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的有效性不应该否定——与张江教授商榷

张江教授把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归结为"强制阐释",并以此怀疑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就其主观意愿而言,"强制阐释"论是为了反对文艺理论研究的全盘西化,提倡从中国文艺的实践出发来建构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但是,由于从总体上否定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在客观效果上势必会产生文化民族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的弊病。"强制阐释"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中国近现代文论的发展就是这种历史必然的结果,是中国文论的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张江教授所揭示的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的话语特征,从本质上来看是西方文论的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的主要表征,也是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不足之处,可以作为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借鉴。西方文论包括西方古典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现代主义文论、后现代主义文论,西方文论不仅有科学主义思潮,还有人文主义思潮。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论为基础,以西方文论为参照系。否定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中国当代文论就不可能建构出科学、系统、完整的现代化文论体系。     

李健吾诗性批评的特质与价值

李健吾的文学批评虽有西学背景,却放弃了西方文论的学理言说,从直观出发,整体把握,致力于开掘批评者与作者之间的灵魂共振;用隐喻与象征的形式表达生命体验,以艺术通达真理,呈现出鲜明的诗性特质。其文论的诗性品质正是中国诗学传统的发展。     

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两次转型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论被译介到中国以来,西方文论在中国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并在20世纪中国文论的两次转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0世纪中国文论的第一次转型发生于20世纪初,表现形态是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西方文论是重要的外力和理论参照;20世纪中国文论的第二次转型发生于20世纪末,表现形态是实现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化转型,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成为建构中国当代文艺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论中西比较诗学的"超越"意识

"中西比较诗学"中的"比较"具有翻译、对话、联系、阐发、影响、接受以及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等特殊涵义,它以全球文明作为本位,而不是以某一文明作为本位,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双语背景和双语意识的跨语际文论研究.我们既不能用中国文论的标准来衡量西方文论,也不能用西方文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文论,而要超越中西方两种文论视界.     

从"失语症"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再思考

在学界普遍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文论"失语症"讳莫如深的时候,国内一些睿智的学者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清理和转换,这项工作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但是我们认为仅靠中国古代文论的清理和转换是无法实现中国实现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的.还有一个必要的环节就是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文章对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前提条件、理论实质和深层动因作了深入的分析,并期望通过倡导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来实现以我们民族文化与文论为主的文论话语重建.     

西方文论是建构中国当代文论的主要障碍

西方文论是建构中国当代文论的主要障碍,这种障碍表现在:西方文论预设了中国文论的思维方式,西方文论置换了中国文论的概念范畴,西方文论限制了中国文论的表达方式。在文论领域"西强我弱"的背景下,要建构中国当代文论,必须破除西方文论的障碍,摆脱西方文论在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和表达方式上的制约与钳制,必须看到中西方文论的异质性,坚持中国固有的文化规则,在与西方文论的交流对话中,"以我为主"地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     

返本开新的诗学建构--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的启示

20世纪中国诗学建构是在"西学东渐"的情势下进行的.中国理论界吸纳了西方近现代各种诗学方法和观念,缺乏民族文化思想体系的支撑,不免导致文论和诗学的"失语症".现代新儒家取"返本开新"之学术进路,以"人化论"、"心化论"、"生化论"为中心来建构中国诗学理论体系.这种有根的诗学,既突出民族传统而又兼顾中西,通幽微,达博大,给我们建构21世纪中国特色的文论和诗学体系以宝贵的启示.     

20世纪西方文论话语转型之原因

20世纪是西方文论蓬勃发展的时代,多元文论的碰撞、交融、转型等成为西方文论的发展趋势。本文梳理了20世纪西方文论的发展脉络,主要从社会发展与社会变革、哲学与美学思潮、语言学与语言哲学几个方面探究其对文论变革的影响,以期在当下中国文论话语转型的语境下,借鉴西方文论变革中富有意义的成分来发展本土文论,丰富我国文论建设。     

关于文艺社会学的思考

文艺社会学,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主流、现代文论的主体、西方文论的传统与新潮、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干与精髓,是当代中国文艺实践的强烈诉求和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文论、文化思潮。加强文艺社会学学科建设,不但具有学术资源的本土性和学术价值的现实性,而且具有学术视域的前沿性、世界性。文艺社会学,应该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切入点,当代文论建设的立足点,西方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契合点;成为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理论结合部和２１世纪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的学术生长点     

刘若愚"以西释中"的得失

刘若愚,1948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西语系,1952年获得英国布里斯多大学获硕士学位,此后则长期在美国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这种从中国到西方的人生经历,为他成为学贯中西的汉学家提供了有利条件.他一生致力于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著有<中国诗学>、<中国文学理论>等8部著作和50多篇学术论文.在文学理论方面,刘若愚以西方文论体系为参照,对中国古代文论给予结构性整合,形成了一套中西合璧式的比较诗学体系.刘若愚为中国文论走出单纯的汉语语境,与西方文论对接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所采取的"以西释中"方法,也存在着诸多弊病,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中国文论的特性.因此,本文探讨刘若愚"以西释中"方法的得失,对于中国文论"走出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和谐的“情景”到崇高的“境界”——论王国维“境界”说对王夫之“情景”论的错位生成

王夫之的“情景”说既是一种文学创造理论，又是具有更为广泛意义的美学理论，它与佛教的“现量”概念相结合，在明清之际构建了一座美学理论的高峰。王国维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系统阐述“境界”说的第一人，其“境界”说脱胎于“情景”论，然而，它经历了一个从艺术走向人生、从人生走向哲学、从以和谐为基调的优美走向以痛苦为主要内涵的崇高的历程。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在近代中国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同时又是以西方近代哲学为重要营养的学说，它是对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情景”论的错位生成，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向近代美学转折的标志。     

王国维：中国新诗哲学精神的潜在先驱

新诗的哲学精神不同于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而表现为对超越现世的另一个世界的追问,对宇宙真理的追问。其先驱者是王国维。王国维的诗学思想以严格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认为诗歌与哲学一样,都是真理表现的手段。王国维的诗学思想虽出现在白话新诗产生之前,但它表现的是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广义地讲也应属于“新诗”。新诗的哲学精神一直按王国维指引的方向前进。新诗精神的探讨虽然从“诗界革命”、《摩罗诗力说》等开始了,但王国维的思想提出得最早,是纯粹的哲学立场,更明确、更彻底、更系统。虽然其诗学观念至今少有人注意,但他事实上已构成新诗哲学精神的先驱,一位潜在的先驱。     

清末至五四时期中国诗歌理论的现代转型

清末至五四时期,中国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急遽变化,为适应中国新诗变革的需要以及外来诗学的冲击和影响,中国诗歌理论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从"诗界革命"论者到王国维、青年鲁迅再到五四诗歌革命先驱,一大批诗人、诗论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现代特色的诗歌观念、主张,逐步实现了诗歌理论的现代转型.     

王国维境界说的“超二元对立”探索方案

如何超越"二元对立"是中国当代美学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20世纪初,王国维在其境界说中会通中西相关思想,从"超二元对立"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艺美学的基本问题进行现代转换尝试,其中提出的中国文艺美学超越"善、恶"经验二元、超越"超验与经验"二元和超越"主、客"二元的基本任务以及从超越"超验与经验"二元对立层面解决超越"主、客"对立问题的探索思路,对于中国传统文艺美学的现代转换及其当代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论王国维诗歌创作对其诗学思想的依违

王国维中西融合的诗学思想,在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前已经形成。他的诗歌创作对其诗学思想存在先"依"后"违"的现象。他前期创作的与其诗学思想相"依"的欧西哲理诗,在晚清诗坛中自成一格,是晚清诗坛的一枝奇葩;他后期创作的与其诗学思想相"违"的传统文人诗则基本上不脱旧伦理、旧诗学的范畴,几无创新意义。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他对西方哲学信仰的动摇、社会思潮的影响以及"古雅"美学观的形成有关。     

现代诗学发生的哲学因素及现代诗学的开端

新诗哲学精神的理想愈来愈倾向于探究这个世界背后的神秘,追求宇宙真理。这与传统诗学的"诗言志"、"诗言情"的人间表达区别开来,表现了新诗现代性的最核心要素。在理论上,王国维最先提出这一诗歌理想,以为诗歌与哲学一样,目的是求真理——天下万世之真理。这是现代诗学发生的最核心标志。王国维的首倡之功功不可没。"诗界革命"不曾涉及哲学。李震先生认为《摩罗诗力说》是中国诗学现代转型的开端与标志,是中国现代诗学的真正起点。但《摩罗诗力说》作为诗学著作,哲学性并不是它突出的特色,也不是最根本的要素。     

论王国维“人生三境界”的诗性思维

一代国学宗师王国维以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传奇之人生彪炳青史。然而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言,王国维以其深厚的学养和独特的诗学智慧建构了诗学境界论,建构了“古今之成大业、大学问者”必经的“三种之境界”。尽管古今中外先贤已然提出了种种振聋发聩的“三境界”理论,然而自王氏之论横空出世,遂关千古境界之口,因为王国维这三个境界积淀了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典型的中国式诗学智慧,并已成为后嗣学人踽踽前行的生命坐标。     

从《诗论》看朱光潜对王国维美学思想的重解和建构

从《诗论》可以分析,朱光潜对王国维美学思想进行了辩证重解。在诗歌本质和功用方面,朱光潜认同王国维超功利性审美独立价值观,在"超脱观"基础上,把"人生艺术化"作为美学旨归;从生命层面,朱光潜颠覆性地重解王国维"境界说"等美学术语,在理论构架和深层思理上摒弃了王国维感性和零散型特点,以《诗论》构建了严整科学的现代美学学科体系。     

意境:一个范畴的现代旅行踪迹——以王国维、宗白华与李泽厚为例

以王国维、宗白华和李泽厚为例,对意境理论的现代阐释做还原性的描述,以呈现意境在20世纪之主脉及其踪迹。意境能够引起当代国人的共鸣,一方面由于上述王国维、宗白华和李泽厚对意境的理论塑造,另一方面更由于现代人的文化身份之焦虑需要意境来化解。在新时期的文学领域,意境则受到来自文学现象的新变的疑问,意境的普遍化与其局限性之间存在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清末民初中西文学观念的接轨

英语词literature原有学问、著述的意思,19世纪后期特指诗歌、戏剧和小说等审美性著述,形成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秉承“诗艺”传统,彰显科学与艺术、功利与审美的区分。古汉语中的“文学”意为“文章博学”,强调文章的学术内涵和经世作用。日本学者用“文学”对译literature,通过笸川种郎的《支那历朝文学史》中译本传入中国。中国学者接受了新的文学概念,观念上则形成两种主要倾向：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派注重文学的明道经世功能,将审美当作是特殊有效的手段;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派强调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审美特性和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