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建构与解构——“文学语境批评”中的辩证主体

文学语境作为一种理论范畴,它指涉着一种围绕文学作品的周边场域,在场域之中文学创作、文学阐释和文学文化等融为一体。文学语境批评在西方文学批评思潮之中呈现出建构与解构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模式:其一是建构性的文学语境,是以作家和接受者为主要理论维度的文学语境,像伽达默尔的“理解”语境和巴赫金的“对话”语境;其二是解构性的文学语境,体现于无主体的无边语境,像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德里达和卡勒的无边解构性文学语境。解构性的文学语境批评,主体早已被解构得无影无踪,而建构性的文学语境批评不仅没有抹去语境的主体维度,反而在理论中明显地将主体凸显出来。但是,建构性文学语境和解构性文学语境同时具有无边界性,这种困境可以从维索尔伦的“语境永久协商性”理论、二律背反思维和“语言与文本”差别性分析三个方面得到解决。     

全球化语境下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势必会导致第三方文化的产生。其背景是西方国家对其政治体制以及文化的推崇,而中国文化在传承和走出国门还缺乏推手。在全球化语境下,中西方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为:西方文化的强制性和中国文化的固守性。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体现在思维形式、语言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导向三个层面上,其中价值观导向的差异是最核心的碰撞。而两种文化的交融则表现在我国的民族文化对西方文化带来了一定的启迪,发达国家的文化在我国有着一定的渗透,以及中西文化融合三个方面上。     

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性

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即从强调客观性到强调语境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有一个从先验到语境的变化,从强调因果决定到强调政治和领导权实践的重要性;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中,解构逻辑的展开是从“阶级”和“经济基础”等客观主义和先验范畴开始的,“阶级”和“经济”本身受到分析的语境形式制约,具有话语性质;客观性和同一性是政治权力的建构,一切取决于领导权实践和解释的战争,当前的确定性本质上会受到未来的颠覆。     

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文化思想视角

本文提出了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概念的基本理解,并尝试从文化思想角度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表征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进行了初步分析,特别是在此语境下对“人”的理解作了新的反思。     

科学确证的研究进路探微

现代科学哲学对证据给予假说一定程度支持的考察与研究,经历了由确定性证实到弱证实性确证、由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由二元确证关系考察到三元确证关系考察、由逻辑重构到逻辑与经验统一分析的过程.这一过程既反映出人们对科学确证认识的进步,也体现出对科学确证进行逻辑重构的理性诉求.     

论转喻的语境依赖性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对语言中的转喻进行了如下的探讨：转喻性的表达是思维在语言层面的体现；语境依赖性是转喻的显性特征，转喻的表达和理解是在语言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三个层面得以实现的；对转喻的语境依赖性进行分析能够让我们进一步地了解语言的认知属性。     

文化调适和文明互鉴视野下的跨文化阐释——以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解读为例

现代以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互为他者与镜像的关系呈现出跨文化交流的异质性，尤其在对西方文学作品解读中，国内学界常存在将自身的价值观念投射、附会于异文化的文本的现象，由此得出带有自我主观性意见的论断。对经典名作《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解读即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个案。这一作品常被国内学者认为是对“美国梦”的反思，对其虚幻性与欺骗性加以揭示；而国外学者则聚焦于作者对小说中呈现的当时社会道德沦落与“美国梦”无法实现的不满。而以历史化的原则深入解读小说情节和叙事策略，我们可发现它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浮世绘的叙述，借“美国梦”在特定时期无法完满实现的现实，再次确证其价值；这是因为它本质上是资产阶级自我意识的展现，是对所谓“现代性观念”的自我确认。由于阐释者和创作者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迥异的价值观认同，国内外学界对于同一文本叙事产生了微妙、但具决定性意味的认知差异。跨文化文本阐释中的这种误区启示我们在解读不同文明文化的社会和时空语境中的文本时，需要进行必要的“文化调适”，从而在“文明互鉴”的视野下坚持阐释的历史化原则。     

翻译研究新范式：认知语境转向

翻译研究的"认知语境转向"以人类的认知和理性存在的本体论为基底,其哲学根本是体验哲学与历史事件.认知语境具有认知与语境的本体论特征,体现客观实在性和认知相对性的统一.认知语境转向从翻译的言内认知语境和言外认知语境及其互动的关系出发,考察翻译主体的认知、语言、存在的互文顺应关系,在宏观和微观上探索译学发展途径,避免译学"语言学转向"的语言泛化、"文化转向"的文化泛化等倾向,把焦点集中在解决译者思维与文本、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翻译研究的"认知语境转向"的取向大大拓展了翻译研究"认知转向"视野,也有利于译学的建构.     

美的本质刍议

美的本质是美学的基本问题之一。通过对中西方文化的对比分析。可知：中国哲人的“意境说”与西方智者的“理念说”，在美的本质问题上是不谋而合的。这种吻合从中西方文化两个角度，证明了美的本质是主客体之间的和诣、共鸣状态，是主客体的统一。     

视觉修辞与《点石斋画报》器物叙事的“现代性”表征

作为《点石斋画报》“低调启蒙”的表现形式，器物叙事既是画报对“西学东渐”社会语境的视觉回应，更是其承载“现代性”启蒙的可能性路径。画报以“图-文”互文的表意格局强化了器物叙事的“事件性”出场，以民族图像符号的跨场域移植与虚拟场景的审美建构推动了西方叙事语境的中国在场，以中西绘画话语的时空并置来营造文化场域的对话机制。尽管这一修辞性的视觉建构更多出于彼时办刊的条件所限，但因地制宜的视觉改良却成就了画报表征“现代性”的独特形式，也使得考察画报视觉形式与潜在启蒙意指的关系更为可能，它不仅深化了我们对《点石斋画报》政治属性的理性认知，对当代视觉文化的意识形态建构同样不无启发。     

“文气论”话语范式转换与美学重释

在当代文学批评语境下，如何较好地契合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复杂关系。文章从当代理论重构的意识切入，分析“文气论”的现代话语范式，主要涉及“文气论”的哲学根源，指出“文气”之清浊决定了文章的审美价值，物之美恶；在“文气论”中，蕴含着作者与文本、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个人气质与后天学养、内容与形式等诸多辩证统一的关系，这无不彰显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突出特点———浑融性。文章关注从哲学和科学上的气论哲学到文学批评话语上的“文气论”这一生命美学范畴对现代话语范式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对比西方传统美学中崇高与美的审美范畴对立，阐释“文气论”的普适性价值及其合理性，使其现代阐释及美学重构成为可能，并为建立跨文化的美学理论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非线形阅读”与钱锤书文学批评的双重语境

当代西方互文性理论倡导的双重语境下的“非线形阅读”，对文学接受意义重大。资料表明，钱锺书不仅具有足以与西方互文性理论相互对话的思想，而且其文学批评也体现出“非线形阅读”所具有的语境的广博性与多重性；此外，钱锺书还注意到过于强调双重语境所带来的阅读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关于恩格斯《论权威》及维护党的领导权威的几点思考

《论权威》是恩格斯阐述无产阶级政党权威思想的重要著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新时代维护党的领导权威,既要深入研读恩格斯《论权威》文本,揭示“权威”合逻辑性、合规律性、合价值性的“三性统一”,论证“无产阶级政党权威”是人类社会实践逻辑的必然要求、源于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内在统一、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为价值旨归,又要从中国的历史过往和现实国情入手,论证维护党的领导权威是“三性统一”的直接体现,确证维护党的领导权威之于当代中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实践中,立足权威“三性统一”,遵循“统一价值认同——共同利益契合——民主政治保障——有效权威塑造”的层次互构原则维护党的领导权威。     

从跨文化角度看台湾现代诗的语言策略

西方现代艺术对语言本体化、自由化的确认使现代诗歌创作第一次获得了独立的地位而不必再附庸于自然的外观和规律。这对中国新诗的创作和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中国新诗创作过分强调语言秩序与现实外观的吻合 ,始终没有脱离语言的逻辑性和经验的明彻性。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人是中国新文学创作中第一批自觉地探索语言的非逻辑形式、意象指涉的丰富性、审美诗境与客观实境之区别的开拓者。他们的诗歌创作从“超现实主义”出发创造一个不受自然律拘禁的“精神世界” ,使中国新诗产生了超越前人创作的审美冲击力。在理论上对“可解”与“可感”的区分表明台湾现代诗人已真正获得了现代意识 ;在创作中以“语境”印证“实境”则帮助我们更深切地认识现实的真理。台湾现代诗人较之前辈新诗人更重视诗歌的美学性 ,这是中国新诗观念发展成熟的体现     

连续性的“文”的观念下的中国古代语-图关系的形构

中国古代的“文”的传统建立在一种连续性的“文”的观念基础之上，表现为自然与人文、文字与图像之间的一体性，也体现为这种整体性的“文”的观念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连续性的“文”的观念使得中国古代的语-图关系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以新的形式紧密结合在一起，没有发生西方意义的语-图关系的对立和紧张。语-图关系变迁的过程实际上是“文”的内涵不断被改写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文”的意义赋予语图关系以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一旦图像逻辑试图独立发展，“文”的传统总是进一步对图像予以新的赋义。在宋元以后，中国文化中的图像逻辑被“文”的传统彻底归化，而那种独立性的图像逻辑在中国文化中则始终没有出现。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颜色”与“性”

用不同的“颜色”来表达“性”的意识,是人类文明的一个进步。中国与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因而不同“颜色”的内涵及其与“性”的关系也大相径庭。作为“性”的代名词,蓝色、黄色、绿色、粉色、红色,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生活中普遍地使用着。比较和分析各种“颜色”与“性”文化的密切关系和深刻渊源,可以从中捕捉到不同社会背景下的“性”文化的诸多差异。     

论朝鲜音乐家韩悠韩作品的混融性特征

中国革命意识和反日独立意识融合在一起,构成了韩悠韩作品混融性特征的文化语境。韩悠韩音乐的混融性体现在西方音乐的3/4拍和韩国传统音乐的6/8拍的结合上,体现在作品旋律的构成上,还体现在对西方音乐与日本音乐音阶整合与借用上。这使得韩悠韩的音乐被赋予了符合现代性美感的创新性,证明了在艺术创作实践中跨文化视角的重要性。     

跨文化传播中文本意义的文化阐释

不同的民族形成不同的文化个性,不同的文化体系体现出文本意义表述的不同方式.本文从语用学的顺应论入手阐述了跨文化传播中文本意义在语言结构、心理世界和语境关系顺应层面的个性化文化编码选择,通过现象学的主体间性哲学观论述了文化差异对文本意义理解影响的认知策略以及文化融合的跨文化传播原则.     

“伤悲的欢乐”之歌——荷尔德林的诗歌《还乡——致亲人》阐释

《还乡——致亲人》是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的著名诗歌。通过对此诗的解读，可以透视诗中“伤悲的欢乐”的神秘面纱，也可以体味到诗人哲学式的诗歌写作风格。诗人把返乡的原初地定在了“阿尔卑斯山”，体现了一种隐秘的宗教语境，隐含着西方宗教文化的神性／诗性话语；诗人此次“返乡”之举不仅仅是一次实地意义的返乡，而更应看做是一次精神（主要体现为神性或诗性）意义的返乡。     

现实语境下的中西方婚姻文化碰撞与交流

婚姻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婚姻文化中尤其以婚姻观念和婚礼习俗为重,中西方各自的婚姻观念和婚礼习俗构筑了不同的婚姻文化。在现实语境下,涉外婚姻必然面临不同婚姻文化的碰撞与交流问题。在此通过对中西方婚姻文化差异产生之源流的追溯,分析中西方婚姻文化差异的表现以及由此引起的碰撞与交流,阐述了婚姻观念比婚礼习俗对涉外婚姻的影响更为重要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