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取向重塑及其路径选择

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执政为民”理念和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诉求。构建服务型政府,必须重塑有限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公众本位的价值取向,使政府治理范式由以政府为中心的管制模式向以公众为中心的服务模式转型。以“顾客”为服务导向,实现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市场化、社会化,公共服务手段的电子化,实现财政体制由投资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路径选择。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社区民间组织的功能及实现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是从管理理念、管理主体、管理手段到矛盾化解机制等方面的全方位改革,其中社区民间组织有着利益表达与意志聚合、社会整合、公共服务、自主治理、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稳定等多重功能。政府应当把发展社区民间组织与改革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发展与规范社区民间组织、创新社会治理结构等。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改革意蕴论析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是我国深化政府治理改革和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重要路径。这一路径具有深厚的改革涵义,它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和化解社会矛盾、转变政府社会职能和释放激发社会活力、创新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结构、提升政府公共资源配置效能、推动事业单位改革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新机制,它具有独特的内在机理和逻辑,其集中体现为:以主体角色和职能的合理分解实现公共服务主体结构的重构;以契约责任关系代替行政权力关系建构公共服务诸多主体之间的联系;以多重机制有机对接和有效复合实现不同供给机制的优势互补;以新型的双引擎注入社会公共服务供给的新型强大动力;以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工具理性达成公共服务的目标理性;以对于公共服务事务的购买取代对于公共服务生产者的供养;以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内含规范达成公共服务供给的价值规范。当前,推进这一路径和机制的主要任务在于,建构公共服务社会企业的竞争性关系、完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机制、强化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各主体的能力以及建设理性的社会信任。     

政府公共治理和谐:农村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

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根本在于政府公共治理的和谐.现阶段农村社会不够和谐,从治理角度而言,主要在于政府公共治理的失衡,即政府单纯经济发展型的职能已不能适应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要求.农村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在于,校正政府公共治理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政府公共治理和谐：农村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

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根本在于政府公共治理的和谐。现阶段农村社会不够和谐,从治理角度而言,主要在于政府公共治理的失衡,即政府单纯经济发展型的职能已不能适应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要求。农村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在于,校正政府公共治理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社会管理创新中社区自治的逻辑演进

社区自治是现代社会管理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社会管理从单位管理向社会治理的格局转换,使社区自治的发展空间得到极大拓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自治的发展轨迹呈现了组织结构的分化与整合、从垂直到网络的权力关系重建以及公众参与功能转换的内在演进逻辑。在以治理为取向的社会管理格局中,社区自治发展应与政府社会管理创新有机结合,力求达到"管"与"治"功能关系的协调均衡,以形成现代社会管理的坚实基础。     

服务型政府构建:交易费用与"大部制"改革

在我国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治理型政府的转变过程中,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安排方面亟待改革和完善,管理中决策质量不高、执行力不强、战略管理思维狭隘、协调困难、调控与监管不力等问题时有发生,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府在公共服务、履行经济和社会职能等方面存在着大量交易费用.2008年的大部制改革,强化了宏观调控,整合了政府职能,提高了办事效率,是降低政府交易费用的积极响应.从行政权力接受监督、明确政府和市场边界等方面来进一步完善大部制,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有效路径.     

服务型政府构建：交易费用与“大部制”改革

在我国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治理型政府的转变过程中，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安排方面亟待改革和完善，管理中决策质量不高、执行力不强、战略管理思维狭隘、协调困难、调控与监管不力等问题时有发生，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府在公共服务、履行经济和社会职能等方面存在着大量交易费用。2008年的大部制改革，强化了宏观调控，整合了政府职能，提高了办事效率，是降低政府交易费用的积极响应。从行政权力接受监督、明确政府和市场边界等方面来进一步完善大部制，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有效路径。     

嵌入性治理：公众利益诉求理性表达的路径探析——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为视角

社会协同是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的核心内容,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过程是多重张力催生的结果。通过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将促进基层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以此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当前,由单纯的政府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发展态势下,民间组织的嵌入性治理可以有效发挥其整合分散公众利益诉求、实现公众与基层政府信息的双向传递及合理分担基层政府部分社会管理职能的功能价值,通过政府—公众间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双重目标。     

政府社会管理改革:一个理解框架及其解释

社会管理作为政府一项基本职能,其正当性、范围和方式受国家构建和行政模式的影响和约束.目前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仍旧是一个未完成共识的研究议题,从公共责任类型和公共政策取向这两个维度构建理解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框架,可以避免对政府社会管理的片面认识,可以发现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旨在于如何消除对全能政府的依赖,并在限制强制性权力行驶中改善公共服务,其政治思维倾向和价值追求不是以维持社会稳定为目标,而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取决于政府角色认同的转变和治理机制的设计,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则应当融入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行政审批标准化管理的内涵、作用和局限性

作为一种管理社会的行为,行政审批需要通过特定组织(行政机关)来实施,因而具有引入标准化管理的基础。行政审批标准化管理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法律规定细化操作细则,也不能局限于公共行政服务的标准化,而应当围绕行政审批改革目标,依法运用信息化手段,实现行政审批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的不断优化。行政审批标准化管理对于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推行可复制的行政管理体制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但行政审批也有它的局限性,适度、合理的标准是行政审批标准化管理成功的关键。     

试论政府转型的目标模式

政府转型是指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政府行为不断规范,政府角色更加明晰的系统过程,是我国政府改革的基本目标。政府转型的目标模式应立足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通过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实现我国政府在施政理念、政府职能、管理方式、绩效标准等诸多方面的全新转变。     

我国知识城市构建中的政府职能研究

在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将现有的原型城市转型为可持续发展的知识城市,构建起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城市发展道路,已经成为摆在我国城市治理者面前的重要任务.知识城市赋予城市新的职能,在明确了知识城市政府管理定位原则的前提下,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在政治职能上要制定一份具有全球战略眼光的知识城市发展蓝图;在经济职能上要完善城市知识基础设施,培植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在文化职能上要打造城市特色,增强城市凝聚力、吸引力和辐射力;在社会职能上要密切政府与公民社会关系,提高生活品质.     

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的历史变迁

治理结构问题是治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影响着治理的效率。从行政视角出发,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经历了一个较大的转变过程,纵向由多层级的集权政府到少层级的分权政府;横向由蜂窝状结构到区域网状结构;治理机制由同质同构的单一化机制到多任务委托——代理机制。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虽在经历巨大历史变迁,但治理结构部分领域的改革尚需继续稳步推进。     

西藏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分析

西藏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是西藏地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是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小康社会建设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充分认识西藏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西藏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有助于改进和提高西藏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治理方式,提升西藏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实现对西藏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管理。     

治理中的伙伴关系: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的合作

作者通过对公共事务治理结构变迁的分析,讨论了非政府组织在多元主体治理格局中所日益发挥的重要作用,指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公共事物的治理中既存在竞争,又存在合作,二者只有在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依赖、开展多种契约性、制度性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良性、友好的伙伴关系才能实现对现代社会的有效治理。     

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路径优化再思考——基于新公共服务的理论视角

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核心价值诉求在于,强调公共管理的本质是服务,政府和公职人员的根本任务是促进公民的利益表达与实现,而不是试图控制或驾驭社会,最终实现在民主对话、沟通协商基础上政府与社区、民众的合作共治.借鉴新公共服务理论,在当前我国的公共行政改革中,以民众路线为指引,坚持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与施政理念,建立广大民众广泛参与和合作对话的共同治理机制,进而在一切为了民众和依靠民众中,构建一个公民与政府之间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现代服务型政府是不二的选择.     

新时期电子政府的政治影响及其发展

电子政府以公民服务为中心,可通过政府信息和服务平等的配置使得公民获得广泛的参政机会,开辟了一种新的政府治理模式。综合运用引证法、例证法、比较分析法等,以期从政治哲学角度阐明其与政府善治及政治民主的理论契合——能够实现政府信息及服务的平等配置,这不仅需要政府责任感的增强及相应硬件设备的提供,而且需要克服诸如数字鸿沟等现实障碍。此外,新时期电子政府的发展带来的政治影响正在日益显现,对加快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及政治变革产生了积极效应。     

包容性增长和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管理

包容性增长本质上是一种把经济增长过程和经济增长结果有机统一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模式,也是一种社会资源更加公平、公正分配,社会更加有序、和谐发展的社会状态。它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而且更要体现在以非政府组织(简称NGO)为基础的社会管理领域。然而,中国目前仍处于转型时期,NGO的发展在功能缺失、性质定位、内外监督、自我管理、与营利组织和政府机构关系等方面出现了许多与包容性增长相悖的情形。因而,中国的NGO无法发挥在社会资源分配、社会协调发展中应有的作用和功能。借鉴国外NGO发展与管理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NGO发展的实际状况,政府应通过更大规模地有序地向社会组织开放市场,加大对NGO的财政与政策支持;引导监督与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并举;行业协会服务协调与监督管理并重;NGO自治管理与内部监督共同兼顾等方式,改革与完善中国NGO的发展与管理问题,从而使中国的NGO在推进社会包容性增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国社会和谐治理中非政府组织角色浅析

促进社会和谐是党的十七大报告的重大主题,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面对这项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伟大工程,政府仅仅依靠自身力量显然力不从心。作为政府体系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非政府组织理应科学调适自身角色,主动融入发展大局,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从而顺利实现和谐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