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的秩序困境及其制度逻辑

风险社会是一种新的秩序格局而非文化想象,它超越了资本逻辑而根植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严重分裂。风险社会呈现的全球图式,意味着后发现代化国家也被迫卷入其中,其实质是社会秩序的风险。社会秩序面临包括制度的自发性、亚政治与泛政治突显、社会个体化倾向、信任系统消解和政治合法性基础的质疑等困境。风险社会的应变之道,在于在反思现代性基础上,以积极的姿态来寻找制度的文化合理性。     

科学技术的风险后果与治理——一项风险社会理论视角的分析

科学技术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风险问题。科技风险的两重性说明科技风险是可以被有效治理的。科技风险虽然根源于科技理性内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断裂,但却存在于科技理性与社会理性断裂的社会境域中。对此,应构建科技风险的内部控制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以促进科技理性内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整合以及科技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统一。     

风险社会治理与科技伦理应对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既为人类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又给人类带来了难以预知的危机风险。人类正步入一个“风险社会”的时代。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过分自信和对科学技术理性的无限滥用，是导致风险社会产生的价值根源。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使人类自身正面临着种种不可预知的社会风险。积极应对科技发展的危机风险，将其控制在个人和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避免使其转化为真正的社会危害，在科学技术活动中介入伦理价值的维度，确立和倡导科技伦理的价值规范，是有效规避和治理社会风险的一项重要举措。     

论墨学中的经济理性

论墨学中的经济理性丁原明经济理性作为人对经济现象或经济活动的哲学思考，从规范形态来说，它应是与现代商品经济运作相关涉的一个范畴。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前商品社会的农业经济运作与人类理性无缘，也不意味着农业社会的经济活动勿庸理性的参与和烛照。事实上，经济理...     

在风险社会中看行动的知识

知识之于人类的行动无比重要，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知识驱动的。从过往的历史看，知识可以分为许多类型。工业社会是一个崇尚理性知识的时代，理性知识在工业社会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也是令人赞叹的。然而，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理性知识能否给予行动以强力支持则成了一个问题。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者是以合作制组织的形式出现的，其合作行动仍然需要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但这种知识绝不是单纯的理性知识，而是在知识融合中生成的新型知识。它具有多种面相，同时包容了人的情感、道德等。人类已经走进了风险社会，在构想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合作行动模式时，需要得到什么样的知识支持，以及如何在知识的基础上开展行动，都成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建设和谐网络文化

胡锦涛指出，能否积极利用和有效管理互联网，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国家文化信息安全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这一精辟论断充分体现了网络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影响。尽管网络在当前的发展中出现了种种无序与混乱，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网络的发展必然陷入泥沼。我国的社会文化传统和网络自身的特点，决定了我国必须也必然构建和谐、包容、理性的网络世界。成为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国家建构下的社会进化：地方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整体性分析

如何理解国家建构和社会进化的逻辑关系，是一个关系国家推动社会建设之路径选择的重要问题。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进化理性观及其“自发秩序论”“建构原罪论”，不能解释中国政府主导社会建设、推动社会进化的经验事实。作为一项国家建构行动，地方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行动逻辑及其效果充分说明：国家建构是政治吸纳以及嵌入、生产社会的理性行动过程，国家建构社会的组织框架、权力链条和行动方式均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国家建构是社会实现有序演进的行动机制，国家建构了社会进化的基本秩序，为社会进化输送了养料，提升了社会进化的速度；国家建构更好地助推社会进化，实现了二者的有机衔接，实现了国家建构的行动理性与社会演进的主体诉求的统一。     

超越市民社会与国家:从政治解放到社会解放——马克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 ,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论分析视角。从黑格尔的国家理性转向市民社会批判 ,这是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变革中的重要一环 ,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析不再重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 ,以资本逻辑为基础 ,马克思揭示了现代市民社会与现代国家同资本逻辑的内在同构关系 ,指出只有以资本逻辑为基础才能真正地揭示现代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本质规定。要真正地颠覆现代市民社会与国家 ,就必须从政治解放转向社会解放 ,以“自由人联合体”实现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超越。     

广州市基本实现现代化社会指标体系的探索

一、城市现代化的基本内涵现代化是社会发展达到现代社会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和标准的过程。广义地说，是社会摆脱旧形态时所发生的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方面的整体变迁，意味着社会生活走向理性化，即人的理性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支配性增长。狭义地说，是较先进...     

风险及其规避的现代性诠释

现代性社会是存在风险的社会。风险是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方式。理性不及与公共决策失误、官僚制流弊与责任的缺失是造成风险的主要人为原因。风险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现代性社会应注重风险的防控与规避并确立科学有效的规避风险的策略与原则。规避风险的措施与方法包括：健全理性，努力使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完善制度，做到善制与善治的统一；唤醒良知，强化使命、责任与担当。     

社会保障财产权的性质及保护研究

社会保障财产其实是由俱乐部物品、私人物品和社会化财产构成的一种新型混合产品。社会保障是解决社会成员之间的风险分散、风险共担的社会互助共济行为，社会保障的这种性质与本质决定了社会保障财产权是市民社会在理性与正义、生存与伦理之间博弈的均衡点，只有统一在权利产权、关系产权和法权的多维公共管理理性下，才能客观、全面地揭示这种财产权的性质。     

科技伦理与社会风险治理

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过分自信和对科学技术理性的无限滥用,是导致社会风险产生的价值根源.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使人类正面临着各种不可预知的社会风险,积极应对这些社会风险,将其控制在个人和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避免其转化为社会危害,在科学技术活动中介入伦理价值的维度,确立和倡导科技伦理的价值规范,是有效规避和治理社会风险的一项重要举措.     

后疫情时代文明危机的消解与澄明——风险辩证法的实践智慧及其方法论意蕴

风险社会文明危机本质上是人的生命意义危机,知性科学把物的世界与人的世界割裂开来,以否定人的感性生命存在去寻求超感觉世界的普遍规律,以单一程式化的知性思维去规定感性多样的人类社会生活。风险辩证法是人类洞察风险社会文明危机本质的哲学智慧,对当代人类科学理性及其文明发展悖论的反思成为它的主要任务。风险辩证法破译支撑知性科学的现代形而上学基因密码,揭示科学理性、风险知识与话语权力的内在关联机制,剖析现代性意识形态与知识样式的现实生活前提,消解知性科学对个人生活选择的独断,澄明科学理性的感性存在论基础,赋予科学理性以人的感性光辉,将感性、知性和理性统一于人类的历史性的科学和社会活动中,在科学理性与社会生活之间架起一座通达风险社会现实、彰显生命意义与自由精神的思想桥梁。风险辩证法面向风险社会现实生活本身,在感性的现实生活冲突与矛盾运动中把握风险社会时代脉搏、历史走势和人类命运,从本质上奠定破解时代问题之当代哲学社会科学新知识类型与理论创新的学术定向。     

自反性现代化:风险及其应对

西方工业社会的发展导致自反性现代化的后果,自反性现代化给社会带来了诸多风险,这使人类社会进入风险社会.自反性现代化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人类的过度实践、经济和社会的非理性发展、科学技术的无限制应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政治失灵及社会治理失效等.治理自反性现代化、增强社会的安全性,必须对工业社会及其现代性进行深刻反思,诉诸理性实践,使经济、社会合理发展,制约科技理性,进行政治变革,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社会治理和建立复合治理结构等.     

马克思晚年探索的理性与非理性的转换和统一机制

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一直是个争议较大的问题,理论本身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都需要对这个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马克思早、中期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东方国家发展道路的思考主要源于理性的思维范式,主要体现为向历史和社会的进步倾斜,这种理解虽然是正确的,但也留下了理性与人的价值何以相悖的问题。马克思晚年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把对东方国家发展道路的理性思考与人的价值结合起来,既重视社会发展给人带来的长远利益,也重视人的眼前境遇,实现了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的双赢,体现了理性与非理性的转换和统一。     

风险、现代性与当代社会发展——当代西方风险理论主要流派评析

关于现代化过程中的风险景象及其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影响的争论是当前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在现代性这一当今诸多学科共享的问题背景下,依据对风险与现代性关系的不同理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层面的风险研究主要有四大流派,即风险社会理论、风险文化理论、风险的复杂自系统理论和风险的"治理性"理论。在全球化的情景和建构和谐社会的语境中,借鉴这些从风险视角透视现代化发展方向和未来的理论,从创新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高度,反思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风险问题是发展研究不可忽视的新课题。     

生存理性及其更替——两代农民工进城心态的转变

文章结合文献分析,认为第一代农民工的进城务工心态主要是生存理性,而第二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心态转变为以发展理性为主;发展理性在社会需求、实现自我层次上高于生存理性,而在贫富分化、社会排斥的容忍度上低于生存理性;由此两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的变化,亟需国家与社会的回应.     

治理视阈下中国文化政策的转型脉络

本文旨在从治理逻辑的角度对我国文化政策发展与转型的运动轨迹进行理论化阐释,并进一步探讨它的发展趋势。"党的革命理念"、"国家文化领导权"、"市场经济理性",和"公民权益理性",这四种主要的治理逻辑构成了建国以来中国文化政策的场域。在这一框架下,我国文化政策经历了从党的革命理念与国家文化领导权相结合的主导逻辑向国家文化领导权与市场经济理性相混合的逻辑渐进式转型。国家文化领导权的内涵从阶级政治的斗争哲学转向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性。尽管这一转型尚未彻底完成,伴随着国家发展的需要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目标的确立,一种新理念--公民权益理性,正在兴起并开始影响中国文化政策的发展。这意味着中国正迎来文化政策的第二次深刻转型,将向着与公民权益理性相融合的文化治理方向迈进。     

法制社会中的警察权--以公共领域为对象的考察

大政府日趋式微意味着警察国威风不再,威权政治的合法性也无法依赖传统的方式得以构建.如果经济基础的革新与发展所导向的只能是市民社会的兴起,那么警察权必须做出适当的回应,其结果是为国家与社会的对话提供一个开放的公共领域,从物理上的公共场所,到公共舆论的形成,最终形成公共理性,警察权在自身范式转化的同时也在型塑一个合法化的公共领域.     

应对社会风险 构建和谐社会

与传统社会相比，现在的社会形态已经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风险社会”征现，西方社会学家的风险理论为我们认识当代我国社会的深刻转型提供了研究视域，如何应对来自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自然的风险，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控制和治理风险，把风险降到最低程度，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