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认同与主体建构

消费认同是新生代农民工重新定义自我存在与主体建构的能动体现.引致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认同的本质在于:弱化阶层属性的新策略、身份认同的新转向、主体建构的新机制.在"留不下的城"与"回不去的乡"之间,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依然没有定性的归属,消费认同本质上成为他们寻求自我存在和本体性安全感的重要渠道.但是,这种基于消费实践的消费认同与主体建构,是否会陷入过度消费的陷阱,造成认同的扭曲,依然是我们今后要积极面对和重视的一个现实问题.     

空间优位与认知图绘——詹姆逊的后现代空间理论评析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既是一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论战的背景下,詹姆逊的后现代空间理论应运而生.他认为,现代社会是由时间体验主导的,后现代社会是由空间范畴主导的,特定的空间转换可以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区分开来.进而言之,现代主义是时间性的,而后现代主义则是空间性的.由此,在研究后现代主义的过程中,詹姆逊对空间尤为关注,形成了其后现代空间理论.詹姆逊的后现代空间理论强调空间优位,有其自身的形态和特征,能够以"认知图绘"加以把握,为我们研究后现代社会提供了一定借鉴.     

"文学性"消解的后现代症候

"文学性"问题,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范畴.尤其是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文学"和"文学的"同样成为了问题.值得认真辨析和进一步清理.近来,美国后现代理论家大卫·辛普森认为,当今世界出现了所谓"后现代文学性统治".这一说法,引起不同的反映.在我看来,只有在对后现代文学性问题各种看法分析的框架中,才能看清后现代文学性问题的症结所在.因而本文的主旨在于:分析文学性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语意滑动,并根据当代生活世界及文化现状考察文艺学转型问题.     

政治经济学与欲望

强调表现(representation)或中介(媒介)的不可避免性,是后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特征。诚如德里达指出的,“事物从来不是整个地在场的”。与现代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围绕需要的满足建构了有组织的社会王国相对,后现代政治经济学家建构了作为符号系统的社会秩序。“需要”问题是后现代政治经济学家与现代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当现代主义者强调事物的满足需要的属性和无联系的商品形式时,     

论王家卫电影的主题风格

作为华语影坛大师级的导演,王家卫电影保持着一以贯之的风格化特点,即通过独特的影像语言展现出现代都市中人们的高度抽象化的生存状态:挣扎、逃避、漂泊、孤独,充满不能回避的宿命感的荒谬世界。其电影中所表现的共同主题是以"人的身份"和"人与人的关系"为逻辑起点构建起的完整严密的框架体系,这些主题在其不同作品中的反复出现,在时间轴上形成一条纵向演进的发展轨迹。     

新农村法治主体的文化生成——以法律文化创新为视角

新农村法治主体的文化生成是法律文化创新的逻辑使然.法治主体的文化创造性、法治实践的文化限制性与法治建设的文化发展性构成了新农村法治主体文化生成的基本缘由;历时性概念的"传统与现代"、区域性意义的"先发与后至"与结构层面的"显性与隐性"形成了新农村法治主体文化生成的现实语境;制度建构中的文化继承与更新、法律教育中的文化传播与接受及法律实践中的文化创造与超越是新农村法治主体文化生成的具体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现状及其引导

转型期的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具有多元、异质、矛盾、失衡、冲突等共性特征,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城乡文化的碰撞、不同身份的差别待遇等引致的价值观冲突是其典型特征,具体体现在政治与认知、工作与职业、文化与教育、尊重与诉求、交际与交流、婚恋与生育等方面。应从主体性、多样性和统一性出发,以解决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现实障碍为目标,来加强引导。     

绚丽的魔幻世界与混沌的癫狂个体——电影《无极》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意味探究

电影《无极》以充满后现代式寓言的先锋姿态,开拓了新世纪电影影像语言表达的崭新领域。本文试图撇开大众舆论对于《无极》的种种指责,以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为基础,去重新解读隐藏在《无极》内蕴中的新鲜元素,为中国电影在新世纪的发展寻求可供借鉴的资源。     

网络语言意义建构的哲学思考

网络语言是以日常语言为基础创制的网络交际符号系统.网络语言意义的建构颠覆了传统的"逻各斯",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种挑战,同时又体现了现代与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网络交际具有"在场"性与"非在场"性的矛盾性,意义建构则彰显了这种矛盾与统一.网络世界的主体是充满个性与多元性的群体,它的综合统一使得网络语言具有丰富的形式和内容.网络空间的出现不仅是现代网络技术发展的结果,更是语言创造的结果,是语言创造了一个不同于物理世界的网络世界,从而为人们拓展了交际与思维的空间,也拓展了人们的生活世界.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厦门市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是社会稳定与进步的重要影响因素。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生活方式与老一代农民工有明显差别,他们的"城市梦"更执着。厦门是新生代农民工聚集的城市,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分析厦门新生代农民工当前面临的困境,以社会工作视角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提出解决对策,以期更好地服务新生代农民工,团结新生代农民工,共同推进厦门市文明城市建设。     

沉默的理性——卡夫卡与西方现代文化精神

作为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家,卡夫卡的创作中表现出另类特征的“现代性”:一方面与现代理性精神大相径庭,表现出对“人的主体性”理念的质疑和颠覆;另一方面又与现代主义非理性格格不入,其对于“自由”理念的考量以及逼真的叙事风格,令人联想到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这种特征正是卡夫卡所接受的西方现代理性与其内在的犹太文化意识交互作用的结果。     

当代艺术生产对都市人审美意识的培养

艺术生产在都市人审美意识的培养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艺术生产培养了都市人理性化的审美意识 ,主要表现在对自身平民身份的认同 ,对都市社会关系的主动认可 ,对自身独立人格理想的顽强追求等 ;艺术生产也培养了都市女性的审美意识 ,并使其逐渐走向成熟 ;艺术生产还培养了都市人的后现代审美意识与时尚审美意识 ,从而推动了都市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的建构。     

从反本质主义的“身份”到逆向文化策略——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观探微

文化身份长期被视为固定不变的本质。然而,斯图亚特·霍尔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视角出发,对"正统"文化身份发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和质询。霍尔以微观话语视角切入文化身份议题,揭示了宰制性资本主义主导权力话语对从属社会群体和边缘民族文化身份压制和剥夺的实质,对意识形态的霸权微观机制给出了新的批判维度。与此同时,霍尔还致力于逆向文化策略的探索,以期通过话语斗争夺回文化身份署名权,力图实现文化身份被压制后的重返。当今,后现代的全球化进程促使文化身份焦虑问题愈发凸显,霍尔的文化身份研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演进的回应,为"反抗霸权阶级及其盟友"的压迫提供了崭新的视野和工具,对其深入阐析有助于推动文化身份问题的中国省思。     

遵循习近平文化思想 建构新时代主流文化认同

中华文化复兴需要打造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主流文化。这种文化的解释力源于对社会现实的理性认知和对人生价值目标的正确引导，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复归人民的主体性价值，藉由建设主体多元化激发创新活力，借助价值认同扩展认同主体范围，并依托公共文化服务凝聚社会主义公共精神，进而通过视觉文化载体增强传播成效，运用前沿科技营建现代大众传播体系。于此之中，主流文化认同的解释性建构为主体性建构奠定认同情感基础，主体性建构为实践性建构培育践行主体，而实践性建构则为解释性建构提供经验材料和现实佐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它们组成层层递进、紧密相连、有机统一的整体性建构体系，并为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形塑与巩固提供着强大动力。     

后殖民主义与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

在当今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里，"后殖民"倾向的确是存在的，因而对其进行批判是必要的。然而，这种批判应当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而绝非简单地搬用西方"后殖民"理论所能奏效的。事实上，此类理论的滥用和泛化，已造成对正常文化交流的怀疑和恐惧；其旨在消解"启蒙"、"现代性"而崇奉"后启蒙"、"后现代性"的价值取向，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亦是不利的．其实，要真正从根本上抵御"后殖民"的进攻，惟有建构"以当代为核心，以纵向传统与横向现代的双重复合"的新型文化形态，才是可能的．     

以“人”为中心引领都市文化建设

以"人"为中心,就是一切以人的需求和发展为出发点.这一理念在都市文化建设中,就表现为在对人的高度关心的基础上寻求实现现代都市发展目标的最佳途径.具体地,从社会即都市的"外部"角度来看,以"人"为中心,是指一切为了大众,即尊重大众、服务大众、方便大众,树立"一切为了大众"的都市文化建设观念;从都市自身发展即都市的"内部"角度来看,以"人"为中心,是指一切从市民出发,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树立"一切从市民出发"的都市文化发展观.由此可见,不论从都市"内部"还是"外部",都市文化活动都是围绕着"人"、以"人"为中心的活动.因此都市文化建设,必须遵循以"人"为中心、引领都市文化建设的原则,才能最终实现都市文化建设的目的和意义.     

也谈"从契约到身份"--对第三法域的探索

近代社会中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在现代社会中正转变为"从契约到身份"的运动.确定强势主体与弱势主体这样一种"新身份",成为第三法域的显著特点.这种新身份的形成,导致新的法律调整原则、新型的权益观以及新型的法律调整模式等一整套机制的形成.     

日本的自我身份建构与冷战后战略文化的嬗变

要理解一国的战略偏好和战略选择,战略文化无疑是不可或缺的视角。近年来日本以选择冲突型战略文化为背景,战略偏好和战略选择总体呈进攻性的特征。这种现实主义的战略文化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新形势下重构的结果。国家对身份的自我建构是推动战略文化重塑的重要机制。日本政治精英正是在历经冷战以来三个阶段持续建构的过程中,通过与自我建构的身份规范相适应的价值理念和情感选择两个维度的传导作用,实现了对战略文化的重构。由于所建构的身份具有强烈的角色身份指向,基于其固有的显著性,日本战略文化的转型必然以冲突型为依归。环境认知、政治程序、联盟结构等三个层面的变化表明现实主义的战略文化已在日本产生了较高程度的内化。     

文化战争:现代和后现代的论争

本文从文化角度分析了现代和后现代问题。通过历史描述，作者认为，现代主义是追求自律的唯美主义，而这一时期的先锋派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则反其道而行之。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先锋派也被体制化了。随着先锋性的丧失，现代主义所刻意强调的物质现实和艺术之间的界限也消失了。     

重识后现代－－兼论后现代语境中的中国电视文化

本文站在当代全球化背景的立场来重新认识“后现代”概念 ,指出 ,应从与现代主义相比较的角度来界定后现代的特征 ,进而对处于后语境与信息社会中的中国电视文化作了剖析 ,认为 ,在后语境中前现代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现象是互渗的 ,而且 ,对于“本土化”和“精品意识”的理解 ,也应既体现民族性又体现开放性。