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研究的三种理论取向述评

本文详细回顾并分析了近年来社区研究领域经常采用的三种理论取向：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社区治理的理论视角以及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分析认为,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有助于在宏观层面理解改革开放以来社区建设的变化,但却无法透析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社区治理虽然是近期的“时髦词汇”,但它更多是作为组织框架而非解释模式,缺乏“指向性”；而社会资本则存在循环论证的缺点和“概念泛化”的趋势,需要通过理论的和实证的研究明确其基本内涵.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变迁的过程分析--基于资源配置视角

治理是研究社会关系的新理念,强调随着资源配置结构的复杂、多元、动态化,社会治理结构从政府单极统治走向网状水平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单位不再只是资源配置的主体,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推动国家"社区建设"理念的提出,从而鼓励社区非营利组织、社区公众和政府一起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形成网状社区治理结构.尽管政府在新的治理模式中依旧处于主导地位,但模式也体现了国家-社会关系的转变.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模式创新与制度保障

西方国家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证明,政府、企业与非营利组织是社区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三元主体.为充分发挥中国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有必要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制度化模式.本研究根据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状况及其制度环境,提出了"政府主导、项目带动、网络联动、整合发展"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创新模式;并从登记制度、扶持机制、志愿参与、社工人才建设及评估机制、监管机制等方面提出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六项制度保障措施.     

再组织化：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联结与互动——基于对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调研的思考

再组织化是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社会重新组织的过程,体现社会自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城市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即在社区引导下居民自主、自愿形成各种组织的过程。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揭示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特征,即社区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丰富了居民社会生活,创新了社区互助服务模式,在参与公共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组织化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的结构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赋权机制、自下而上创新驱动机制和基层社会整合的社会资本机制来实现的,并具有协调可持续性。     

从"机械嵌入"到"有机嵌入":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及路径探究

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新时代,社会组织嵌入城市社区治理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本文以嵌入理论为基础,从嵌入主体、嵌入手段和嵌入后的状态三个角度出发,认为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面临着"机械嵌入"的困境,表现为社会组织建设薄弱、项目制缺乏理性以及社区信任和参与不足.因此,本文提出"有机嵌入"...     

社会治理视域下社区广场舞管理策略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研究社区广场舞管理,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视野。对广场舞社区管理制度框架进行分析,尤其是对社区居民关系等管理主体从系统论角度分析,研究其在系统中的状态以及构成的系统秩序,解析和评估社区广场舞管理;运用结构化理论,既重视行动者的策略行为,也重视其建构的结构力量,对广场舞外部环境因素、问题提出可行性方案,提出对社区广场舞管理人员选拔、培养的管理,特别针对年轻管理人员制定合理有效的激励措施,有助于深化社区广场舞管理人员培训的多元化、一体化、个体指标差异化。     

社区公民参与特殊性之内外审视——基于治理视阈

近年来,"社区自治"、"社区治理"两个概念在学术界被频繁使用,也体现了我国社区建设存在着"社区自治"和"社区治理"两种主张之争.实际上,社区治理更符合中国的现状,它要求重视公民的作用,但公民参与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社区治理顺利推进的"瓶颈",因而对公民参与特殊性进行外内部的审视,应该能推进社区治理向前发展:从社区参与的外部视角审视,社区是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载体,即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自治组织,但不能仅仅是惟一的自治组织;从内部视角审视,内部参与将促使社区逐渐摆脱政府控制,培养公民精神,有利于促进社区公民社会的发展.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何以可能?——迈向经验解释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既是当前我国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现实基础,也是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我国城市社区呈现出社区组织碎片化、社区公共性衰落、社区生活个体化三大新困境。"社区治理共同体"成为化解城市社区问题的有效理念。此共同体以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为主体,以社会再组织化为手段,以实现社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为根本目标。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社会、国家参与社会自治组织实现合作主义的具体实践。这不仅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更有利于加强基层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不同理论视角下的社区自组织研究综述

社区自组织研究是当前社区研究的前沿课题.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公民社会理论和法团主义理论主要探索了社区自组织生长、发展的背景,培育、发展路径等;新制度主义理论则强调自组织机制对秩序和制度的基础性作用;治理理论则揭示了社区治理内在地要求社区自组织的生长,进而成为新的治理工具.总而言之,社区自组织正成为社区建社的一种新方向.     

社会资本视阈下的“村改居”社区治理——以深圳市宝安区为例

社会资本直接影响着社区治理的绩效.城市化进程加快导致"村改居"社区的大量出现,处在城市的新社会空间之下的"村改居"社区.由于进行"居站分设"治理模式的变革,出现了治理困境,给和谐社区的构建带来了难题.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来分析"村改居"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因素,以及在"村改居"社区治理中利用传统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的必要性.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研究

学术界对中国地方社会权力结构变迁的实证研究主要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下展开的,集中对乡村社区"权力结构"变迁、城市街区"权力结构"变迁以及"实践"(动态的)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等三个层面进行了诸多讨论,得出了不同的理论观点.大多学者认为,中国国家(政府)是铁板一块的或"同质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仍旧是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状态.     

社会组织参与灾后社区治理综述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已成为多个学科领域重点研究领域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前人通过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学理研究或实践总结,提出大量关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历程回顾、研究范式、存在局限及未来发展方向的观点,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大量宝贵经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本质上在于政社关系,关键还在于社会组织自身的成长,尤其在灾后重建社区,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程度直接关系其参与灾后社区治理的深度,更直接影响社区灾后重建的结果,而要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实现基层社区的多元治理,则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摸索出一套合理有效的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     

国家治理的职能转变与“国家 社会”的关系重构——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分析框架

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不能囿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分析框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去考察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所有政治问题的核心,要从根本上理解国家行为,就必须从国家的本质入手;政治统治、社会管理与国家治理都被打上了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烙印,具有本质一致性,但在形式上又有显著区另别;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变,就必须要处理好国家治理中阶级性与社会性、统治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之间的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提升社会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独立性,实现“国家-社会”的正和博弈,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仅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还关系到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发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既不能落入国家全能主义的陷阱,轻视市民社会的培育,也不能片面强调弱化国家力量,消解国家权威.应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前提下,努力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何以发生——一种新结构政治学的分析

新结构政治学的分析框架由系统、动力、行动者、过程四个方面构成。从系统来看，对时代特征、发展阶段以及自身禀赋的客观判断使得中国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特别强调基础性条件的重要作用。从动力来看，在效率与公平、集权与分权之间的平衡使得中国极为强调秩序稳定的重要性。从行动者来看，中国在强调执政党引领功能的同时，也强调国家的制度保障以及社会的活力功能。从过程来看，层次推进与渐进改革使得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得以稳步发生。以中国国家治理经验为基础，可以进一步抽象出国家治理的需求层次理论。国家治理的需求层次理论包括基础、价值和可持续三个层次，而国家治理应该沿着治理的阶梯层次逐级实现。从更为形象的角度表述，国家治理的需求层次理论可以被总结为“治理阶梯理论”。治理阶梯理论与新结构政治学的框架是相互融通的。新结构政治学并不旨在探讨最佳经验，而是寻求实现国家治理平衡的整体性机制。     

社会组织“悬浮”社区的治理进路：从脱嵌到嵌入

“悬浮”的社会组织难以在社会治理中有效发挥“社会协同”功能。模糊性行政发包对组织公共性生产的弱化、追逐市场分利导致的对地方治理网络的游离、复杂的街区权力关系对组织专业承诺的消解、陌生人社会与自治困境对关系构建的挤压是社会组织“悬浮”社区的主要诱因。社会组织“回归”社区必须因应现实,实现双重嵌入。要上下统和促进社会组织的结构性嵌入,在政策组合上给予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更充分的支持,并注重地方政府治理理念与行为的调试和优化。要内外联动推进社会组织关系性嵌入,通过社区场域的协同再提升充分释放社会组织专业活力,并推进社会组织自治的再完善以不断提升扎根本土情境的能力。     

福山“国家构建”理论的背景分析

从自由民主制度"历史终结论"的预言到"国家构建"理论的重构,弗朗西斯·福山思想的演进是基于对历史逻辑与现实世界的广泛分析与深刻思考,更加关注在"国家职能"和"国家能力"二维分析框架下改善国家治理主体的能力、建立良制、促进社会良序。解析福山"国家构建"理论提出的理论和现实背景,对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及治理体系建设研究的深入有着积极意义。     

农村社区文化:变迁与重构

"皇权不下县"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我国以皇权为中心,绅权、族权、宗权共同参与治理的农村社区治理文化。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革促进了我国农村社区文化的转变,农民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均开始了现代性变迁。然而,历史和现实原因导致农村发展滞后,发展动力的缺乏和外部支持的不足等制约了农村社区文化的发展,为此,从根本上破除城乡二元格局、构建新的社区认同等成为重建农村社区文化的现实选择。     

互惠式治理:社区治理的日常运作逻辑

随着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环境发生显见变化和国家治理策略的适时调整,依靠各种联结纽带、资源共享、利益往来、情感体恤等因素构成的利益互惠、情感互惠、邻壁互惠、同构互惠等互惠式治理在社区生活中不断显现。客观存在的"半熟人社会"、历久延续的"单位记忆"和错综复杂的社区权力结构,构成互惠式治理的社会基础,对社区秩序的追寻和不容回避的互惠互利取向则构成其生成逻辑。建构协商合作型社区治理体制不仅仅具有理论层面的建构性,而且具备实践层面的客观需求。     

“准公民社区”: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一个替代模型

对过去十多年的社区建设检视发现,当前中国城市基层治理在有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推进,如市民参与频率和参与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社会网络发育良好的社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展自主权。总体而言,城市基层治理状况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其权力结构状况处于从基层行政机构和相关商业组织的操控到市民参与相对发达、拥有一定自主权的"准公民社区"的连续谱中。但当前社区民主化由于城市管理体制和市民群体自身的原因仍难以充分发育。国家和非正式社会网络对基层治理绩效有着很大影响,但其影响又是变动不拘的。当前城市社区政治发展由此一方面展示了现代社会理性化特征,另一方面又印证了传统因素的作用。     

社区治理中的政府再造社会组织

政府在社区建设中从行政性管理向“社会性治理”的实践中主动再造了大量的社会组织承担社会服务,这类再造社会组织在实际运行中所形成的社会组织与国家的合作方式,具体表现为政府提供资金,民间组织提供服务的委托经营模式.社会组织的运作逻辑体现了社会转型期间国家社会化治理的尝试,社会组织以专业性、第三方性、贫民性、委托性等特点弥补了政府职能让渡出的空间,但这一类政府再造的社会组织运作过程中依赖政府,成为政府部门的延伸,表明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进一步加强.政府与官办社会组织的合作提升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技术,进而促进了社区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