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后期的直隶地方官

在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发展过程中，直隶地方官的态度和决策，成为影响义和团运动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义和团运动后期，直隶地方官秉承清廷改抚为剿的政策，对义和团进行了镇压。与此同时，他们自身的境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拟对义和团运动后期的直隶地方官进行较为系统的勾勒，希望以此促进对直隶义和团运动的进一步了解和研究。     

裕禄与直隶义和团运动

裕禄(约1844—1900),字寿山,满洲正白旗人。他先后出任过安徽巡抚、湖广总督、盛京将军、四川总督等要职。1898年内调为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同年9月戊戌政变后,荣禄内调为军机大臣,裕禄补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帮办北洋军务。在此以后,正是直隶义和团运动从兴起到高潮并经历天津保卫战的重要时期。关于裕禄对直隶义和团运动的态度,晚清政界及史学界基本上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他始终纵容支持义和团;二是认为他在大沽战前对义和团始终实行严厉镇压的政策;三是认为他对义和团的政策经历了“剿抚兼施——剿抚两难——主抚的过程,同西太后对义和团政策的变化过程是一致的”。笔者认为,前两种意见都未免偏颇,第三种意见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本文试就这一问题浅谈自己的意见,以就教于史学界。     

义和团运动与华北社会暨直隶总督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７日至１１日在河北保定召开了义和团与华北社会暨直隶总督全国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就义和团运动与华北社会经济、文化心态；反洋教斗争；义和团和白莲教、资产阶级革命派、维新派的关系；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特点以及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如何深入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讨论的成果：有的是旧问题，新论证；有的是新视角，新领域；有的是新观点，新突破；有的是新考证，查漏补缺；有的对如何深入研究义和团运动提出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直隶近代社会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义和团运动首先是从直鲁交界的威县一带兴起的.在这场运动的兴起时期,直隶义和团的斗争即占有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史学界对这场运动在直隶兴起的原因并未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从直隶近代社会发生变化的几种因素中探讨这场运动在直隶兴起的原因,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功绩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重大事件之一。多年来,众说歧异。本文想就义和团的功绩问题谈谈个人看法。义和团运动是在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狂潮的     

深入研究直隶义和团运动的思考

直隶（今河北省）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又是运动高潮的中心地区，也是抗击八国联军侵华的重点地区。长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笔者提出了开展社会调查、广泛搜集资料，转换研究视角，探索世纪之交直隶社会的特殊性和划分区域、划分阶段深入研究直隶义和团运动的思考     

论义和团“扶清”的思想基础

1898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时,一部分义和团组织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随着义和团在北方广大地区迅速发展,这个口号也被各地普遍采用.直到义和团运动被八国联军和清政府基本上镇压下去为止,在近两年时间里,广大团众就是在“扶清灭洋”的旗帜下进行斗争的.     

义和团运动与义和团战争学术论证会综述

为推动义和团运动研究,中国义和团研究会与上海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了"义和团运动与义和团战争学术论证会".与会学者就"义和团与中西文化"、"义和团战争还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义和团运动与社会转型"、"义和团运动与民族主义"及2010年学术会议主题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并从扩展义和团研究的视野、运用社会科学新方法研究义和团和开发新史料尤其是档案史料和海外史料等方面为2010年在山东大学和上海大学举行"两地会"形式的义和团国际学术会议提出了许多设想.     

社会灾荒与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期间直隶、山东等省发生大灾荒,这场灾荒使饥民、流民成为当时突出的社会问题。在民族矛盾的制约下,饥民、流民通过三种不同形式参加义和团组织,并以其独特的天灾观来激发灾民的抗争意识,扩大斗争的规模和声势。这证明灾荒与义和团运动的发展确有紧密的联系。     

义和团运动时期直隶士绅研究

直隶既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整个运动的高潮中心。直隶义和团运动始终与士绅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文章对直隶士绅参加义和团运动的原因、在前期和高潮时期的表现、以及在义和团运动后期产生分化及分化的原因作了初步探讨,认为直隶士绅在义和团运动中应视为一支进步的力量。     

试论直隶义和团运动三个阶段中的特点

多年来,学术界对直隶义和团运动研究较为薄弱。本文以翔实的资料对直隶义和团运动三个阶段的特点进行了论述。直隶义和团运动兴起最早、失败最晚、坚持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参加人数最多、付出代价最大。直隶是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清政府的卖国罪行最重要的省份。通过对这些特点的论述,不仅为了引起学术界对直隶义和团运动研究的重视,也是为了成千上万为保卫祖国的主权而牺牲的直隶人民一个公正的评价     

庚子战前裕禄与袁世凯对反教会斗争的不同对策

1899年秋朱红灯起义前后,山东是义和团最活跃的地区。是年底以后,山东义和团渐趋沉寂,而直隶义和团却迅速发展起来。对这种不平衡的发展,人们作出了种种解释。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袁世凯到山东接替毓贤后,对义和团进行了“疯狂屠杀”,使之遭到严重摧残,而裕禄在镇压义和团方面则不如袁世凯严厉。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裕禄对义和团反洋教斗争表现了“某种程度的同情和支持”。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义和团运动在辽西

二十世纪初,席卷北部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初起于山东,是由民间的秘密结社义和拳发展而来的,一九○○年春进入京、津地区,旋即由陆路的海路传入靠近鲁、冀的锦州、朝阳、营口一带。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扩展到整个奉省和东北地区,形成燎原之势。辽西义和团作为东北义和团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同其它地区的义和团勇士们遥相呼应,用大刀、长矛与满腔怒火,同     

关于义和团是否反封建的问题

义和团运动是一次反帝爱国运动。它反帝主要表现为“灭洋仇教”;爱国主要表现为“保大清国”。对于义和团的反帝,虽有反帝方法上的争论,但论者都承认义和团是反帝的,而在爱国上却有反封建和不反封建之分。近代中国人民革命的任务主要是反帝反封建。义和团“灭洋仇教”表现了它的反帝革命性;而“保大清国”却说明它是不反封建的。现就后者谈些粗浅的看法。     

有关评价义和团运动历史地位的几个问题

90年前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以它独特的斗争形式和内容席卷中国大地,震惊了资本主义世界。对于中国近代史上这次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不少的歧见。这里,我们仅对有关评价义和团运动历史地位的几个问题谈些看法。一如何评价“扶清灭洋”“扶清灭洋”是义和团在斗争中提出的口号,对这个口号的内含和属性,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还是把它看成是义和团的斗争纲领更符合历史实际。理由是: 第一,从字面上看,“扶清”与“灭洋”是并列的,并没有策略与目的之分,也看不出有方     

应当全面看待义和团运动——谈义和团的笼统排外主义

毛主席在历次论述中国近代现代革命历史时,总是把义和团运动看作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一个准备阶段。可见义和团运动是有其正义性和革命性的一面的。但是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阶段(我们认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是在辛丑条约后)的农民自发的运动,并且是发生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北部中国。因此,这个运动本身不能不具有严重的落后性。一个林彪“四人帮”的理论家,从其假左真右的立场出发,以尊重“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为名,完全不顾历史事实,竟把义和团的落后的缺点的一面,也就是义和团“笼统的排外主义”的一面,一概都说成是革命的,把义和团的所作所为都说成是“革命群众的运动”。其目的很明显,是想用历史上的所谓“革命群众运动”来为其现实的反革命政治野心作辩护,为他们的反革命需要服务。我们必须肃清林彪“四人帮”在义和团研究中的流毒,全面地正确地研究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其中主要的就是既要首先肯定义和团运动进步的一面,同时也必须指出义和团运动缺点错误的一面。     

清政府的政策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初,清政府基于对它的认识,对之采取了消极限制的政策,其表现是“会匪区别”、“惩首解从”、“改拳为团”等。在同帝国主义列强矛盾尖锐的情势下,清政府出于对义和团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双重恐惧,对义和团的方针一直在武力镇压和“以民制夷”之间摇摆,这从客观上对义和团运动的壮大产生了重要影响。     

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与义和团运动的爆发

义和团的起源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应该是两个问题,尽管有联系。"义和团,起山东",而义和团运动起川东,是余栋臣第二次起义,而非赵三多起义或朱红灯起义拉开义和团运动序幕。因为义和团运动与教案并无实质区别,组织与仪式只是义和团运动的一些外在特征,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与义和团运动在一些主要方面相同或相近,余栋臣第二次起义直接推动半个河山的义和团运动,并与义和团运动爆发有内在联系。突破"山东说"、"北方说",可能会看到一个更为完整的义和团运动。     

19世纪末直隶士绅状况研究

直隶义和团运动之始终与士绅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文章对19世纪末直隶士绅的状况,包括：构成、特点、心态等作了初步探讨,以期进一步探究19世纪末直隶社会结构及直隶士绅与义和团运动之间的关系。     

梁启超笔下的义和团运动

梁启超以历史见证人和历史学家的双重身份,专题探讨过义和团运动的前因与后果,并且时叉和团有所评论。梁启起试图从事物之普遍联系乃至近代国际关系的角度来探讨义和团运动的因果关系,而不是孤立地就义和团谈义和团。梁启超关于义和团事件的研究,其主要学术贡献并不在于对义和团运动发生的原因分析得如何详尽,而是就义和团运动所产生的多方面的复杂影响提出了某些深刻的见解,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并不因为其中某些谬见而遮蔽或冲淡。除了对义和团事件发表自己的见解外,梁启超还以"导师"的口吻,就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开列出8个方面的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