔽,鲁迅、瞿秋白与苏联"同路人"文学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鲁迅研究者坚持斯大林时代对"同路人"作家的偏见,不承认"同路人"作家的革命意义和特定历史价值,因此也无法理解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地位。重新认识鲁迅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同路人"姿态,对于理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对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源流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文化引进、交流和“新人”、“新文艺”——论鲁迅后期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在我国近现代文化史、文学史上,鲁迅是引进外国文化、文艺,交流中外文化的杰出人物.他所从事的翻译、介绍、评论、研究外国文化思想和文学作品的成就,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一座丰碑.一、从文艺为"立人"、"治人"到"新人"鲁迅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开始直接受到外国文化思想熏陶.在南京求学时期,严复译述的《天演论》,便象一阵清新的空气,扑进鲁迅的心胸,一新鲁迅的耳目.它成为鲁迅最早     

对鲁迅跨文化与跨世纪的独到审视——评高旭东《跨文化视野中的鲁迅》

正高旭东《跨文化视野中的鲁迅》一书,从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的角度研究鲁迅。全书将鲁迅置身于东西文化碰撞的漩涡中加以剖析,研究了鲁迅的中西文化观及其选择,在文化深层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承担,以及由此造就的新的文化传统。首先,第一编"鲁迅:在中西文化撞击的漩涡中",以"漩涡"一词点出"鲁迅"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鲁迅所呈现出的复杂思想本身就是一个特殊时代的反映,其思想的复杂性、甚至矛盾性一直是鲁迅研究的难题。以跨文化的眼光审视鲁迅的     

鲁迅与出版场内的意识形态渗透

1927-1937年,国民党政府先后颁布了诸多的相关规定、条例,对"左倾"出版界和其他政治倾向或无政治倾向的民营出版业进行文化围剿.鲁迅及其支持的进步出版界与国民党政府进行着不屈不挠的"韧性"战斗.鲁迅先后主编或发表文章支持了多种"左倾"刊物,并对出版场域内的意识形态渗透一开始就有清醒的思考和深刻的警惕,利用韧性战斗的方式,对"左倾"意识形态的传播进行策略性纠偏,这种隐性力量为"左倾"意识形态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展示了其出版思想的前瞻性.     

关于鲁迅与梁实秋论争的“意气之争”——兼及《“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文本解读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是不同政治立场的文学者严肃的思想理论争鸣,论争涉及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反映了现代中国的文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在历史大变革时代对文学参与社会现实变革的不同主张和不同努力方向。这些问题是贯穿中国现当代文艺运动发展的基本问题,却由于政治禁锢长期得不到深入探讨。而在政治束缚解除之后,在公共文化空间,对历史的反思、尤其涉及历史人物评价,呈现出一种越来越明确的全面反转倾向。这表面上似乎体现了思想的解放,实质上更多的是由长期政治高压造成的被压抑情绪的宣泄。思维方式是政治平反式的。前几年围绕鲁迅《“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撤出中学语文教科书而起的热议,尤其网络上关于鲁迅、梁实秋评价的反转,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事件。舆论同情梁实秋,贬损鲁迅,这对于过去意识形态压制下将敌对阶级简单否定、甚至是恶意丑化来说,是被压抑情绪的释放,因而是可以理解的。从鲁迅这方面来说,将其作为意识形态工具来利用的政治绑架,无论如何都是对他这个人及其思想的阉割,同时也是对其真正的思想影响力的封锁。因而,这种反转从重新思考历史角度看,也有其积极的一面。但由此导致忽视对文本的解读,仅仅满足于对某些历史性论断作出相反结论,并进而形成一种新型的话语专制,目前并未引起足够认识。在鲁迅与梁实秋论争问题上,避免非历史的反思历史倾向,重新细读鲁迅、梁实秋的文本,是唯一有效的方法。     

论鲁迅与报刊关系及其启发意义

对于鲁迅与报刊的关系，学界较少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此有必要从鲁迅一生主编参编的多种报刊、鲁迅在报刊发表作品的稿酬入手，深入探讨其对鲁迅思想文化启蒙与创作的影响，及其对文化传播的意义。     

“两个口号”论争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上世纪30年代在"左联"内部发生的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表面看起来是两种话语的表述方式之争,实际上是两种政治策略之争,更是中共中央的两个权力中心之争,即以王明为代表的"莫斯科中央"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陕北中央"之争。即使到了"延安时期",党中央内部对于"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政治形势下产生了不同的理解。而这时毛泽东对"两个口号"的理解和阐释与当初鲁迅有着根本的不同,他把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中所坚持的"文学的独立性"转换成了"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进而演化为"艺术上的政治立场",这与当年"国防文学"论者的思想逻辑是暗合的。表面上,毛泽东是"国防文学"的批评者,但在思想逻辑上,毛泽东与以周扬为代表的"国防文学"论者有着惊人的一致。     

延安文艺空间中的鲁迅形象建构

在延安文艺空间中,鲁迅是一个不能被忽略的重要文化存在。鲁迅在延安文艺运动中的形象建构是有其特定的意识形态的选择性的,这种选择一方面突出和强调了鲁迅思想的革命性和战斗性,一方面则对作为启蒙主义者的鲁迅思想有所回避和取舍。鲁迅在延安文艺空间及1949之后的形象建构,一直是被选择、被压抑地塑造着,而且他始终被捆绑在政治和革命的旗杆上,这是鲁迅逃脱不掉的宿命。     

“统一战线”战略与延安时期的鲁迅文化——以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为中心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对当代鲁迅思想的传播和接受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从左翼文化多元构成的角度回溯这一评价,其存在着用左翼革命伦理掩盖左翼文化多元性,以及多重鲁迅评价的模糊性.究其原因,毛泽东对鲁迅评价的模糊性源于建立文化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以及通过鲁迅公众影响建构延安新民主主义文艺思想的叙事策略.     

瞩目自由意志呼唤独立精神--鲁迅留日时期社会历史观的逻辑起点

本文质疑鲁迅思想与近现代人类“民主———自由”文化有着逻辑矛盾的观点,力图探寻鲁迅思想内在的、统一的逻辑构架。在社会历史观的角度上,青年鲁迅已经越过人类文化演进的表象而直取其背后的生命自由意志与“自由—独立”精神;作为一个决意投身文艺的人,鲁迅重视人的精神觉醒、精神创造力量的思路是一种回归其生命本根的思路;而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史而言,鲁迅瞩目人之自由意志、“自由—独立”精神的觉醒的思路关注的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远远没有得到正视的重大问题,看取的是一个民族不断通向新的历史文化进程,包括通向“自由———民主”文化历程的生命本根。     

《文化偏至论》初探

写于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是鲁迅早期的主要作品之一。在这篇论文中,鲁迅以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为基础,从西方政治、科学、文化的发展状况及中国的现实出发,提出了自己对改革中国政治和文化的纲领性意见。它是鲁迅早期思想全面集中的反映,也是鲁迅以后在思想上向共产主义转化的一个基础。因此值得深入研究。本文想就《文化偏至论》中的一些     

论1920年代政治文化与鲁迅的“学术观”

本文从1920年代中国现代学术兴起的历史张力谈起,重点分析1920年代鲁迅所参与的几个重要学术问题的论争,包括"文化传统"问题、"进研究室"问题和"学术方法"问题,揭示学术论争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彰显鲁迅参与学术问题讨论独特的"非学术化"的姿态,即重视整体的学术指向,着力维持学术和政治的张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