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小品散文(下)

三、苦中作乐1 92 7年后中国政局变得日益混乱 ,然而小品文却异常活跃起来。有人说 :“十年前新体诗盛行 ,各报的附刊跟各种杂志都登载新体诗 ,这两年小品文忽然流行 ,作家又多喜写小品 ,非文艺的刊物也注重小品 ,大有从前新体诗的盛况。”(谢六逸《小品文之弊》)可见此时小品文身价之高。在小品文中兴里用功最勤、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要算林语堂了。林语堂与周作人有着直接内在关联 ,在观念、思想、性情和审美等方面 ,周作人都是林语堂的“师友”,在小品文方面也是如此。 30年代有人说 :“知堂先生的特殊小品文体 ,里面古文分子加强 ,就发…     

林语堂与明清小品

林语堂酷爱和痴迷明清小品,将它视为精神和灵魂的源头,这是其他中国现代作家所无法比拟的。究其原因, 主要与周作人的倡行、小品文的特质、作家的性情及对当时文坛的不满有关。明清小品帮助林语堂确立了生活的艺术观,赋予了他幽默、性灵和闲适的审美趣味,强化了他对常识的尊重等。林语堂对明清小品的超越意向在于：具有更多的现代思想意识,更富于放逸、自由和优雅的气度。当然,过于崇信明清小品使得林语堂因袭大于创造,还由于躁动大于静穆,林语堂就不能像明清小品作家一样对物性和天地道心有更深刻的感悟。     

周作人与台湾当代小品散文

周作人的小品散文在 2 0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但在建国后很长一个时期里 ,冲淡型散文在大陆几乎销声匿迹。然而 ,在海峡彼岸 ,经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传播 ,由周作人开创的这一类型散文倒绵延不绝 ,成为台湾当代散文的一大景观。周作人与台湾当代学者散文形成了深刻的渊源关系。     

林语堂与性灵文学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坛著名的作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林语堂在创作上已经渐趋丰富和成熟,从而迫切需要在创作理论上形成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因其浓厚的浪漫主义气质和自由主义精神,此时他已在西方众多的哲学、美学思想中,筛选出他所认同和需要的表现主义美学,并经过创造性的综合改造,使之成为他可以应用的理论武器。而当时周作人扬起的“性灵文学”大旗,也与他的性情和兴趣一拍即合。本文着重分析了晚明性灵文学与林语堂创作理论形成的渊源关系,并通过比较、分析,指出了林语堂性灵文学观的独特性和局限性。     

论周作人与郁达夫五四散文观的差异

周作人与郁达夫以散文家的资质解读五四散文。作为五四文学的在场者与创造者,周作人注重散文主体的“性情”与“趣味”,郁达夫则瞩目文本中人性与社会性的“调和”。这不仅凸现出他们操持的散文观念的差异,而且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五四散文因其开放而得的多元品格。     

鲁迅和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比较观

鲁迅和周作人都是“五四”以来的散文大家。郁达夫在1935年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时,虽然“忍心割爱,痛加删削,结果还把他们两人的作品选成了这一本集子的中心”,占了所选十六家散文作品总数的“十分之六、七”。这虽然和他的“偏嗜”有关,但是,“二周”在我国现代散文界的卓特贡献,也确实不能不使选家把他们提高一格来看待。郁达夫在散文集《导言》中强调指出:“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为最丰富、最伟大。”他对“二周”散文的这一总评虽未分轩轾,但以泛论而言,亦大体不失公允。     

文化边缘透视

文化边缘透视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宋剑华作为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多元格局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宗教文化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这一研究课题，已愈来愈受到众多学者的青睐与重视。譬如佛教对于许地山、废名等人，道教文化对于周作人、林语堂、沈从文等人，基督教文化...     

胡风、许杰、苏雪林和穆木天的作家论

本文根据胡风、许杰、苏雪林、穆木天四人对周作人、林语堂、张天翼、沈从文、徐志摩五位作家的专论,就作家论的批评立场、思想视角及对于理想美与艺术美的价值评估等方面作了评析。     

林语堂的人生观

与同时期的鲁迅、周作人、胡适、陈独秀、郁达夫等人不同,林语堂的成长过程比较特别.鲁迅等人走的是从"中"到"西"的路子--从小接受的是国学教育,长大后才接受西方文化教育,如鲁迅从七岁到十七岁读的都是私塾,到南京入江南水师学堂后才接触西方教育.而林语堂从小学到大学读的都是教会学校,教会学校注重神学、外语而忽视国文,这就必然割断了他与中国文化的血脉.     

中国小品文的传统嬗变

为中国的现代小品文寻根溯源并其探索发展方向 ,一直是散文作家与理论家的追求。自周作人提出美文说 ,之后有鲁迅的Essay说、胡梦华的Familiaressay说、梁遇春的小品文说、周作人的性灵小品文说、林语堂的幽默小品文说等 ,他们所作的全部努力最终归结为周作人的论断 :中国现代小品文的源流是晚明小品文与英国小品文的合成。这些努力聚焦于一点 ,那就是促使现代小品文朝着现代意识与民族特色相融合的方向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