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到“现代”:汉学形态的历史演进

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异质文化的智慧加工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它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在汉学发展史上,传统汉学(Sinology)和现代汉学(Chinesestudies)是两种汉学形态:传统汉学从18世纪起以法国为中心,崇尚于中国古代文献和文化经典研究,侧重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人文学科的探讨;而现代汉学则兴显于美国,以现实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侧重于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政治、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军事、教育等一切领域,重视正在演进、发展着的信息资源。以上这两种汉学形态既在演进中不断丰富发展着自己,又在日趋融合中创造着能够融通两种模式的汉学形态,这就是21世纪汉学发展的前景。     

比较文化视野中的汉学和汉学研究

汉学是国外学者在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门独特的学科 ,而汉学研究则是中国学者对汉学成果进行再研究的反馈行为。二者都是在跨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 ,因而应具有自觉的比较文化视野。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 ,由于多元文化发展的需要 ,汉学、汉学研究、比较文学这三个原来互不相关的学术领域正在不断地靠拢 ,相互借鉴 ,并将为新世纪的人类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关于汉学的一点遐思

今天汉学所得到的关注,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真正理解了跨文化现象.人们在面时汉学时所表现出的种种心态,或许正可说明异文化之间相互沟通的艰难.而能够置身于文化交叉处的人,对自身的文化认同的困惑又将是另一种难以言说的痛苦.     

东西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学研究

本文通过对近代西方汉学的发展及国人对汉学的研究,以期说明二者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中国学者对汉学的认识与借鉴,不仅在本土对象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斩获,而且也对汉学的发展有所帮助与促进。在这种双重互动往复中,推动了汉学与中国学术的共同发展。     

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西方汉学研究——以鲁惟一为个案的考察

西方汉学经历了从传统汉学到当代中国学的转变。考察这种转变,必须将西方汉学置于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做出客观的、理性的评价。鲁惟一是西方著名的秦汉史研究专家和简牍学家,是英国传统汉学的代表性学者,是西方汉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为西方汉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鲁惟一的学问,既有其鲜明的个性特色,也深刻地打上了时代烙印。当今西方汉学,出现了传统汉学和当代中国学合流的趋势,要引起重视并注意保持警惕。     

汉学是一门科学吗?

本文提出了颇具挑战性的质疑汉学是一门科学吗?作者首先指出科学是系统化的知识,然后从术语体系、学科成长特性、学派发展、分支和交叉学科等方面,讨论了汉学的地位,指出汉学并不是一门成体系的学科.而汉学家们的出路在于利用语言所长,翻译中文典籍;建立起密切的、制度化的合作,与各门类科学家共同从事研究.作者主张转变方法,进行综合多学科的研究,促进系统化知识的增长,把对中国的研究提高到更高水平.     

汉学、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

汉学主义概念的出现与汉学或中国学以及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有关,因为中西现存的少数涉及该词语的资料都赋予了它这样一种特征,认为它是汉学研究中的一种东方主义形式。因此,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和汉学都有关联。这种双重关系必然会导致两个问题:汉学主义是等同于或者近似于汉学或中国学的一种形式,汉学主义是另一种东方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事实上,汉学主义不是汉学,也不是东方主义或其他形式的西方中心主义。汉学主义是一个独立的、带有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论范畴,是关于知识生产的研究。确切地说,汉学主义是对相对于西方和世界的中国及其文明的知识生产的一种批判性研究。     

清代山东“汉学”流变及学术成就

清代山东“汉学”的流变表现为 :清初 ,受实学思潮影响 ,考经证史 ,经史并重 ,旨在经世致用 ,此时的“汉学”可称为“经世的汉学” ;乾嘉时 ,经世的宗旨变为单纯的考据 ,学者致力于“阐许以通郑” ,小学取代史学与经学并举 ,“经世汉学”也蜕变为“考据的汉学” ;嘉道以后 ,治学重点转移到金石文字 ,金石之学遂成显学 ,是为考据汉学的余韵。尽管各期“汉学”旨趣有异 ,但在经学、史学、小学及金石学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惠栋与汉学

惠栋在继承家学的同时 ,明确地倡扬汉学宗旨 ,积极反对宋学 ,转而研究遗存的汉代学说 ,惠栋也因此完成了研究范式的转换。他的追随者们将他的方法又运用到其他领域 ,成为“吴派”。由惠栋及其弟子们立“汉学”这一名目以后 ,才真正地出现了乾嘉式专守汉学的考据学研究——虽然乾嘉学术远不是“汉学”所能概括的     

论北欧汉学研究的转向与拓展

半个世纪以来,北欧汉学在研究内容、研究领域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已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北欧汉学研究表现出从古典到现代、从单一到多元转向的特点。这种转向既是时代发展的需求,也是汉学研究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体现。汉学备受关注,与中国世界地位的日益提升紧密相连,北欧汉学的发展趋向正是整个西方汉学研究的一个缩影。     

早期欧洲汉学线索

早期欧洲汉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耶鲜会士汉学阶段。１６世纪以后来华耶殊会士在中国文化方面的研究，是西方人大规模全方位研究中国文化的开端，欧洲汉学也从此拉开了序幕。第二是欧洲汉学的兴起阶段。１７世纪末至１８世纪中叶，汉学在欧洲本土兴起。欧洲汉学的先驱人物提出了早期汉学所面临的语言学习这一基本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带动和影响了大批的学术人才。第三是学院汉学亦即汉学正式形成阶段。在１９世纪最初的十几年中，欧洲出版了广为关注的《汉字西译》，在正规大学里正式设置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学院汉学的出现，标志着欧洲汉学的正式形成，汉学从此在欧洲学界牢牢地占有了一席之地。     

想象中国与亲在中国:汉学与国学的内在差异

汉学与国学的基本差异在于:前者的方法与原则是根据本土经验在异邦想象中国,后者则根据中国传统解释本民族的思想与文化历史。在构建现代中国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汉学与国学构成了相互补充相互丰富的精神关系,能够扩展我们对中华文明的理解。     

错位的尴尬——美国汉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汉学心态"

美国汉学源于欧洲汉学传统,虽然没有深厚的根源,却在1950年之后发展出自身注重文本解读、资料和理论阐发的特点.一部分华裔学者将这种美国汉学的特点运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得出了一些具有解构性和颠覆性的观点,对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造成了冲击.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与美国汉学在学术中立、如何对待传统、现代性等一系列问题上出现了错位,需要我们对其中的得失进行认真反思.     

论江藩《汉学师承记》的体例特点及其学术情怀

从《汉学师承记》的书名选择到体例定制,江藩在门户家法的自知中有意识记录和展现了汉学学者群体的为学为人风格。本文具体分析了《汉学师承记》的纪传体例的特点,聚焦江藩作为“隐形传主”对汉学传统的执着、困惑与思考,关注其对现当代学者“冷暖自知”的思想启示。     

评汉学主义

后殖民主义没有涉及到中国,汉学主义试图弥补这一空白。汉学主义对后殖民主义进了修正和补充,它不是简单地将汉学主义处理为一种殖民侵略以至政治意识形态,而是深入到了文化无意识的层面,并且认为中国人自身参与了汉学主义的建构过程。就此而言,汉学主义的提出是很有意义的。不过,问题也不少。如在汉学主义构建中,中国人只是以自我殖民化的方式参与其中,却没有涉及中国人挪用西方话语,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情形。这就是说,汉学主义看起来批判了萨义德,但事实上复制了萨义德,而对于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有关被殖民者发声及东西方主体间性关系的探讨完全没有注意。     

何处的汉学?怎样的慌张?——讨论西方汉学的基本角度与立场

西方汉学尤其是美国汉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在今天,讨论这样的冲击必须首先追问:我们所讨论的对象在西方学术话语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作为中国学人的我们,在面对这些"异质"话语之时,又该持有怎样的心态.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才能最终保证中外学术对话的有效性.     

略论美国汉学的成功之道及其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启示

20世纪初的美国汉学,还处于起步阶段;然而,到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已成为汉学重镇,发展到今天更是世界汉学引领者。美国汉学之所以能够由蛮荒之地发展为无可否认的世界汉学重镇,与基于现实需要转变汉学模式、雄厚资金的注入及其合理利用、重视知识移民所带来的汉学知识及方法等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美国汉学的这些成功经验和举措,对于今天中国文化发展具有深刻而现实的启示意义。     

误解的对话与汉学三期——解读“顾彬现象”的一种历史思路

以解释学的"理解就是误解的对话"理论来梳理西方汉学的发展轨迹,可以概括出"汉学三期说":传教期、译介期和批评期。在解释学的视野下,这三个时期,并不是一个编年断代史的划分,而是汉学对于中国学术的"误解的对话"的历史逻辑的展开。在"汉学三期"背景下,具体地解读第三期代表人物德国汉学家顾彬在中国学界产生的"顾彬现象"。可以发现,基于解释学立场的汉学家顾彬,因为坚持他对中国文学的"偏见的批评",使他和中国学术的"误解的对话",展示出西方汉学史空前的冲突张力,而顾彬则在当代中国文坛和媒体,成为了一个"西方批评"的符号。     

《汉学商兑》与清中叶的汉、宋之争

嘉道之际 ,学界出现了第一部系统批判汉学的著作即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从而使长期以来的汉、宋之争公开化。此书在为宋学辩护的同时 ,也集矢于当时的汉学流弊。书中方东树对汉学的攻击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即汉学家的治学方法、汉学诸人提出的种种“理”论、汉学繁冗支离、泥古株守之弊以及所谓汉学的超接道统。其中 ,无论是对汉学支离破碎、泥古株守的批判 ,还是对汉学家埋头考据、不通世务的针砭 ,都可谓深中肯綮。然而过分强烈的卫道心态 ,使方东树不能客观地对待汉学与宋学 ,议论往往走向极端。方氏固然揭露了汉学的痼疾 ,但采取了近乎全盘否定的方式 ,甚至抬出皇帝压人 ,这就超出了正常的学术争论的范围     

翁方纲汉宋兼采学术思想初探

清代中叶,汉学大盛,宋学衰落,学术界出现了重汉学、抑宋学的风气。翁方纲对此十分不满,提出了汉宋兼采的主张,包括"纂言不纂礼"和"考订衷于义理"两个方面。"纂言不纂礼"赞成汇编资料的汉学方式,反对以复原古制为目的的草率论断。既反思了汉学的局限性,又体现了严谨、客观的汉学学风。"考订衷于义理"探讨了考订与义理的辨证关系,既强调考订的重要性,又主张考订以义理为目的,反对为考订而考订,体现了翁方纲的实用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