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与近代中国的乡村危机述略

伴随着中国近代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乡村社会面临着急剧衰退的危机.与传统时代的乡村危机相比,近代中国的乡村危机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相和时代特征,探讨近代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与乡村危机的内在关联,可为当代三农问题的解决以及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鉴借.     

“整体史观”与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

随着近代乡村史研究的深入,持近代中国农村经济"沉沦观"和"停滞论"的学者有所减少,而论证近代中国农村经济有所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实证研究有所增加。但是,对于近代以来,尤其抗日战争前的华北乃至全国的农村经济发展仍存在低估倾向。其原因是缺乏整体史观的认识,未能把区域研究和全国研究结合起来,把短时段研究和长时段研究结合起来,把个别研究和综合研究结合起来。因此,当下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应坚持整体史观,全面看待近代中国农村经济,把农业资源优化配置作为农业发展的综合指标,对近代中国农村经济进行正确评估。     

关于近代中国“半封建”问题的辨析

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特性问题,近来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半封建"之释义上.20世纪的"封建"尤其是"半封建"概念的凝练及其时代特征,都不是仅仅以西欧或西周之"封建"制度的比对所能诠释或所能否定的."半封建"特性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获得了学术界相对一致的认同,不能简单评判为共产党或列宁主义唯一理论的一种认识.根据中国近代社会的现实状况,"封建残余"或"半封建"的存在并非不可理解,也并非违反了"知识"和学理"逻辑".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半封建"的认识,与马克思多层次的"封建"概念并无抵牾."半封建"理论的出现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流变问题,而且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人才思想及其借鉴意义

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实际,在对民族自救运动进行冷静反省、对西方文化进行认真研究,并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梁漱溟形成了其乡村建设人才思想.重视知识分子人才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知识分子人才要与农民相结合、注重培养人才的团体精神等是其人才思想的深刻内涵.其发展农村教育、全面培养农村人才等思路和措施,对于推进"科教兴农"、"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实现社会和谐,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的近代思考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一个既老又新的时代课题.本文分四个部分分析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以及中国人苦心探索救国之路的曲折历程.第一部分认为,清朝封建专制主义的腐朽统治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内因,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疯狂侵略,是造成中国更加贫穷落后的外因.因此,要救国,反帝反封建就成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根本的历史任务.第二部分指出,近代百年史是一部屈辱史、灾难史,但又是一部抗争史、救国史.众多仁人志士为救国而上下求索,但都未能找到一条真正能够救中国的道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后,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救国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中国的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三部分论述了近代中国走其他救国之路的可能性,指出不论是提倡"国粹主义"、还是主张"全盘西化",抑或是高摇无政府主义大旗、幻想"走第三条道路"……都不能救中国,因此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成了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第四部分阐释了"落后就要挨打,进步才能兴邦"的道理,认为应以纵向比较来坚定我们的信心,同时又以横向比较来观察我们与先进国家的差距.结论是社会主义既是中国历史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题同释异:中国近代农民何以贫困

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生了不少“进步性”的变化,但无论发生什么变化,农民的物质生活仍然是非常贫困的.这绝非中国知识界的想象和构建,而是反映中国农村社会主流和本质的大问题.问题不是农民是否贫困,而是农民为什么贫困,农村经济为什么落后?面对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从未停止过讨论,但只有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时局变化的影响、社会思潮的活跃,才达到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知识界的研究表明,农民之所以贫困,大致有单因论、多因论和双重因素论之别.因学术观点、政治立场的不同,学者之间进行了批评和反批评.应该说,几乎所有学者的认知,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真相,很难说哪一种完全没有道理,或者说相互之间有什么截然对立的矛盾,只是侧重点不同、理论深度不同罢了.除此之外,还有分歧者,乃是各派在既有认识的前提下,对如何改革中国社会的面貌,也就是说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存在激进与温和之别.比较而言,大多数学者不过是书生论政,只有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此既有理论分析,又有大规模的革命实践,于中国社会之变化影响最大.时至今日,中国社会改革再度遭遇到瓶颈,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具有同样思维逻辑的新一轮论争正在猛烈展开.     

"李约瑟难题"延展--试析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社会科学的基本原因

近百年来学术界对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自然科学这一"李约瑟难题"进行了长期深入研究,但对于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社会科学这一相关问题的研究却始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实际上研究后一个问题的重要性可能远超过了纯粹的"李约瑟难题",当前极有必要将该问题的研究延展到社会科学领域.本文认为,近代社会科学没有在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历史和丰厚的思想文化遗产的中国产生是有着深刻的内在必然性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基本原因是:封建社会形态长期延续;社会科学主体的人格缺陷;社会科学学科地位的不独立;社会科学方法的落后与客体的未充分分化;科学教育的欠缺以及社会环境的不适应.     

“儒学下乡”与乡村治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先生发起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国农村的乡村建设运动,这是近代以来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儒学下乡"活动。从2012年底以来,山东开始了新一轮的"儒学下乡"活动,两者之间有区别也有联系,两者在下乡的动机、主体、模式方面有相似之处,在下乡的背景、内容、形式和性质等方面有不同之处。当今的"儒学下乡"仍然发挥着社会教化的功能,但是,"儒学下乡"并不能解决农村治理的全部问题,"儒学下乡"是有边界与局限的。"儒学下乡"与现代化乡村治理有着契合之处,现代乡村治理应借鉴中国文化传统的资源,从完善家风家训与村规民约、再造乡贤群体和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组织等方面,建构乡村多元治理体系,从而实现现代乡村的有效治理。     

"被压弯的树枝"——近代中国启蒙问题之反思

近代中国启蒙问题不能简单地与西方启蒙运动相比附。我们需要对"谁来启蒙"、"启蒙谁"、"拿什么启蒙"、"怎样启蒙"以及"启蒙的价值是什么"等问题进行反思。传统中国对"启蒙"的固有理解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背景,使得近代中国出现了三种路径的"启蒙":"权势型"、"知识型"和"救亡-革命型"。这实际上意味着国人把太多的任务加诸在"启蒙"这根"树枝"上,使得它有无法承受之重,以至于远离了"启蒙"自身的逻辑。基于此,为使"启蒙"持续"运动"下去,首要之举就在于剥离附加在"启蒙"之上的东西,把属于"启蒙"的还给"启蒙",使它真正拥有理性的翅膀。     

知识分子"下乡"与近代中国乡村变革的困境——对20世纪30年代县政建设实验的解析

辛亥革命后,中国乡村社会日益落后的现状与知识分子的理想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差,一部分知识分子带着重建乡村社会的理想"下乡",并在20世纪30年代与国家政权改革县政的政治追求相结合,形成了一股县政建设的潮流。这些知识分子通过"民族文化的重构"、"科学的西化"和"国家权力向下渗透"等方式对乡村进行改造,却又因近代以来国家政权的长期不合理而导致的乡村社会转型内驱动力缺乏的困境,最终又无可奈何地离开了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