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的编选原因

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是中国诗学史上一部久负盛名的经典唐诗选本.其编选原因客观上是由于社会当时政治安定,经济繁荣,历史上的选本未善,以偏救弊;主观上是因为沈德潜的个人爱好,他希望通过此选本垂示准则,以达发扬诗说、重振诗教之效.     

王渔洋《唐贤三昧集》选诗特征探微——兼与《唐诗别裁集》比较

《唐贤三昧集》与《唐诗别裁集》两部选本都是清人唐诗选本中的佳作,学者们往往将二选割裂进行研究。其实,二选的编选者王士禛与沈德潜年代接近,两人又皆为清代诗歌创作与选本编纂的大家,沈德潜虽受过王士禛诗学观的影响,但《唐诗别裁集》与《唐贤三昧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唐贤三昧集》是规模较小、选盛唐而不选"李杜"、独尊"诗佛"王维、注重"神韵"意境的极富特色之选本。通过《唐贤三昧集》与《唐诗别裁集》二选差异的比较,能够更清晰地窥见《唐贤三昧集》中这些具体的选诗特征。     

《宋诗百一钞》的诗学思想和批评策略

《宋诗百一钞》版本至少有16种。它以＂原本忠爱,温柔敦厚＂为选诗宗旨,在题材上强调宋诗的伦理价值和盛世气息,在诗史叙述上具有扬＂初＂抑＂晚＂等倾向。这是清代宋诗选本庙堂化的产物,也是乾隆时期盛世文化的反映。沈德潜格调学亦深刻影响了《宋诗百一钞》,选诗主近唐远宋,但另一方面,编者又对宋诗体派流变保持了较大的尊重。《宋诗百一钞》的理学气息并不浓厚,认为它选诗依从理学标准的看法并不准确。     

试论沈德潜和王士禛诗学主张之异同——以《古诗源》和《古诗笺》为例

沈德潜和王士禛是清代两大诗学派别的代表人物,两人的诗学主张都注重诗的意境.不同的是:沈德潜侧重诗的雅正、温柔敦厚教化之功,追求一种至性至情之美；王士稹侧重于诗的神韵之美,他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作为对诗的最高追求.     

论沈德潜对白居易的评价

清代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是迄今为止仍然较为流行的唐诗选本,其对唐代诗人的评价至今仍有很大影响。此选本修订多次,变化最大的是对白居易的评价。早期相当轻视,后期受到《御选唐宋诗醇》的影响,极为强调儒家诗教传统及德治精神,故赋予白居易唐诗大家的地位。     

儒家诗教生成的礼乐政治背景

儒家诗教以它凸显政治教化、强调"温柔敦厚"的风格影响着后世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对其被长久奉行的原因进行全面分析的论文尚不多见。拟从礼乐政治与《诗》的关系,"为政以德"的儒家政治诉求对诗教的需求,政教合一的体制下儒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对诗教的影响,士大夫政治使得儒学、进而儒家诗教的长期奉行成为可能等方面来分析儒家诗教历代承传的原因,并强调要正确认识儒家诗教及其影响。     

姚培谦诗教刍议

姚培谦一生尊奉程朱理学, 与当时的理学名家多有往来, 与诗教论的倡导者沈德潜过从甚密, 思想上互有激荡。其所生活的时代, 于有清三百年间最为鼎盛, 文化昌隆, 理学独尊, 诗教振兴。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姚培谦论诗积极主张诗教。他通过著诗话、编诗选等行为表明了自己的诗学态度, 即愿意同官方思想及主流话语保持一致, 提倡温柔敦厚和清真雅正的诗风。这也是中国古代文人价值取向的一种典型。     

再回声音现场：明清“格调说”的“声义”建构

以“声”论诗是明清的诗学热点。在声义与辞义离合博弈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声辨体、以声论诗、无声不成诗等言论，以及反对以义学蔽声教、以义夺声等主张。近现代以来对“格调说”的研究多从其与“神韵”“性灵”“肌理”的关系出发，或从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层面展开。这些研究比较多地强调格调的辞义而忽视声义，特别是对声音的在场性关注不够。明代赵宧光提出“诗以声为命”“以声为体”的“声教”理念，进一步发展了宋代郑樵“诗以声为用”的观点，清代沈德潜接续明代七子派“格调”观，在阐发“以声求义”时突出“格调”的“温柔敦厚”诗教思想，强调控制声音以达到国家治理的诗学意图，此二种观念极大地促进了诗学中的“声学转向”。     

方回《瀛奎律髓》的选诗观

方回《瀛奎律髓》荟萃了唐、宋律诗的精华,铸成元代诗学选本的文化昆仑。依律选诗、以格选诗和重视正确示学门径的选诗实践,显示方回独到的诗学追求,尽管他未能一以贯之其选诗标准,存有因人选诗情形,这仍不掩其在中国诗学发展史上继往开来的地位。      

朱自清古典诗学批评初探

对中国诗学理论的研究,是朱自清先生功底和见识的集中表现。他深入探讨研究古典诗学的基本途径．并且提出：“诗言志”是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文人眼中的山水实乃一种境界;温柔敦厚的诗教是诗评的传统标准;乐府精神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主流。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研究课题和颇有启发性的学术成果。     

选本运作与“第三代诗”的文学史建构

由于公开刊物和主流诗坛的冷漠,某种意识形态的打压等不利处境,第三代诗人只能自我推销,争取承认。他们从1985年起就开始通过选本运作的方式来呈现、集结、传播自己。在第三代诗人和其诗学代言人的共同努力下,＂第三代诗＂的选本纷纷涌现,给＂第三代诗＂的发展以持续的鼓励和支持。这些选本不但建构出了一个庞大的诗歌群体,建构出了＂第三代诗＂的＂崇高＂形象,还早早地为其建构出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对后来兴起的＂第三代诗＂研究热以及拔高＂第三代诗＂地位的文学史叙述倾向都不无影响。     

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案略论

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案的发生,不仅是爱新觉罗王朝文化专制强化的结果,也与沈德潜所秉持的“以诗存人”的编纂原则有关,诗选中诸多触讳之处均由此原则而产生。沈德潜对这一原则的坚持,对扭转清前期以来诗坛以名位交游为重的风气,大有裨益,也使《国朝诗别裁集》成为真实呈现清前期诗坛景观的重要选本。     

清代科举试诗改革背景下李贺诗的接受状况

诗歌选本往往反映出特定时代文化背景下的社会风貌。《唐诗三百首》不选李贺诗,受其选诗标准、宗旨定位和所处社会背景等诸多因素所制。清代科举试诗促成了诗学的复兴,古典诗歌则因现实的需要而面临新时代的扬弃。     

《说诗晬语》与沈德潜的诗选评点探微

沈德潜的诗话《说诗晬语》在当时颇有影响。沈德潜以《说诗晬语》为中心,提出了不少新的诗学理论。在论唐诗方面,反对王士祯的"神韵说",主张"格调""骨干气魄";在论汉魏六朝诗方面,不满钟嵘对某些诗人的分品,尤推崇陶渊明诗歌的平淡之风,鲍照诗歌"抗音吐怀"的开创之功。沈德潜的诗论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最明显的是儒家诗教观念的某些局限。     

清代唐宋诗之争的主要理论问题及其逻辑关系

清代唐宋诗之争是关乎诗歌本质、诗歌与作家、诗歌功用、诗歌流变、诗歌批评等一系列主要理论问题的讨论,这些主要理论问题首先集中体现于杜诗、严羽《沧浪诗话》、宋诗和竟陵派。清代唐宋诗之争绝不是简单的师法策略问题,而是对诗言志、性情之正、辨体、温柔敦厚、正与变、学问、赋比兴、穷而后工等传统诗学概念的价值定位,这些概念又可以以文学史观和诗人主体为出发点建构逻辑关系。诗学核心概念温柔敦厚所面临的困境及阐释途径,便极具代表性。     

《古诗归》选诗的标准

明代古诗选本中,钟惺、谭元春选评的《古诗归》占有重要地位。明朝末年,因它与众不同的选诗标准,《古诗归》风靡大江南北三十余年。这一标准,招致清代钱谦益等著名学者的攻击,不久便销声匿迹;但《古诗归》的选诗标准直接影响到清代许多著名古诗选本,如沈德潜《古诗源》等。     

韦庄《又玄集》的编纂特点

韦庄编选的《又玄集》是唐代晚期重要的唐诗选本。《又玄集》体现了韦庄具有明确的编辑思想,以＂清词丽句＂作为选取对象,所选诗歌符合其诗学主张。韦庄在选诗的过程中注重不断创新,有意识地通选整个唐代诗作。诗集的编选也体现了韦庄具有较强的传播意识。     

张谦宜《絸斋诗谈》与清初格调诗学的承传

张谦宜《絸斋诗谈》保留了其师杨师亮及其本人的诗说,其特点是以文法讲诗,或不免流于细碎,但也形成思理详密的长处,既长于阐释通行的诗学概念,也善于揭示诗作运用的技法,与王渔洋神韵论所代表的山东诗学主流殊为异趣,可以说是明代格调派到乾隆间沈德潜格调诗学的一个桥梁,是格调诗学在清初的守护者和承传者。     

沈德潜的诗学贡献及其历史定位

相对沈德潜的名声和地位来说,沈德潜诗学的理论贡献和批评成就往往让人感觉名不符实。实际上,沈德潜的格调观念及相关诗学理论,足以包括古典诗学的传统观念和一般倾向,像他所编的历代诗歌选本一样,历来被视为代表古典诗学理想的正宗。即使从独创性的角度来考量,沈德潜诗学中也有很多独到的理论命题和批评见解。如果从理论、批评及诗歌史三个层面分别来考察沈德潜的诗论,就会看到其中不乏有价值的理论命题、通透的批评眼光和犀利的诗史见解,得出一个异于学界通行看法的评价。     

“温柔敦厚”与“风雅正变”——清初遗民对传统诗学的接受与突破

“温柔敦厚”诗学生成于“华夷之辨”思想张力尚未完全形成的春秋末期。《诗三百》“虽主于温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讳者”,“变风变雅”存焉。对于“温柔敦厚”诗学，后世倡导者有之，突破者有之。明清易代，中原板荡，华夷易处，遗民直面传统诗学，主张风雅正变系乎时，认为“愤而不失其正，固无妨于温柔敦厚”,从诗学理论与诗文创作两个维度实践“变风变雅”之音，实现对“温柔敦厚”诗学的接受与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